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18日，毛澤東（前排左二）和周恩來（前排右一）出席全國人大開幕式。（圖片來源：PhotoQuest/Getty Images）
毛澤東、周恩來作為中共黨史中最具代表的政治人物，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關心中共黨史的人們最關注的話題。雖然官方隱藏了許多機密文獻，但我們通過其他中共高層人物撰寫的回憶錄中也能探究一二。文革史作家陳昭在誦讀過林彪「四大金剛」之一邱會作的回憶錄後，撰寫文章《打開中共黨史迷宮的三把鑰匙》中指出，《邱會作回憶錄》中透露了毛澤東、周恩來曾說過的三句話，這恰是後人洞悉文革史、中共黨史迷霧背後真相的重要依據。
筆者誦讀《邱會作回憶錄》，有三句話跳入眼帘，無論如何揮之不去，令筆者冷汗陣陣，毛骨悚然：
第一句話——毛澤東在得知林彪摔死後說：感謝林彪幫了我一個很大的忙。
第二句話——周恩來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
第三句話——毛澤東說：鄧（小平）作了許多壞事，一條是棄軍逃跑……
筆者讀到這每一句話，無不驚出一身冷汗。筆者認為，這三句話極為重要。打開文革史、中共黨史的迷宮需要一大串各種各樣的鑰匙，而這三句話應當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三把。
一、第一句話——毛澤東說：感謝林彪幫了我一個很大的忙
林彪之死，驚天動地，震動全球。人們從來不知道毛澤東聽到林彪死亡的消息以後的第一反應是什麼。坊間有一些傳說，如說毛很悲慼，說毛摔東西，說毛抄詩寄哀思……現在，邱會作將軍告訴了我們：毛澤東的態度是兩個字：高興，而且非常高興。這樣的態度完全超乎人們的想像，不能不讓人毛骨悚然。
邱會作說：「從（9月）15日晚起就變了，當得到我駐外蒙使館關於林彪等人全部在溫都爾汗摔死的報告，毛主席要汪東興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一句話：『林彪幫了我一個很大的忙』……」（《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頁786）汪東興向大家說：「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興！還與我們碰了杯。並且說了『感謝林彪幫了一個大忙。』」（《邱會作回憶錄》，頁798）汪東興說，毛和工作人員舉行了慶祝會，很高興地喝了酒，「為林彪的死乾杯！」（參見《邱會作回憶錄》，頁788；《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頁627）毛不僅自己高興，還把自己的高興傳達給政治局的委員們，他要讓大家都知道他高興，讓大家和他一起高興。這就是毛澤東對林彪死亡的第一反應。
和毛澤東同樣高興的是「四人幫」及其一夥，還有汪東興，他們「手舞足蹈、興高采烈」。有一天政治局開會後，張春橋特地買了瓶茅台酒與政治局成員碰杯，表示熱烈慶賀。這種「高興」，是遠離人性的，但是，卻符合「毛性」，是典型的「毛性」。面對林彪死亡，高興的是極少數。
「葉劍英看到他們（指」四人幫「）的這種表演說：『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沒有什麼值得慶賀的！』姚文元紅著臉叫：『難道這不是好事嗎？』葉帥嚴肅地提高嗓音說：『是好事，也是醜事。共產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叛國逃跑，在國內、國外將產生什麼影響？』這幾句落地有聲的話，駁得他們啞口無言，低頭不語。」（《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頁511）
「葉劍英管軍隊的第二天就召開軍隊高級幹部會議。毫無思想準備的元帥們突然聽到林彪叛黨叛國自我爆炸摔死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個會場頓時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周恩來得知林彪摔死後真實反應》，紅軍之鷹吧）
黃永勝則扯肝裂肺地吼叫：「他媽的！跑什麼跑？！」（《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版，頁563）
