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你可記得1960年飢餓的北京？（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剛從四川、雲南、貴州出差回來。一下火車，北京市蕭條的市面使我大吃一驚。
食品店裡，貨架上空空如也。不，這樣說也許並不確切。貨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櫃臺裡放了一些糖果、點心，旁邊貼著一張引人注目的標籤「非賣品」！這，大概是為了裝點門面，裝點市容。令人看了，白嚥一口口水。菜市場裡，魚肉雞鴨全無。蔬菜也少得可憐，限量供應。我的丈夫老趙在保定工作，兩個孩子都在托兒所，家中就我和母親兩個人。十天供應兩斤菜。食堂裡，也只有一點素菜和鹹菜。偶爾有一點葷菜，還要憑票供應。幹部的糧食定量都削減了。全報社只有陳柏生和我兩人，原來定量二十四斤，此時增加到二十六斤半，體現了黨的政策。原來副食品吃得多，一個月二十四斤口糧還吃不完。現在雖增加了兩斤半，但每頓飯我都要仔細地按定量吃了。早餐二兩，午晚餐各三兩。只因油水少，不到開飯時間，就飢腸轆轆了。我估計，男人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糧，一定比我更加困難。
大家彼此不大敢互相串門請吃飯了。沒有菜，如何招待客人﹖只有這點口糧，光吃飯也招待不起。記得在北京的交大同學一次相約在一位同學家相會。大家不約而同地帶了糧票和菜票，交給主人買菜做飯。
不少幹部開始浮腫了。報社最早浮腫的，是從英國回來的潘非同志和蘇藍同志。他們原來當人民日報駐英記者，在國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較優厚。他們一回國剛好遇到經濟嚴重困難，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適應不了。我的一位親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8年回國後下放到山東農村勞動一年，得了嚴重的肝炎和浮腫。我去看他，他的腹部已腹水鼓起老高。這種病急需營養，可是，任憑你有多少錢，市場上也買不到任何營養食品。他的妻子對我流淚，我也想不出用什麼話來安慰她。
北京的情況尚且如此，全國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幹部得浮腫病的數以萬計，不能不引起黨中央的關注。
在這樣的嚴峻時刻，陳雲同志想出應急之計：從國外進口一部分白糖、麵粉，在國內城市市場上供應一些「高價點心和糖果」，開放一些「高價飯館」，農村和小城鎮則開放一些自由市場。這樣既能使營養不良的機關幹部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國家也可以回籠貨幣。
這個主意看起來相當簡單，卻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一時，各食品店熙熙攘攘，櫃臺前擠滿了購買高價點心和糖果的顧客。我也趕到百貨大樓，買了幾斤糖果和點心。我記得，奶糖六元一斤，點心五元一斤。我買了幾斤，送一半給我那位得肝炎的親戚，一半寄給我在東北撫順礦區中學當教師的妹妹。她那裡物資供應更加緊張，連醬油和鹹菜都要憑票供應。
我也想到高價飯店去觀光一下。我不知不覺，想到五十年代的好時光。五十年代初，王府井的市面實在繁榮。人民日報對面的東單三條一條胡同裡，就有兩家飯店、一家西餐廳和一家小吃店。那時剛實行薪金制。編輯部工作人員的月平均工資約為一百元左右，按那時的物價計算，不算低了。我們的食堂辦得也很不錯，所有的菜都是單炒，一份葷菜不過兩三角錢。可是，人心真不知足。只因掌杓的師傅還是從老解放區來的或解放初期招聘的，手藝不高，炒出來的溜肉片和溜肝尖味道差不多，辣子雞丁和辣子肉丁也相差無幾，我們就送了個「菜無二味」的雅號。食堂的菜吃膩了，便去光顧小飯館。
我們最常去的是一家上海飯館，就在東單三條進去不遠的地方。一間半門面，放了七八張桌子，後面便是廚房。老闆是一位胖胖的中年人，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話。聽說他原是北京鐵路局的留用人員，提前退休開了這個飯館，生意十分興隆。老闆娘是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瘦削的瓜子臉，大眼睛，最引人注目的是額前有道刀疤，雖有瀏海也遮蓋不住。我懷疑她的出身恐怕不是良家婦女，很有點上海灘上「白相人嫂嫂」的味道。
老闆不當職員而來開這個小飯館，很可能出自她的主意。她坐在進門處一張三屜桌後面，職掌收錢的大權。老闆則走出走進，和店員一起端菜、收盤子。我們常常要一份客飯，一菜一湯，三兩米飯。菜也不錯，多半是炒肉絲、紅燒魚塊、溜肝尖或香腸炒油菜等，湯是雞蛋湯或豆腐湯。一份客飯四角錢，吃得很飽了。最貴的菜如炒鱔魚絲、紅燒鯽魚或清炒蝦仁，也不過一元錢左右。我一個人吃，很少吃這種高級菜。客飯的菜雖和食堂的差不多，但味道好些，吃得滿意些。
在那個上海飯館，常常碰到報社的同事。有時我們把幾份客飯合起來吃，便可同時吃三四樣菜。有時換換口味，去吃一頓西餐。一份客飯一菜、一湯、三兩麵包，一杯紅茶，一份果醬，也不過七角錢。到小吃店去吃更便宜了。二兩奶油炸糕，一碗紅豆粥，不過兩角多錢。多走幾步，到東安市場的五芳齋去，吃一碗三鮮餛飩加二兩春卷，也只要三角多錢。一盤什錦炒飯加一碗蛋花湯，也是三角多錢。到北方飯館去，一份豬肝、肉絲炒麵或炒餅，或是三兩水餃，也不過三角多錢。一星期，我平均在外面吃三四頓飯，花不了兩元錢。加上食堂的伙食費，一個月十五元到二十元，吃得很好了，而且花樣翻新，食不重味。
