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的蔣委員長和蔣緯國。（網絡圖片）
我這一生中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向世人證明父親（蔣介石）是積極抗日的，這是父親一生光明的關鍵。雖然現在大家都知道這點，可是在不知不覺中又會說出一些很奇怪的話來。有一次，華視播出訪問張學良的實況，說到父親在西安拒絕與楊虎誠、周恩來見面，後來中共非要見面談一談，所以父親才見他們。關於這件事情，節目的旁白居然說：「於是委員長軟化了。」這簡直是豈有此理，什麼叫做軟化，委員長軟化了什麼呢？我對華視非常不滿意。總政戰部幾十年的教育居然是這種結果，如果不是他們的腦子裡有一條細菌在作祟，認為委員長是受不了共產黨的威脅之後才答應打日本的，否則怎麼會說「軟化了」這三個字呢？如果要對日作戰，首先就要安內，如果內部不安定，如何能對日作戰呢？第二，不能兩面作戰，所以對蘇俄方面要百般忍受，使蘇俄對中國友善，不會趁火打劫。以戰略來講，絕對不能同時有兩個戰略目標，就好像以前普奧戰爭時，普魯士軍兵臨維也納城下，非但不進城，還後退三十里，只要求奧國承認普魯士在德語國家中執牛耳，其他戰勝國的權利普魯士都不要，為的是等到普法戰爭時奧國不要從旁邊搗亂，這一點在大戰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父親把哥哥送到俄國去，讓蘇俄相信中國對俄國沒有任何敵意，其目的就是為了日後與日本作戰時蘇俄不要從旁干涉。哥哥自己雖然也想去，但是他能不能去，還是要父親同意。
事實上，當時只有父親最瞭解國際情勢對中國的影響，五卅慘案發生時，中央及黨都主張去打山東的日軍，只有父親堅持要完成北伐任務，因為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我們停止北伐，使中國保持不統一的狀態，以便侵略我們。此外，這件事也使父親一回到南京後就下決心建新軍，以日本作為假想敵。可見父親不是不想打日本，只是在沒有準備好之前，不能使國際戰爭過早爆發。
（一）中日戰爭之原因
問：日本有一位學者說蔣公決定「打」太快了，如果慢一點的話，或許這場戰爭不會發生。我寫了一篇文章反駁他，其實蔣公已經考慮很久了，否則就是日本人太快動武了。現在看來，蔣公當時並非如中共所說的不想打日本。我想請問的是，究竟蔣公是根據什麼來決定打這場仗，我覺得還可以再拖，如果把日軍幾十萬精銳部隊拖在東北，讓日軍去打蘇聯，對我們不是比較有利嗎，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蔣公做這個決定？`
答：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參戰各國為了限制日本的建軍，達成一個五國海軍協定，規定海軍的比例是英國：美國：日本為5：5：3，因為日本建軍時海軍已經接近5的比例，歐美國家對此不能忍受。本來歐美國家要聯合日本來對付俄羅斯，俄羅斯雖然在地圖上看起來相當大，可是俄羅斯東不能出日本海，西不能出北海，北根本無法越過北極海，南則無力超過大沙漠，完全困居在內陸。假定日本那時要對付俄國，歐美國家倒無異議，可是日本要自成一個氣候，不與西方世界合作，西方世界無法忍受。另一方面，五國海軍協定的限制本來就有錯誤，雖然日本是3，美國是5，但是美國的5是分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如果以美國的傳統來說，它的重點是在歐洲方面，大西洋分到2.5都已經嫌少了，在太平洋的分布上最多也只有2.5，相較之下，日本的3就太多了，這種情形決不是美國所能忍受的。站在蘇俄的立場，眼看著自己的大門外有這麼強的日本，也是不能忍受的。由此可知，美國、俄國都希望能夠削弱日本的力量。這段期間剛好是中國建國最快的時候，各項建設突飛猛進，也就是魏德邁將軍所說的「黃金十年」。西方國家看到中國如此突飛猛進，也是他們所不願意忍受的，因此為了達到阻礙中國繼續強大及削弱日本力量的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中國跟日本發生戰爭，才能夠符合他們的利益與野心。