中國大多數民眾的態度是怎樣的呢？——普通民眾的反應基本相同，僅舉一例：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金大陸至今還記得，他在一個冷風嗖嗖的夜晚，在復旦大學的門口聽到了林彪案發的消息，「像天崩塌了一片，我渾身哆嗦著走回家。」（《中國新聞週刊》，2011－08－19）還有無數的民眾在想：天啊！毛主席的臉該往哪兒擱啊！還有一些典型表現，如彭德懷，非常值得回味，本文不贅。
同情與悲憫是人類的基本情感，也是人道與人性的具體表現。對以上的這些態度簡單地加以分析，很容易發現，凡是與毛澤東靠得近的，是高興，乾杯。顯然，這離開正常的人性實在太遠了。與毛澤東離得遠的，態度則大不相同，或大驚，或大罵，或彷徨，或不知所措，這是人之常情。應當說，毛澤東的這種表現是極其不正常的，需要我們認真解讀，反覆思考。
面對如此冷酷的現實，人們有理由提出一個問題：毛究竟為什麼這麼高興？按照常人的感情，常人的道理，作為毛澤東，勝過自己親兄弟的「親密戰友」死了，自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死了，自己親手締造的黨和軍隊的第二號人物死了，而且死得那樣突然，那樣慘，一家人幾乎死光，作為掌門人，作為「一家之主」，能高興得起來嗎？
眾所周知，毛澤東一生最大的敵手應當是蔣介石。當毛澤東得知蔣介石死亡的消息時是什麼表現呢？——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因心臟病在臺北寓所去世。毛澤東的警衛人員從收音機裡聽到這個消息都十分高興，起床後，便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毛。出乎大家的意料，毛聽後並沒有高興，相反一臉的凝重。他對身邊的人說：「知道了。」
一個是異常高興，一個是一臉凝重，這是一個巨大的反差。毛澤東就是與眾不同，他不但高興，而且高興得不得了。一個七十八歲的老翁，為什麼會如此反常的興奮？筆者試著揣測毛澤東高興的原因有四：
其一，林彪死了，確確實實死了；其二，林彪一家的主要成員一起死了；其三，林彪死在了中國領土以外的地方；其四，自己精心設計的圈套完滿地實現了。
首先看一：文革是毛澤東的終生大業，可是林彪在文革中一直與毛唱反調，表面上跟著毛畫圈圈，骨子裡極力反對。特別是林彪糾合軍委辦事組和軍隊的將帥們，把軍隊看得緊緊的。毛澤東認為，軍隊的「三支兩軍」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支錯了，和毛澤東、江青全力支持的造反派唱對臺戲，林彪還居然敢公開向江青叫板。最讓毛膽戰心驚的是在廬山上，瘦弱的林彪振臂一呼，把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幾乎全部帶到了反對毛、反對文革的路上去。這豈不是要了毛的老命？這樣的人，必須盡快除掉，多活一天、一小時、一分鐘都會使毛坐臥不安，使毛貫徹文革路線，和安排繼承人的計畫根本無法進行。林彪實在是毛的心腹大患。
再說，文革中，毛有時以勢壓人，混不講理；有時謊話連篇，瞞天過海；有時栽贓陷害，惡意中傷；有時發狠發飆，不計後果；有時興之所至，信口雌黃……搞得天怒人怨，毛和江青根本無法向民眾和歷史交代。現在正好有了林彪這個替罪羊，毛可以把文革中的一切錯事、壞事，一切卑劣手段，把群眾的一切怨恨，統統讓林彪承擔，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他永遠不會說話了，省卻了多少麻煩。所以，毛是真心地「感謝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毛澤東能不高興嗎？
再看二：林彪和他的老婆、他的兒子一起死掉了，幾乎滿門死光，免除了後患，特別是林立果，他死了最好。遺憾的是，林豆豆沒有聽命令，不和他們一起上飛機。不過，這已經是毛想看到的最好的結局了——毛能不高興嗎？
第三，縱觀中共歷史上的所謂「路線鬥爭」，毛要打倒一個人，一定要給他戴上「野心家」、「陰謀家」、「反黨集團」之類的帽子。但是，製造這些帽子可不是件輕鬆的事，要羅織罪名，編造理由，每次都漏洞百出，毛只能靠權勢壓服。毛整人有一個「殺手鐧」，就是給政敵戴一頂「叛徒」帽子，只有這頂帽子才最省事，更可以把對方一棍子打死。可是，若是按照「劉少奇式」，需要查檔案，找證人，編材料，連懵帶騙，勞神費力，還破綻百出。現在，創造了這個嶄新的形式——「林彪式」，他死在了中國領土之外這麼一個絕妙的地方，這樣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把「叛徒」帽子扣到他頭上，還可以加一頂「賣國賊」，什麼理由也不需要編了。他要是死在國內，就無論如何戴不上「叛徒」帽子，那就很難打倒他。而且，對林彪也只能用這種辦法，因為他沒有任何把柄在毛手裡，他清心寡慾，對權力沒有絲毫興趣。特別被動的是，剛剛兩年前，是毛澤東提名把他寫上了黨章，成為了毛的什麼「接班人」。不用「叛徒」這個「殺手鐧」，把他除掉實在是不可能的。——毛能不高興嗎？
