90年代下崗潮（網絡圖片）
一
我的童年屬於一個集體所有製碳黑廠的工人宿舍。下崗潮之前的人們生活地很辛苦卻很充實，有時候甚至是對生活滿足進而有一種自嘲的快樂。每天下班從碳黑生產車間出來後每個人比非洲人都黑，然後大家都去廠辦澡堂洗澡，整個澡堂裡瀰漫著男性身上的汗味兒以及暗藏其中的雄性氣息，洗完的人們從澡堂裡出來彷彿獲得重生一般回家，看電視，吃飯，老婆孩子熱炕頭。
而孩子們大多在寫作業，寫完的開始出來踢球，用模擬手槍對射。夏天裡男人們會聚在蛾蟲飛舞的路燈下打牌，每個人都得意地叫嚷著，用白天沒有消耗完的精力猛地把牌甩在桌子上。興盡之後回家睡覺，然後又是新的一天。
但是一切最終還是被毀滅了。劉歡煽情地唱著《從頭再來》，黃宏一介廠長卻更煽情地吆喝「我不下崗誰下崗」。金字塔頂的精英們說國企效益不好，要改革，要犧牲，要下崗，會陣痛。而地方的「父母官」們在每一次大潮面前都會想盡辦法鑽營和苟且，以謀求最大的利益。同樣是變賣國有資產，那些效益不好的廠子往往沒人要，江湖上的商人們首先相中的是仍然過得不錯的企業。於是市裡的領導們組成了以化工局長為首的領導小組，來到廠裡要求這個仍在盈利的巨型飯碗停工，然後接受整頓。
整頓的結果，就是把我們廠賣給了一個山西的商人。但是權貴資本家並不生活在一個田園詩的天地裡，中共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決定了要有一大批四十多歲正值壯年、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女人們必須滾出他們賴以生存的環境。他們是父母，是子女，但他們如果不再是工人，將會過得非常艱難。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謀生技能，再學習新的本領也太晚了。
下崗，是一種集體的絕望。
我的父親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他原本是這個工廠的生產調度主任，但是最終卻被別人取代。他失業後為了一家老小，做了許多買賣，但之前的都失敗了。後來終於有了自己的一個小工廠，雇了幾個人一起生產，不斷改進工藝，現在過得也挺好。由於廠裡活兒不累，只是要求細心，他都雇上了年紀的工人，這裡邊就有當年一起下崗的。
後來父親有一次與我的一個舅舅聊當年的那些事情，酒過三杯的舅舅對父親嘮叨著當年的弟兄們現在混得有多慘。沒錯，廠裡的司機下崗了，他沒錢買車，買了一輛小三輪上街拉客，沒準哪天被罰的錢比一天掙得還多。樓上的李叔喜歡釣魚，有時候釣的鱉摔到我家院子裡還能被我的貓兒捉住。他下崗後總是喝酒。對門的趙伯是一個手藝精巧的人，他下崗後總是與老婆吵架，然後喝酒，或者喝醉了再與老婆吵架。
他們都死了。李叔死於肝病，趙伯酒後被老婆關在門外凍死，司機的死因我不清楚，但是我想，當他們被趕出工廠的時候，他們已經死了一半。
我們家後來搬走了，搬到了一個看不見碳黑廠黑煙的地方，在這裡我媽媽可以自己種點菜，家裡的貓也不必擔心被空氣中的炭黑染成灰色，我也未曾回去過那個工人宿舍，因為那兒已經沒有了那些豁達開朗的男人女人們，有的只是如斑駁青磚那樣的歲月痕跡，我記憶裡的他們，越來越模糊，一個個灰濛濛的，走進了黑白照片一樣的歷史。
我後來才知道，當年那位勒令我們廠停產的化工局長以前也是我們廠的職工。我很想問問他砸掉幾千人的飯碗是什麼感覺，特別是這些人中還有不少夥計與他熟識。可惜我沒這個機會了，因為他與一位搞石化的商人一見如故並挪用了幾千萬的公款給對方，希望在我們這個小地方做點石化工程。很實誠的化工局長甚至在石化商人消失後還拚命忽悠上級派來的巡視組，但是他沒有想到巡視組的領導就是石油工業的老前輩，在質問局長「油放哪裡」「怎麼防火」等專業問題後，這位領導用豐富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告訴局長大人：「你被耍了。」
捅了大簍子的局長傻了眼，為了保住他狐朋狗友們所謂的大局，局長在接了一個電話後，從一個超市的頂樓跳了下去，他就像李叔家摔下的那隻老鱉直直跌落，雖然他的肉體止於地面，但我想他的靈魂可能會直達地獄，估計這次他在那邊要向牛頭馬面好好交代一番了。儘管局長很可恨，但他應該也是跟隨中共的受害者之一。
二