（二）十四年抗日戰爭
1、建軍備戰
本來我只著眼於基層的事務，並不過問三軍全國性的建軍備戰，後來我開始研究建軍備戰的事情，因為我們要打的是下一次戰爭。拿破崙曾經說過一句話：「一般的將領都喜歡打從前的仗，一談到戰史就眉飛色舞，滔滔不絕，總是喜歡把打過的仗再打一次，但是卻對下一次戰爭沒有任何想法，連下一個戰爭的類型是什麼都不知道，而且也沒有去想這個問題。而我始終在思考下一次戰爭應該如何進行，如何準備。」父親的做法和拿破崙一樣，我們可以從下列四個例子得到印證。第一，父親從北伐回來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裝甲兵，把第一師騎兵團裡的搜索連改裝為戰車連，到民國十八年三月一日在南京舉行閱兵大典時，戰車隊就參加閱兵行列了。第二，父親在東征時，僱用了民間的舢舨船，載運兩個步兵營繞到敵人後方登陸，切斷敵人的補給線，再加強正面的壓迫，而完成了東征，此舉證明父親早就具備了海軍陸戰隊的思想。第三，後來，父親將裝甲兵改編為十個快速縱隊，可惜戰區長官不懂得使用裝甲兵，把裝甲兵拆散來用，無法發揮應有的戰力。第四、父親積極提倡現代通信以及通信的保密與破密。
父親對下一次戰爭的方法，不僅早已有構想，而且也有具體行動。在每一次戰役之後，不論成功失敗，他都會在幹部會議中檢討；每一次有新作為之前，他就會對幹部進行精神訓練與思想訓練，而且將文武幹部聚集起來，給予具體的指導。雖然他不能把行動構想說出來，但是在他的構想之中，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各方面應該如何進行，他已經有具體的指示了。父親也確實做到在新觀念、新需求、新作為上有具體的行動。他向來就有騎兵觀念，使我們很早就走上了以機動為主的路線，不論在戰鬥上、戰術上或是戰略上。他到三軍大學演講時，也時常向將領灌輸此觀念，提示我們注意機動與火力的運用。戰術就是運動與火力的結合，在基層就是運動與射擊，而最重要的不是為了爭地盤、守土，而是要捕捉敵人而消減之。
到臺灣後，父親曾告訴我一件關於當年建軍備戰的事情。他說：「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們就同德國方面秘密地簽訂了一個協定，用我們的礦產、農作物，包含棉花、桐油、鎢礦、銻礦，換取德國製造的武器，也就是最新的武器。」父親的構想是在民國二十八年以前，完成以德國最新裝備助我編訓八十個師的目標。他先命桂永清將軍編成一個教導總隊，下面成立兩個師。由德國派遣顧問，從軍校第八期開始，一面訓練幹部，一面編練部隊。預備從兩個教導師，擴編為四個師。同時完成建立各兵科學校以及各勤務學校，直到陸軍大學。再由四個師逐漸完成四十個師，然後擴增為八十個師，以及必要之海、空軍與各級各種直屬之戰鬥支援與勤務支援部隊。
要建立新軍，必須要有新的幹部，所以必須先成立一個健全的幹部教育體制。父親邀請許多德國顧問到中國來，成立了許多軍官學校、各兵科學校，以及最高階層的陸軍大學，其目的在先訓練幹部，有了幹部以後再訓練部隊。所以有一批顧問是在部隊裡面，有一批顧問是在學校裡面。父親原先聘請的總教官是赫赫有名的坦能堡會戰名將魯敦道夫，但是因為他在德國太有名望了，德國政府不許可他來，於是就換了另外一位也是很有名的塞克特，後來又因為希特勒有事情把他叫回德國，於是又換了一位在德國亦有名望的法根豪森，我們稱他為鷹屋將軍。從軍事顧問之完整，可以看出父親建軍的決心及整體感，所有各兵科學校都是完整的，不論是戰鬥兵科、支援兵科（包含戰鬥支援及勤務支援），甚至連軍需學校、輜重學校都有。炮兵、通信兵、工兵都屬於戰鬥支援，而工兵、通信兵不僅是戰鬥支援，同時也是勤務支援，工兵有野戰工兵、建築工兵、鐵路工兵、架橋工兵，相當完整。那時候德國顧問多得連軍樂學校都有，除了大樂隊之外，德軍的每一個團都有一個笛鼓隊，平時除了吹奏樂器之外，也要受衛勤訓練，以便在作戰時擔任救護的工作，我們也接受了這種整體的體制。到現在為止，所使用的軍樂大部分都是當時德國顧問在軍樂學校教練的，也是在德國很有名的一位作曲家所譜的曲，例如從戎樂、行軍樂、閱兵進行曲等。不過，我們的國民教育素質不高，整個的民間工業也不夠，所以建軍非常辛苦。
