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5日，北京某建築工地（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2月17日訊】大陸的房地產是人們經常討論的話題，它和民生有關，與經濟有關，甚至能影響世界經濟，但是海外的媒體其實是不能準確掌握實情的，它們一般只能通過中國共產黨方面發布的信息瞭解情況，而共產黨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騙，它公布的信息幾乎都是造假的，建立在虛假信息上的議論也就沒有什麼價值。
文昭說在得不到官方準確真實的信息數據的情況下，根據自己的瞭解和掌握的情況做出判斷，反而比較可靠（大意）。我很同意這種觀點。我是北京市市民，在中國大陸在北京生活了60年。我在體制內，就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直屬機關團中央系統的中國青年報工作了34年——1985至2017年。而且中國青年報分給我一套房，它作為開發商建造宿舍樓的時候我又買了一套房。我也瞭解我一些親戚的住房情況，他們都是老北京，所以我敢保證我對北京房地產的真實情況是很瞭解的，這種情況與外界包括海內外華人，華人自媒體，北京人之外的中國人瞭解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一，1997年住房改革之前在北京市有城市戶口，有住房的人，現在幾乎都有商品房或者住房。
中國是1997年開始房改的，在此之前如果你是北京市的市民，有住房，有單位，一般來說你現在都住上了商品房。樓房。
那時候北京市市民如果是有正式工作的，單位會分房。中國青年報1996年12月分給我一套兩居室。這套房是在朝陽區望京花家地金興路。是朝陽區武裝部（負責徵兵和民兵訓練的政府部門，也是軍事單位）開發的宿舍樓，我們報社的黨委書記任照聯繫，報社買了一棟樓，48套房。
90年代初，中國青年報就瞎折騰，取消了我們群眾工作部，我就沒事幹了。報社讓自己找部門接收，這就很麻煩，因為誰也不願意要人，人多了獎金就少了，每個部門的獎金是固定的，工作可以摻水，人越少越好。我就受盡了磨難，但是我死活不想調走，因為單位分房都是按照本單位的工齡，一旦離開，去了新的單位，分房就沒有希望了。我們報的評論員馬少華，原來是一家報社的，考上了研究生，就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分房資格。畢業後來到我們報社。但是後來又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這樣始終也沒有分到房子。後來是自己買的房子。所以我硬是忍著屈辱過了好幾年，終於得到了一套房的回報。居住面積60平方米，建築面積近80平方米。
我一個小姨子在麗都飯店的幼兒園當老師，這個飯店是中國與新加坡合資的，對外飯店，好像是四星級。職工待遇比較好，她才20多歲，還是個普通的職工，都分到了一個小兩居。塔樓。地點在望京南面，機場路邊上。現在看位置也很不錯。也是四環路外側的邊上。
妻子的大妹妹是校辦工廠的職工，而且那個學校只是西單宏廟小學，丈母娘在那裡當老師，所以學校是不可能分給她房子的。再說，這個校辦廠1997年之後就承包給外人了，每個月給她幾百元，不讓她上班了。她丈夫是街道辦事處下設的集體企業，針織廠，也很早就下崗了，什麼工作都幹過，包括出租車司機。他們家是哥兒仨，他父母有一間平房在北京師範大學東面的胡同裡，給了他，結婚後住在那裡，2000年後，夫妻倆咬牙在東郊，買了一套經濟適用房。他們是一個女兒，等於以後也不用著急了。因為一般都是男方負責解決住房。
我二姐夫在北京市公用局煤氣研究所工作，也分了一套二居室。三姐夫在北京大學化學系當工人，實驗室的，也在學校附近分了一個二居室。大姐夫是北京花絲鑲嵌廠工人，大姐也是，夫妻倆1980年代就分了二居室。但是那個二居室是舊的戶型，沒有門廳，只有過道。
我二舅在銀行工作，而且是1949年之前就在銀行，那時候肯定是國民黨政府的銀行。傅作義起義，北京和平解放，他們屬於政府，所以算起義人員。90年代中期之前，他在西城區金果胡同住平房，之後銀行分房，他搬到了豐臺區的蒲黃榆，三居室。不過那時候的樓房面積都比較小。沒有電梯。後來他的第四個女兒在附近給她買了一個大三居，一層，有院子，可以種菜，不必爬樓，近似別墅，那套小三居就歸了這個女兒，但是那三個姐姐很不滿意。