剛上小學的時候，銀行網點裁撤，父親工作調動，家裡搬過好幾次家，我也轉過好幾次學。那個時候家境算是殷實，我也還小，沒覺得後來會遇到那樣大的坎。
調動後，來了新領導，我父親因為一些瑕疵被工行掃地出門。其中有各種人事上的矛盾，有我爸控制不住的爆脾氣，也有中共國大環境的因素，算是非正常下崗，彼時工齡近二十年卻還賠了一筆錢。好多個夜晚，我父親跟領導意見不合，拍桌子又摔杯子，我母親萬般無奈，讓我這個一二年級的小學生進會議室勸我父親。
和大多數家庭一樣，下崗後第一件事就是搬出公家的房子，去到一個沒有熟人的地方。自尊心作祟，雖然誰也不認識誰，但其實大街上游蕩的全是下崗的人。
那個時候上街最常聽見的是「下崗牌」滷雞蛋的叫賣聲，後來規定叫賣聲裡不准提這兩個字了。
二十世紀初，同整個社會一派欣欣向榮不同，我家過得一天比一天慘，真正意義上的拖家帶口卻居無定所，我在三年內轉過四次學。最開始是搬回鎮上做小生意，這是我媽拿的主意——她埋怨父親的種種不力，所以她要來當這個家。一切就是這麼的不順利，一方面父親自尊心不能接受，情緒越發不能控制，另一方面我母親又總以失敗者的眼光來看他，於是，家裡失和，矛盾激化，這個時候工商稅務也逼得緊天天上門要收錢，我媽死活不繳，我還看到過傳票什麼的，最終店子還是被逼關門了，我爸性子急，一直覺得應該一刀捅死上門收錢的工商稅務，但很快被大家勸出門打工了。
打工就是那十年的主題詞，家家戶戶都出門打工，我還小，回鄉下成了一名「留守兒童」。
父母去北京打工，沒半年遇上了非典，回來時大概真的是身無分文了。炎炎夏日，我爸騎著一輛自行車，去討一筆無法追討回來的債，那是快十年前家裡情況好時借給一個包工頭的幾千塊錢，討債方式很簡單，包工頭走到哪，我爸跟到哪，跟他吃跟他住，這是一筆到死都沒要回來的錢，也是一顆家庭矛盾的種子。
而我在鄉下的情況也不好，很瘦，極度缺乏營養，因為鄉下衛生環境差，我的皮膚很不好。人會被命運作踐，我媽回來後開始「鋌而走險」去賭博。那時已經連賭本都沒有了，而且還被公安局給抓了，錢掏出來全是十塊二十塊，別提有多狼狽。
我還有一個哥哥，他大概是這段艱苦時期最慘的，他上高中我家卻掏不起學費，經常期末了學費還沒交，他對我爸的怨念在那時達到了頂峰。
我爸在家的時候，會在後院自己栽的絲瓜藤上敲兩根絲瓜，然後放兩個雞蛋一碗湯，爺仨吃。他大概當時很崩潰，已經快到買不起米的地步了，家裡的首飾、大件，最後自行車都賣了，跟爺爺奶奶的關係也是這時候變差的，因為我媽連結婚時傳家的首飾也賣光了。我媽又總刺激我爸：「你個子大有什麼用，你找不到事做就上街拉板車去。」
這段無業遊民的日子時太陽火辣辣，我爸一身背心短褲，騎一輛自行車遊蕩，找找這個前戰友、前同學，找找那個親戚，總是這個小區、那個單位連門都進不去。
最低本錢的生意是什麼呢，大概就是去菜市場賣菜。我父親隔天去藕塘收購，我媽則到菜場去賣藕，生來就不會幹這一行，加上這是一遠房親戚引進門的生意，構成了競爭關係，不好繼續做下去。
有一段經歷比較刻骨，一個冬天的雨夜，我爸騎摩托車帶我從老家回縣上，摔車了，我爸問我有沒有事，我說沒有，然後他扶起車來繼續走，其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因為摩托車還是借的。
我爸那天穿的皮夾克磨破了一個洞，那是大概是他人生最後一件新衣服，非典那會去北京打工時買的。很多年後，網購流行起來後我在淘寶他買過一件假阿迪達斯外套，他轉手就給賣掉了，又穿回了那件皮夾克。
菜都賣不下去後，做生意的親戚接濟我媽300塊一個月去幫工，還借了幾千塊錢。我爸買了輛農用三輪車去跑短途運輸，你見過誰每天早上梳頭整整齊齊，穿著羅蒙西服去跑運輸嗎？我爸非常喜歡這輛三輪車，因為每天出去就意味著幾十塊錢收入，收工回來還要擦得乾乾淨淨。
那個時候我已經有虛榮心了。有一次同學說看見我坐在父親的三輪車上，後來，在城裡我都會臥倒在貨箱中，以免再次被誰看見。
我每天放學，都在街邊做作業，在草地上和其他同學打架，或者去打乒乓球，差不多天黑了回家。打開搬了N次家還沒扔掉的破彩電，舊燈管做的天線只有一兩個臺，我只記得那個科教頻道了。
晚上八九點，我看著電視，一連串咚咚咚聲音，就是我爸回來了，他最後半條街會提前熄火，只靠滑行恰好到院子門口。然後爺倆煮一鍋白菜燉圓子解決晚飯。
