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描繪的宋代景象。（圖片來源：公有領域/台灣故宮博物院）
提要：宋代元祐年間，一位叫做方達源的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護其堤岸」。方達源的奏疏，不但建議朝廷「重修短垣」，還闡發了政府應當保護每一名國民之生命安全的執政理念。政府對民眾生命安全的重視與否卻是大事。天大的事。
這個題目有些大。不過我們要從城市的河渠說起。
一個城市，如果沒有河渠、湖泊，一定缺乏活力、靈氣。但河渠湖泊在給城市提供活力的同時，也埋伏下安全隱患。
北宋東京，汴河穿城而過，是京師的生命線，供應京師的物資全賴汴河運輸，但「汴水湍急，失足者隨流而下，不可復活」。汴河岸「舊有短垣，以限往來，久而傾圯」，因此才時常發生失足墜河事故，這就要求城市政府將修建沿河護欄納入市政工程。元祐年間，一位叫做方達源的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護其堤岸」。
方達源的奏疏，不但建議朝廷「重修短垣」，還闡發了政府應當保護每一名國民之生命安全的執政理念，值得我們不厭其煩引述出來：
「臣聞為治先務，在於求民疾苦，與之防患去害。至於一夫不獲所，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昔者，子產用車以濟涉，未若大禹思溺者之由己溺之心如此，故能有仁民之實，形於政令，而下被上施，欣戴無斁。今汴堤修築堅全，且無車牛濘淖，故途人樂行於其上。然而汴流迅急，墜者不救。頃年並流築短牆為之限隔，以防行人足跌、乘馬驚逸之患，每數丈輒開小缺，以通舟人維纜之便，然後無殞溺之虞。比來短牆多隳，而依岸民廬，皆蓋浮棚，月侵歲展，岸路益狹，固已疑防患之具不周矣。近軍巡院禁囚有馳馬逼墜河者，果於短牆隳圯之處也。又聞城內續有殞溺者，蓋由短牆但係河清兵士依例修築，而未有著令，故官司不常舉行。欲望降指揮，京城沿汴南北兩岸，下至泗州，應係人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並流修牆，以防人跌馬驚之患，每數丈聽小留缺，不得過二尺。或有毀圯，即時循補。其因裝卸官物權暫拆動者，候畢即日完築。或有浮棚侵路，亦令徹去。委都水監及提舉河岸官司常切檢察，令天下皆知朝廷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聖時之仁術也。」
方達源的建議獲得批准，「疏入報可，遂免渰溺之患」。由此可知，北宋東京的汴河岸不但修有堤壩，堤邊還建有矮牆作為護欄，其日常維護則由「提舉汴河堤岸司」與「都水監」兩個部門負責。
杭州的水網更為發達，元代時來過杭州的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描述說：杭城「街渠寬廣，車船甚易往來，運載市民必需之食糧。人謂城中有大小橋梁一萬二千座，然建於大渠而正對大道之橋拱甚高，船舶航行其下，可以不必下桅，而車馬仍可經行橋上，蓋其坡度適宜也。」然而，河渠若不設護欄，必有隱患，「宋時城中沿河，舊無門闌，惟居民門首，自為攔障，不相聯屬。河之轉曲，兩岸燈火相直，醉者夜行經過，如履平地，往往溺死，歲數十人」。
元祐五年（1090），蘇軾知杭州，曾大規模整修市政工程。針對城內河渠未設護欄、河岸為居民佔用的情況，蘇軾放棄了全部拆遷違章建築的計畫，而是退一步，只要求佔據河岸的民居騰出丈尺空間，「各作木岸，以護河堤」，同時「據所侵佔地量出賃錢，官為樁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即沿岸居民按照其佔用的建築面積繳納租金，作為維修「木岸」的基金，政府則承認他們的物業，不再按違章建築拆遷。蘇軾主持修建的「木岸」，實際上就是沿著河岸設置護欄，「沿河連置大木闌，每船埠留一門，民始便之」。南宋時，一部分木製護欄又改建為更牢固的石砌圍牆。
從南宋畫作《西湖清趣圖》中，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矮牆護欄：出錢塘門，沿著城牆，西湖岸邊形成了一條繁華的商業街，街道一邊是林立的酒店商鋪，另一邊就是石砌的矮牆，矮牆每隔一段距離，便開有一門，設置「上船亭」，以便居民出行登船或船舶靠岸。沿岸還植有垂柳，既美化環境，又可鞏固堤岸。
不要以為給河渠安裝護欄是不值一提的小事。這小事放在今天，也有一些城市未必做得到。
2014年時有媒體報導說：附近秦莊小區的居民韓先生告訴記者，有一次他夜晚歸家，走到這裡由於光線較暗，再加上正打著電話沒留心，一不小心栽下了河堤，導致右臂骨折。「跟我有同樣經歷的人不少，這邊挨著十三中和附小，人流比較集中，道路本來就不寬，比較危險。」
河渠護欄是小事。政府對民眾生命安全的重視與否卻是大事。天大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