這個女兒叫王欣，在銀行工作，因為我二舅比較聰明，我大舅在銀行的工作也是他給找的。小女兒的工作自然也盡量找銀行的，她男人也是銀行的。後來，2015年前後，他們的女兒我二舅的外孫女，大學剛畢業就結婚了，22歲，因為男方的父母也是銀行的。這小兩口也進了銀行，一家子都是銀行的，而且公公還是個小幹部。王欣的大伯子就是她男人的哥哥了不起，是中信銀行國安足球俱樂部也就是北京國安隊的負責人，所以就有勢力。他弟弟的女兒結婚都很排場，家裡很有錢。我二舅那年也快90歲了，跟我吹牛：「我那外孫女家裡別說有多少住房，太多了，不用說了，只說每個月交的物業費就很可觀。」那個年月銀行的工資很高，銀行幹部掌握著貸款的權力，那時候貸款非常緊俏，各企業都需要貸款，所以銀行的人就很有勢力，有勢力就有錢，就有房。人家也機靈，女兒剛剛大學畢業就結婚，甭問，孩子也少生不了。捷足先登。共產黨的天下，許多事情根本沒有公平性，就看誰腦子好使，見便宜就趕緊撿。現在不想生孩子的才是傻瓜！
但是我岳母比起他們就傻多了。她家2001年之前一直住私房，文革之前就開始住了，文革中共產黨要求房主把房子交給國家，房管局管理。90年代，北京市的私房都要退給房主，但是因為岳母的單位沒有房子，就拖著。1998年前後，最後一次分房，單位給了她一套在三環路附近的學院路的樓房，但是她嫌遠，不要。她雖然訂了報紙，北京日報，但是幾乎不看，也不瞭解這國家已經取消了福利分房，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妻子那時候跟我交流也少，因為我被中國青年報打成待崗職工，我們之間的關係也一般，我也沒心情經常去岳母家，我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知道的時候木已成舟。2001年前後，她退還了私房，西城區教育局給她18萬元，這筆錢當時夠交一個首付的。但是老兩口也不買房，小女兒又買了一套房，就把麗都飯店分給她的房子借給父母住。他們就更不買了。存著這筆錢，吃利息。小女兒還誇她爸爸：「死攥著這筆錢，比猴還精。」但是共產黨濫發鈔票，房價飛漲，幾年之後，18萬元就連一個衛生間也買不起了。
北京人為什麼基本上都會有住房呢，主要是商品房呢？這與共產黨的政策有關。共產黨一方面絕對不尊重人權，特別是不承認私有財產，後來承認了，但是不承認土地的私有權，這是最大的財產。地球只有那麼大，中國的版圖只會縮小不會擴大，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首都，地皮就更加珍貴。另一方面共產黨又有點尊重人權，就是保證老百姓的起碼待遇，這具體到房地產，就是拆遷補償。過去北京都是平房，最高的居民樓也就是6層，10層的樓全北京只有一兩座。這樣的房子容積率很低，開發商拆掉平房，蓋起20層的高樓，就可以賺大錢。那時候房子不愁賣，將來肯定賺錢，現在沒錢，銀行會給貸款，所以政府、開發商對拆遷戶是保障補償的。補償是三張方式：住房補償，新樓房、貨幣補償；貨幣加住房補償。
如果你家現在住房面積多，人口少，就可以多給房子，多給錢；如果人口多，住房面積小，就多給住房，保證每個人有一定的面積，但是就絕對不給錢了，甚至拆遷戶自己要再交點錢。
北京城基本上拆掉了80%，除了中南海附近、故宮附近拆得少點，別處基本上拆光了。有的地方甚至拆了兩遍！我最近托我在北京的家人買衣服，我讓她們到望京北部、五環路外側邊上的歐尚超市和臺灣人開的迪卡儂體育商店去購買。這兩個超市1997年之前還是麥子地，但是2021年家人就告訴我這兩個超市都已經拆了。那就是要蓋更高的樓！因為拆遷，老百姓就獲得了住房，也可以留在原地，面積少些，甚至要自己添錢。也可以面積大，得到一些拆遷款，那樣的話，就要往很遠的地方搬。許多人就選擇了遠方。所以北京市內，原來的老北京人基本上沒有了，民俗文化完全被破壞了。最典型的是大柵欄、前門附近的商業區、老住宅區，完全拆除重建，完全變了模樣，即是所謂的修舊如舊，也是完全變了樣，我曾經去過，想回憶從前的時光，很失望。基本上都是外地人了，賣的商品完全不對了。外地的食品卻非要說是北京小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