這個時期，我媽上班用的一輛自行車被偷了（很可能是我沒有鎖好），我爸歇斯底里了一晚上，永遠是那些舊事。誰能體會我爸心裡的滋味呢？
一次週末我鑽在副駕駛，陪我爸出去跑運輸。午飯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拎著性子了不吃「三元飽」。我爸說，那我們炒一盤豆皮炒肉，我倔著說不。以前在銀行的時候，我爸會點一桌子的菜來滿足我，但是那天我爸狠狠地打了我。
還有一次我拿壓歲錢偷偷買了輛遙控車，我爸把我踢了一條街，為的是讓商家不得不把這車退掉。我爸的自尊心大概那個時候就碎掉了，有段時間我爸總是念叨自己的名字說，我不是誰誰誰，而是誰誰。
真的很慘，腰椎間盤突出，我爸痛得起不來床，卻捨不得錢去看醫生，只能硬抗著，把繩子捆在腰間，用凳子綁上，自己拽著做拉伸。
那時我還小，很多難聽的話都聽不懂，現在回想起來，身邊有很多人，都不好。
勢利的數學老師是班主任，對我這樣一個從「鄉下」來的借讀生很不滿——實在交不起借讀費，託了幾層關係找到市教育局領導免借讀費入學——所以對我百般刁難，言辭侮辱。
我那時太小，只以為是老師要求嚴格，不很上心，現在回想這就是歧視。實際上那會，我學習、人緣都很不錯，還因為打架幹勁足常幫同學出頭。記得有同學單純地跟老師說，數學競賽不去了，要把名額留給我，到今天都印象深刻，雖然現在我都記不起他的名字了。
再往後我爸媽回到鎮上，與親戚合夥開小超市，算是趕上了做生意的晚集，後來還盤了一間網吧。陸續有能力還債，但是是以透支健康為代價的，我爸晚上在網吧招呼，白天又在看店，那個時候他們動力很足，因為我家還沒有一間房子。
境遇有所改觀，但人就是這樣，受苦過後就開始變得貪婪，我媽沈迷於地下六合彩，後來又去做直銷，做保險一心想要發財，跟一幫狐朋狗友動不動去哪兒考察學習，事實上最後都賠了錢，幻想發財與詛咒我爸就是她一生的主題。
不幸最先擊垮的是我父親，我上高中的時候我爸患病了。有醫療條件的限制，也有主觀上的不接受與不主動，還有客觀上的經濟實力不足以治病，我家因病返貧。
很多年後，我翻開塵封的抽屜櫃，裡面有三部分內容，老照片，舊時工作筆記與各類證書，以及一大摞病歷本。其中有省城醫院的住院日誌：「病人要求出院解決經濟問題」。這一次，他錯過了最好的治療機會。
看病第二年，我上大學了，我爸帶我去武漢。他的戰友開車接我們，請我們吃了一頓飯，三個人，滿滿一桌子菜，怎麼吃也吃不完。我爸將他當兵時上下鋪兄弟之間最後一點友情也折現了，最後他們送我上火車去外地讀書。
一直以來我都有厭鄉情節，這是要去外地讀書的原因。
他在我大二上學期，開學沒多久後就病重去世了。去世前還一直嘮叨對不起我哥，家裡條件太差，讓他在人生最關鍵的時期耽誤了。而那套從銀行時期穿到人生最後一刻的羅蒙西服，被送給了背屍人，皮夾克大概是給他燒了吧，他最常穿的衣服。
我爸還在的時候，有一次躺在床上休養還對我說，其實他是一個好人，雖然這些年生活過得狼狽，但是他是一個好人，這不是他自己的評價，而是一位老太太的評價。有一天早晨，小店開門後發現一個老太太臥倒在街邊，爸扶了她起來，聯繫了她家人，這位老太太走的時候說我爸是一個好人。
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沒有趕上見父親最後一面，不知道他臨走的時候說了什麼，後來我看過出院單據，知道他飽受癌痛和腹腔積水的痛苦。在火車上知道父親走了，我竟然出乎意料的輕鬆，眼淚一直忍到了殯儀館送走遺體的時候。
這就是我爸，一個平凡人的人生最後十年，不管他脾氣有多不好，但是這個中共國絕對地對不起他。
陰差陽錯的是，我畢業後還進入了國企，還是媒體上形象最差，最為百姓詬病的國企，雖然身邊的人都很滿意，但我不認為這是命運對我的「補償」，因為我不覺得我適合國企的氛圍，也不覺得國企能有多好。或許是運氣不夠好，我進入這家公司時，先是反腐降薪，後是行業整體形勢惡化，待遇遠不及預期。
國企裡混日子的人太多，而且努力的人不一定有混日子的人過得好。最終這一批蛀蟲會綁架國企，開也不是，不開也不是，而國企會成為整個國家的蛀蟲，倒閉吧國家命脈肯定不行，只能不計成本的輸血，直到大廈倒下。或者另一種可能，那就是新的一輪下崗裁員。
我從上一輪下崗潮的受害者，變成新一輪下崗潮的支持者，你說這種變化奇不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