我是南方人，報社南方籍的同事頗多，北方籍的同事常常笑我們「南蠻子」嘴饞，講究飲食。他們多半在食堂吃飯，一個月伙食費只要十二三元。我們比他們每月多花七八元錢，但吃的花樣和質量高得多。就是這樣吃，伙食費不過佔工資六分之一左右，手頭還很寬裕。我還常常招待外地來北京的老同學或朋友吃飯。兩三個人吃飯，兩元錢吃得很好了。同事之間也常常互相請客。今天你請我吃燒麥，明天我請你吃小籠包子，花費不多，交流了思想，增進了彼此間的瞭解和感情。吃飯時的一席閑談，往往比同坐辦公室一年半載瞭解得深得多。結婚成家了，家裡的伙食也不錯。活鯽魚、排骨、豬肝，隨便買。一斤鯽魚不過三四角錢。一斤螃蟹也不過三四角錢。我每月給母親一百元生活費，家用已綽綽有餘。我的工資，供應兩個孩子、母親、保姆和我的生活費，趙寶桐的工資添置衣服、傢俱、文娛費用等等，每月還有節餘。
那時候，我和老趙每月工資三百六十元，正如田流同志講的，上街去，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買什麼就買什麼，從來不用為生活開支操心。當時齊白石和徐悲鴻的畫公開出售，每幅不過八十∼一百元左右。我當然知道，我家的收入大概屬於中上水平，比一般幹部高。比起普通工人、農民來，自然更高許多。但我留心觀察，大多數幹部生活安定，困難戶很少，至少，在報社編輯部沒有聽說要申請困難補助的。我本以為我們的生活一定會愈來愈好。誰知道會遇到這樣的挫折……
我一邊向北京飯店走去，一邊回想著五十年代的生活情景，思忖這情景怕是一去不復返了！
我跨進北京飯店餐廳，原以為，這裡一定會顧客滿座，誰知竟空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我看看錶，十二點一刻，正是上座時候。那麼，是我走錯了門﹖正想退出，服務員迎上來了。我一看菜單，心中明白了。最起碼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要價太高了，這不比奶糖和糕點，三五元一斤，總能吃些日子。這一頓飯吃下來，就是六七元或十幾元，不免使人望而卻步。
我既然來了，只好硬著頭皮點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個菜：罐頭螃蟹燒白菜，五元錢，再要三兩米飯。我不敢要湯了，一個湯又要一兩元。我環顧大廳，空空蕩蕩，十幾張餐桌都空著，心中不是滋味。
不一會兒，總算又來了兩位顧客。服務員讓他們和我坐在一桌，大概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們大約是一對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歲，穿著一套舊的黑呢制服，那是進城後發給縣、團級以上幹部的。他大概穿了十來年，磨損很多，緊繃繃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歲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紅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條綠色軍用呢褲，俗氣得很。他們看著菜單，小聲商量了好大一會兒，服務員站在一旁都不耐煩了，他們才要了一個魷魚炒肉片，菜價十一元，外加兩斤花卷。服務員不屑地撇著嘴唇走了。
菜端上來了。罐頭螃蟹，淡而無味，我只好對付著吃下去。那兩位的魷魚炒肉片端上桌後，小小的一盤。我尋思，兩人如何夠吃呢﹖只見那個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卻只將花卷蘸點湯吃。我想，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當丈夫的一種待遇，有點好吃的，都要讓給年輕的妻子。二十個花卷，他們兩人竟然都吃光了，盤子裡滴水未剩，掃得精光。我不覺看了好笑。
站起身來，走出北京飯店。遠望天安門，依然金碧輝煌，氣象萬千。我的心情卻黯淡無光。冒險到高價餐廳一次，已經夠了。我的錢袋，不允許再到這種地方作無謂的消耗。馬路上只有賣冰棍的，五分錢一支，這倒未漲價。我買了一根，咬了一口，涼意更加襲人。
不久，組織上給十七級以上幹部每月供應兩斤黃豆；給十三級以上幹部還加兩斤豬肉，幫助幹部渡過困難時期。縣城的幹部，有不少人家在農村，可以從自留地找補些糧食。自由市場上，也可買些蔬菜、雞蛋。北京的自由市場只開放三天，又關閉了，我沒有去。報社一位同志，花了二十五元買了一隻來亨母雞，想養了牠吃雞蛋，竟在過道裡搭了一個雞籠，惹得大家抱怨，只好將牠殺掉吃了。有存款的人都把存款取出來買高價點心和糖果，或上高級餐廳。聽說潘非把三千元存款都吃光了。
當然，有存款可吃，有黃豆、豬肉補助，幹部的日子總還過得去。農民可就苦了。1960年我到貴州，分社同事告訴我，貴州農民非正常死亡的有幾十萬人。安徽、河南死於飢餓的農民更多。我家用過一位安徽保姆，她是霍丘縣人。她眼淚汪汪地告訴我，她的母親、姐姐和兩個孩子都在那個困難時期死去；村中的人死去一多半。她開點荒地，想種點紅薯，被村幹部把地給平了。寧可活活把人餓死，也不允許你有一點「小自由」！
這個可怕的年月，幸而結束了。現在，看到商店裡琳琅滿目的食品，看到農民賣糧難的消息，想起六十年代初那些困難的日子，彷彿發生在很遙遠很遙遠的過去。這些都已成為歷史了。
我曾相信，這樣的歷史不會再重複了。可是，在中共統治下的今天，它竟然又發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