最後看四（這也是一個推測，一個更大膽的推測，但是卻是必須有的推測）：毛非常清楚地知道，要想除掉林彪，最大的難處是沒有理由，可是又必須把他除掉。毛絞盡腦汁，運用諸多計謀，如「瞞天過海」、「打草驚蛇」、「引蛇出洞」、「欲擒故縱」、「借刀殺人」等等，最後，請君入瓮。把林彪一家誘出北戴河，誘使他上飛機，然後，讓飛行員強行起飛，這時，毛的計謀就成功了一半。完全可能的情況是毛還給飛行員下了死命令：必須飛到中國國境以外。周恩來、汪東興還向毛請示要不要打掉他，周、汪簡直煳塗透頂！為了雙保險，毛又很可能派人在飛機上做了手腳，絕對保證飛機只要上天就永遠不可能活著下來。現在，毛的計謀完滿實現，林彪一家被燒成了灰，拋屍外蒙古的黃沙之上。飛行員也一起命赴黃泉，所有的秘密也都付之一炬。人人都知道，毛一生奉行的哲學是「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其中的與天奮鬥、與地奮鬥，都不過是陪襯，真正使毛「其樂無窮」的，是與人奮鬥。這才是毛澤東的哲學的真諦。今天，毛與林彪奮鬥，把一個被譽為「常勝將軍」的對手打得死無葬身之地，毛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取得了如此輝煌的勝利，怎麼能不特別高興？
有人會認為筆者在胡謅，在污蔑「偉大領袖」。筆者說，不是，這是在合理的推測分析。有這種看法的人已經越來越多。請諸君仔細想想看看，「913」當夜，「中央」所採取的一切措施，哪一條不是唯恐林彪不離開北戴河，唯恐林彪不上飛機，唯恐林彪不跑的！？
李作鵬將軍對「九一三」事件最大的質疑就是：「周恩來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葉群的動向和企圖，全面掌控山海關機場和256號飛機的情況下，未採取果斷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外逃。而他未能採取果斷措施，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到底是想『真攔』還是想『真放』？為什麼要放？誰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這個事件的背後是不是還有文章？」（《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頁576，577）李作鵬出了秦城監獄之後，對兒子說：「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李作鵬想清楚了什麼？李作鵬的兒子李冰天說：「我父親想十年才想清楚，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李作鵬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2011年9月諸多網站有此文）
中共黨史專家高文謙先生認為：「事實上，北戴河距離山海關機場至少還有四十分鐘的車程，如果周恩來當機立斷的話，一桿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關機場控制起來，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當時，吳法憲就曾從旁提醒過周這一點，還建議他讓李作鵬給山海關機場下令，在跑道上擺汽車，攔阻飛機起飛。周當時雖然答應了，實際上卻並沒有落實下來。這種明顯的舉措失當，對為人行事一向精細周密的周恩來來說，實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讓人感到其中可能另藏玄機。」（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版，頁348）
王年一和筆者所寫《256號飛機是先起火後迫降的》一文，詳細分析了林彪座機墜毀的種種疑點。（載《重審林彪罪案》，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現在，從毛澤東的異常高興的表現，是不是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疑點？
我們需要仔細分析毛的這句話，必須看清幾個關節點：感謝、幫忙，而且是幫了一個大忙，不是小忙；是「幫了我」，不是對別人，不是對「我們」，不是對共產黨，只是對我毛澤東，只是對我一個人；所以我毛澤東是真心地感謝林彪。