剛開始的兩個師及四個師都編入教導總隊，總隊長為桂永清，到了四個師變成四十個師時，部隊就普遍編入了國軍。父親始終保持部隊要具備機動與火力的觀念，他的建軍思想也是朝著這條路線走，但是因為國力不繼，所以一直無法全面發展。後來好不容易爭取來德方的設備，可是，美國卻從中作梗，在我們編成四十個師時橫加攔阻，杯葛德國的裝備，使我們的建軍計畫遲緩，甚至於停頓。因為有這個前車之鑒，所以，到今天為止，我只要一聽到國防預算受到杯葛，就感到非常痛心。
當時父親決心訓練八十個師，並決定在民國二十九年主動反攻東北，收復東北失土，並提出歸還臺灣的要求。接下來就是要收復中國的北疆，也就是在滿清政府手裡丟掉的那些土地，面積相當於三十三個臺灣。這些事情也說明父親很早就有收復國土的全面性計畫，不論是對日、對俄，都有一個長遠的整體建軍備戰的看法，但是在國力尚未培養起來之前不能輕舉妄動，只能百般忍耐，渡過難關，不能演變成國際戰爭，給予日本侵略中國的機會。
民國十七年北伐軍路經山東濟南，當年五月三日濟南發生慘案，日本人不但殺老百姓，還殺害我國的外交官。老百姓一波又一波地向革命軍請求救援，後方政府和軍方最高當局、政方最高當局及黨方最高當局都決定要北伐軍救濟南老百姓，因為北伐軍有四句口號「不怕死，不要錢，愛國家，愛百姓」，既然是愛國家、愛百姓，如今就在自己的面前，為什麼不去救百姓呢？唯獨只有父親說：「日本人從山東半島登陸，其目的就是為了要阻止我們的北伐大業，進而阻止中國統一，如果我們現在去救濟南的老百姓，而與日本的軍隊發生衝突，甚至演變成國際戰爭，就是掉入日本的陷阱中。小不忍則亂大謀，所以我們一定要先完成北伐，以免功虧一簣，日本的問題則循外交途徑解決。」那時候他已經決心要對付日本，他也體會到日本早晚會大舉侵略中國，所以便以日本為假想敵，積極建軍備戰。
2、建設大後方
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記載上說前四次失敗，最後一次成功，並歸功於父親親自指導。第五次江西剿共是發展所謂碉堡政策，部隊打下一個地方以後，立刻做成碉堡，並且把碉堡交給地方政府，部隊繼續作戰，農民住在碉堡裡面，晚上睡覺，白天耕地；同時政府成立五省農民銀行，讓農民貸款買農具，以復興農村來鞏固地方，以地方自衛來接替野戰部隊的收穫。記載上顯示此種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圍剿是成功的，又怎麼會被毛澤東領著大軍突圍呢？這豈不是前後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親幾分，甚至於我認為這是個失敗，國軍保衛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謂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到了臺灣後，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軍大隊長，他告訴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當年他當飛行員時，奉命勘查江西突圍時部隊所走的路線，但是他發現國軍並不是去追擊（尾追或超越追擊）。國軍再怎麼窮，當時動員幾百輛卡車，裝載一部分部隊，那怕只有一個師或一個團都能夠先追到前面將中共軍隊堵住再加以圍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於能打得過國軍，但是實際的情形卻是南北邊各有一支部隊，中共走多遠，我們的軍隊就走多遠，也沒有超越他們，這哪裡是追擊，簡直是護航。他很灰心地講了以上這些話之後，反而恍然大悟。我跟他說：「你真是給我上了一課，我們確實是壓迫他們進入四川，經過廣西、貴州、雲南，繞了一大圈，再折回來到四川。」
所以，從整體來看，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這一點從前大家都沒有體會到。我常說當時不體會可以原諒，後人不體會則不能原諒，因為我們已經看到了整體情況，假如不從整體來看，也沒有辦法體會我們為何放水。凡是研究歷史的人都懂得戰略，懂得戰略的人更能體會歷史，不看歷史的人永遠不會懂得戰略，因為戰略是全程的。