邱會作將軍說：「『感謝林彪為我幫了一個大忙』，汪東興沒有感覺到它的份量，政治局的人也不一定都感覺到了，但是我感覺到這句話的份量特別重。發生『913』，讓我很震驚，但毛主席的話讓我感到更震驚。這是毛主席的話呀，你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不能這麼說呀。我的理解是：毛主席對『913』處理的想法變了，原來他想在事情的判定和處理上等等再看，要把事件查清楚了再說。但是現在他改變了主意，他想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了。」（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頁628）
邱會作認為：「這句話實際上就是一錘定音，也就是對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處理了。從17日開始什麼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轟炸機、高射炮、火箭筒等都逐漸出來了。林彪是頑凶，是『現行反革命』的頭目了，不知有多少人要做殉葬品了。
「對林彪是先定為武裝政變的現行反革命頭目才處理的，不先給林彪定下罪名就無法處理，也沒有什麼可處理的，所以，當時搞清林彪的問題毫無意義；如同八屆十二中全會處理劉少奇一樣，不先在他頭上扣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反革命性質的帽子，也是無法處理，道理是一樣的。先『殺』後示眾，是對劉少奇、林彪處理的主要手段。
「林彪確實幫了主席一個很大的忙！接著『二月逆流』，『賀龍問題』，『楊余傅問題』，等等等等，都由林彪擔當了。」（《邱會作回憶錄》，頁786－787）
邱會作將軍的判斷沒有錯，林彪死後的歷史確實如邱會作預料的一幕一幕的上演，劇目比邱會作想像的還要多得多。最後，竟然把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惡果，全部推到林彪（和「四人幫」）的身上。
當然，必須看到，毛的高興沒有持續幾天，他就一蹶不振了。或許這叫「樂極生悲」。但是，毛給我們留下的這句話和他的異常舉動，是需要反反覆覆咀嚼的。
二、第二句話——周恩來的「中央政治」
筆者從邱會作回憶錄中讀到的第二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話，是周恩來對於「中央政治」的概括。邱會作說：「九大以後，黃、吳、李、邱進了政治局，並參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總理從愛護、關心、教育我們出發，和我們講了幾次什麼是『中央政治』以及屬於『中央政治』範圍裡的問題。什麼是『中央政治』？總理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邱會作回憶錄》，頁680）
在這裡，周恩來創造了一個特殊詞彙——中央政治，並且對它進行了闡釋：所謂「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與毛澤東的關係，與林彪的關係，與江青的關係。注意，這個話，周恩來向黃吳李邱「講了幾次」，可見周恩來十分看重。我想，周是把這些看做自己在「高處不勝寒」之地的心血結晶，看做自己為官的秘訣，因此傳授給自己的下屬和晚輩黃吳李邱。周也確實依靠這一秘訣，得以在變幻莫測、腥風血雨的中共黨內鬥爭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周對黃吳李邱苦口婆心，不厭其煩，講了一次又一次，一定要他們領會。
邱會作剛剛聽到周恩來這句話的感受是很不理解：「我們聽後都笑了起來，本以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東西，怎麼『中央政治』就是這麼一句普通的話。」「我起先對總理的話理解不深，後來有所理解，還是不夠深，等到『913』被打倒以後，我才真正認識到，總理說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簡單明瞭恰到好處。」
「我們對江青的蔑視，總理看得很清楚，他內心是支持我們的，但他也非常清楚，這樣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這個說法來教育我們。總理的誠心誠意和大局觀念，使我們也大有領悟。一、對江青的態度不是對她個人如何如何，而是和主席連在一起。二、主席不是很反對江青，我們沒看清，受汪東興誤導很大。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沒有城府。」
「後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以及會後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對中央政治越來越懂得多了一些，但是發生了『913』事件，懂也沒有用了。」（《邱會作回憶錄》，頁681）
從邱的上述話語可以看出，正像邱自己說的「我們沒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鬥爭中是幼稚的。」（《邱會作回憶錄》，頁681）直到「913」事件以後，經過二三十年的煉獄，邱會作終於漸漸悟出了周恩來有別於他人的政治眼光。
感謝邱會作將軍給我們提供了如此珍貴、如此重要的回憶，給我們提供了打開中共黨史迷宮的一把重要的鑰匙。周恩來是如何處理他與毛澤東、林彪和江青的關係的呢？
（1）周與毛的關係
周與毛的關係經歷了兩個關鍵的轉折，一是延安整風，二是1956年的反「反冒進」。延安整風時，毛為了把周恩來這個昔日上級的威風徹底摧垮，把周當做僅次於王明的第二批判重點，當做「經驗主義」的代表，狠狠批判，讓周徹底臣服自己。從此以後，周就以毛的是非為是非，一切服從於毛。周恩來原來是毛的上級，通過延安整風，不是降為毛的戰友、同事，而是變成了毛的臣屬，變成了毛的「後勤部長」。
從1956年開始到1958年，毛澤東心血來潮，指鹿為馬，狠批周恩來，說什麼離右派只差五十米，或五十步，使得周不得不提出辭職。從此，周又進一步蛻變，從一般意義上的「臣屬」，蛻變成了毛的奴僕。凡是毛的話，不論對或錯，周都言聽計從，照辦不誤。許多時候，周明明知道毛是錯誤的，但也按照毛的旨意辦。發展到文革，周便當然地成為了毛的忠順的幫凶，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孽。周不但自己甘當毛的忠實奴僕，還要使毛的皇權達到無遠弗屆，無孔不入。梁思成之子梁從誡先生說過一句非常深刻的話：「周恩來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澤東的一切錯誤能說到讓別人接受。」（曹長青：《三代人都是失敗者——悼梁從誡》，載美國《世界週刊》1992年3月15日） 周恩來甘願做毛澤東的工具，在某些時候甚至和江青一樣，也做了毛澤東的一條狗。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周恩來自己得了癌症，毛卻違背醫療規則，把醫生的醫案視為廢紙，不准給周做手術，把周活活折磨死；毛唯恐周死得不快，在周病入膏肓的時候，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惡浪，把周批得狼狽不堪；毛還攥著「伍豪啟事」的殺手鐧，隨時準備給周以致命一擊。——毛對周從肉體上、從精神上、從歷史上三箭齊發，簡直殘忍到了極點。最後，周早於毛九個月離開人世，才結束了毛周關係這一幕驚心動魄的醜劇。
在周與毛的關係上，周給黃吳李邱所做出的示範，就出不了上述的框框：就是要無條件地臣服於毛。在這一點上，黃吳李邱是容易做到的，因為在他們心中，毛也是至高無上的，是他們的頭領，他們對毛同樣忠心耿耿，說一不二，一直到他們離開人世。黃吳李邱和江青鬥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以為江青和毛不是一回事。
（2）周與林彪的關係
周與林彪的關係只發生了一次轉折，就是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此前幾十年，周一直是林的上級，自此以後，林變成了周的上級。但是，這個關係非常好處。林雖然地位高出了周，但林始終對周畢恭畢敬，把周視為師長，並且要求黃吳李邱好好服從周的領導，幫助周分擔和解決困難。李作鵬、邱會作、吳法憲的回憶錄中有許多有關的敘述，讀來催人淚下。文革以來，周恩來只有在林彪面前，才有人的尊嚴，能夠得到親情和溫暖。因此，周恩來深情地對邱會作說：「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夠理解大事的！」（《邱會作回憶錄》，頁683）周與林彪的關係一直比較融洽。但是，不能不指出，在最後，周恩來看清了毛的意圖後，完全站到了毛的一邊，參與毛對林的最後圍剿，致使林彪葬身異國荒沙，至今屍骨不存，令人扼腕痛惜到極點，令人心寒到極點。這恐怕也是周在得知林彪死訊後嚎啕大哭的原因之一吧。
（3）周與江青的關係