以當時的狀況而言，我們能夠做到這件事，實在是不容易。至於功與過，當時當地的作戰是一回事，而整體的戰略指導又是一回事。父親親自趕到雲貴川，是因為當地軍閥主動地反映共產黨部隊進入他們的地區。父親到達後對他們非常的恭敬與尊重，並對劉湘、龍雲等軍閥說：「國軍馬上就到，而且我們不想在你們這裡打，因為不論勝負，對地方來說總是騷擾，我們要逼他們到陝西後就範。」中央的力量在那個時候第一次正式進入到西南地區，而且父親還告訴他們一句話：「日本早晚會侵略我們，到那個時候，我們要建立大後方，要及時讓下江的工業往西南轉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榮。」這些話都是軍閥聽得進去的。後來父親在西康蓋了一百幢房子，預備在雲貴川受到戰鬥波及時，以西康作為大後方，這就是抗戰到底的決心。
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治戰略，我們隨著共軍進入雲貴川，使中國達成真正的統一。但是作戰部隊真是艱苦萬分，而且在松潘當地要與大自然作戰，真是非常辛苦。眼看國軍克服萬難，包圍延安，到了最後決戰時卻發生了西安事變。
對於西北的馬家部隊，我們也是以友善誠懇的態度，跟他們打成一片。父親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馬步青（馬麟之子）；我們也到青海看馬步芳（馬麒之子）。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馬步芳（青海省主席）時，他的兒子馬繼援已經當中將軍長了，我那時是上尉，馬繼援不肯出來見我們，馬步芳說：「你是個軍長就要像個軍長的樣子，你已經是中將了，你還怕什麼？」馬繼援說：「人家年紀比我大，還只是個上尉，我因為是你的兒子，你給我當軍長我才能當軍長。」那年他好像才二十五歲。後來馬步芳叫他出來，他還是出來了，我們後來也成為朋友。我就跟他講：「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幫得上忙的，我一定幫你。」馬繼援也很謙虛，他說：「你需要我時，我願意隨時給你當參謀，我願意到你這裡來服務。」我們相處得不錯，到臺灣以後，我們還保持聯絡。
河西走廊有哈薩克人作亂時，哥哥和我帶了二十多輛的卡車列隊，為他們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還用一半的車子裝滿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勞他們。我們經過蘭州時，甘肅省黨主席（戰區司令長官）朱少良要我們帶兩個營一起去，哥哥說我們是去招安，帶兩個營不但無濟於事，萬一出了事打起來更是沒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們兄弟兩人前往河西走廊，連一個兵都沒帶。不過朱少良還是命令軍隊在遠遠的幾十公里以外，看到我們前進了，就慢慢跟上一點，以防我們被裹脅。其實像這些哈薩克人，你只有動之以情，才能說得通，萬一搞毛了，他就是冒滅族的危險也會跟你拼。我們抵達河西走廊後，哈薩克人熱情地招待我們，那天非常熱鬧，我能喝，哥哥也能喝。我能唱能舞，就跟他們一起鬧了一個通宵。哥哥能講，他們懂俄文，哥哥就跟他們講俄語，告訴他們不要搶劫過路的駱駝隊、車隊以及玉門油礦的人，以後他們需要的生活用品，我們可以陸續送來。那次的經驗對我而言是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在我們的觀念裡面，打仗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夠化敵為友，不動干戈，何樂而不為呢？
父親對於戰爭指導有獨到之處。第一，在政治層面上化敵為友，不要再動干戈，這遠比孫子兵法裡「不戰而屈人之兵」要高明一些；第二，在運用方面則因勢利導，這也是我最欣賞的，沒有條件時要造勢，但是機會來時要能掌握。所以他派盛世才進入新疆，盛世才進入新疆後，雖然手段狠毒了一點，可是還是蠻有效的，而且在那個時候也只能那樣處理。這也是因勢利導的一種運用。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