周恩來與江青的關係，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也是最荒唐的。本來，江青與周是不可比的，因為周比江高出得太多。但是，由於毛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革，讓江青當上了衝鋒陷陣的「旗手」，讓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讓江青成為了毛的代言人，所以，在很多情況下，江青就變成了周的「上級」。更加上江青的野心，和她的霸道驕橫、狐假虎威，江青常常把自己擺在僅次於毛澤東、林彪的第三位的位置。也由於周自己性格上的特點，周在很多情況下，完全變成了江青的下級，甚至臣民，甚至奴僕。1968年3月23日晚的大會上，周恩來甚至喊出「江青萬歲」的口號。毫無疑問，這是江青得到的最高級吹捧。
黃永勝對周恩來和江青的關係有自己的獨到的看法——「黃永勝的兒子問黃永勝：『你對周總理怎麼評價？』」『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內政嘛……八級泥瓦匠。』他做了一個在牆上抹泥的動作。「他應該很有能力的呀！」
「就我親眼看到的，周恩來在政治局簡直就是一個受氣的小媳婦。江青整他，他就逆來順受，一句都不敢反駁。有一次開政治局會議，有重要議題要研究，還沒有開始，江青就鬧，說：總理，你要幫我解決一個嚴重的問題，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來問：江青同志你有什麼嚴重的事情？江青說我房間裡那個馬桶現在天冷不敢用，太涼，一上廁所就感冒，一感冒我就不能去見主席，怕傳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鬧大病。這個問題還不嚴重啊？周恩來說這怎麼辦？開完會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幹，說總理你對我沒有革命感情，階級敵人恨不得我快點死！周恩來沒辦法，會也不開了，帶著我們幾個到江青那裡去，對著江青那個馬桶，用手這樣托著下巴，這樣看看，那樣看看，也想不出辦法來。想來想去，最後說，江青同志，這樣好不好，我們沒有一種技術可以把這個馬桶的墊圈加熱，但可以用保暖的東西把墊圈包起來，外面再用軟和的布料包起它來，就可以臨時解決了。江青一看也確實沒別的辦法，就同意了。周恩來又馬上叫中央辦公廳派人來做好它。」（《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頁539-540）
周恩來的上述表現，給黃永勝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我們讀完這段文字，也是悲憤難平！堂堂中共權力最頂峰的人物、一國總理周恩來已經淪為江青的管家甚至奴婢！問題的嚴重性更在於，周恩來憑藉著他的威望和地位，居然將一個中央政治局拖著跑，讓政治局也變成和他一樣的奴婢。被周恩來拖著的還不是個別的、某一位政治局委員，而是政治局的正式會議！這成什麼體統！周恩來把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局變成了對江青「逆來順受」的「小媳婦」！
吳法憲也回憶道：「在我們與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後，周恩來為調解江青和軍委辦事組之間的矛盾，真是費盡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來把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叫到釣魚臺十一號樓江青的住處去開會。會前，周恩來告訴我們，這次要和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一起，開一個團結的會議，消除彼此之間的誤會，緩和一下氣氛。他還特別告誡我們，不論江青說什麼，都不要吭聲，不要說話。我們來到江青的住所時，周恩來要我們在樓下等候。一會兒，看見江青出來，周恩來趕緊上前去扶著她下樓。見到了我們，江青一邊下樓，一邊開口罵道：『你們軍委辦事組的人，身穿的綠軍裝，頭戴的紅五星，領子上的紅領章，這些都是老娘給你們爭來的。你們目無中央，目無組織紀律，不覺得可恥嗎？』江青的脾氣很大，一罵就是個把小時，滔滔不絕，姚文元也在那裡幫腔。因為有周恩來的囑咐，只是為了團結，我們就一直站在那裡，聽江青訓斥，一聲沒吭，忍氣吞聲，啼笑皆非。」（《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頁732－733）還有周恩來為江青試水杯的水溫熱不熱……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江青如此放肆，如此瘋狂，如此囂張，一方面得自於毛澤東的嬌寵和縱容，一方面也得自於周恩來的恭順、馴服和奴性。
如果沒有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的書，善良的人們就是有天大的想像力，也想不出中共最高級的領導核心會是這麼不成樣子！周恩來想要黃吳李邱學著他的樣子對待江青，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幾員武將不吃江青那一套，一是因為江青的那一套都是胡作非為，胡攪蠻纏，無法無天，而且也不顧起碼的禮儀；二是因為他們以為江青只是江青，和毛澤東是兩回事。然而，正是由於他們對於周恩來的「中央政治」沒有入門，他們盲目迷信毛澤東，盲目聽信汪東興的鬼話，以為江青的行為都是她自己一個人所為，所以，他們這樣做，帶來了致命的後果。然而，他們錯了嗎？
何謂政治？不論古代還是現代，政治基本上是指政府、政黨等治理國家的行為。現在，中國的政治被周恩來濃縮概括為這麼一句話，濃縮到處理好與毛、林、江青三個人的關係。周恩來不認為「中央政治」應當是一種完備的制度，一種先進的體制，一種嚴密的規則，一種人人都要承擔的義務和具有的權利，卻認為只是幾個人的關係。這實是中共的一個大悲劇。
三、第三句話——鄧小平棄軍逃跑
筆者從邱會作回憶錄中看到的第三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話，是鄧小平曾經棄軍逃跑。這話是毛澤東在中共九大的正式會議上說的，是不會錯的。鄧是中共繼毛澤東之後供奉的頂級「偉人」，他怎麼可能做出這樣卑鄙的事呢？
邱會作將軍回憶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澤東談到對鄧小平的評價，說：「鄧作了許多壞事，一條是棄軍逃跑；一條是到北京後與劉少奇、彭真搞到一起。」（《邱會作回憶錄》，頁628）九大期間的大會開得不多，「主席幾次召集老同志、各大組的召集人、各部門的負責人開會。主席不厭其煩地多次講話，這麼上心，這麼用心良苦，是少有的。」（《邱會作回憶錄》，頁625－626）1969年4月11日，毛澤東第一次召開這樣的會議，毛在會上大談共產黨的「路線鬥爭」，其中談到上述對鄧的評價。
毛在九大期間的講話有正式文件依據，毛把鄧曾經「棄軍逃跑」定為鄧所做的「許多壞事」中的首要一條。鄧的這段經歷，在《紅七軍簡史》中有記載，軍內高層盡人皆知。
鄧自己也承認這回事，只是迴避「棄軍逃跑」幾個字。文革開始兩年後的1968年6月至7月，鄧向中央寫了一份《我的自述》，其中說：「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繫的兩部分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1972年8月3日，鄧致信毛澤東，說道：「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鄧沒有說清楚真相，他也不敢說清楚真相。「失去聯繫的兩部分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這是「棄軍」；當時的部隊處於極度危險之中，你害怕跑掉了，這是「逃跑」。「棄軍逃跑」怎麼會「在組織上是合法的」呢？如果「合法」，就叫做「批准離隊」，那不是「錯誤」，更不是「極端錯誤」。所謂「極端錯誤」是鄧自己的定性，其實這是一項嚴重的罪惡。
據知情人說這一段歷史是這樣的：1929年底，鄧小平受中共派遣，與陳豪人、張雲逸等組織百色起義。百色起義前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第一次面臨危險拋卻部隊逃之夭夭。後來，組成紅七軍，李明瑞任紅七軍總指揮，張雲逸任軍長，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1931年初軍長張雲逸與政委鄧小平各率一部由廣東到江西與中央紅軍會合，進入江西不久被敵軍截斷，兩部失去聯繫，鄧帶領一部分部隊到了江西崇義。幾天後，鄧去傑壩找贛南特委接頭。此時，敵軍對崇義紅軍發起猛攻。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情況緊急，部隊急切等待著最高首長鄧小平指揮部隊或抵抗，或突圍。這時，鄧就在崇義附近的山頭上，聽到前方槍聲緊急，嚇破了膽，立即決定棄隊逃走，並帶走了許多軍餉。非常明顯，鄧是為了保命臨陣脫逃，做出了這種無恥勾當。這是鄧第二次棄軍逃跑。
由於棄軍逃跑，鄧遭到嚴厲懲罰，此後，都是擔任比較低的職務：瑞金縣委書記——會昌縣委書記——江西省委宣傳部長——南村區委巡視員——總政秘書長——總政宣傳部幹事，主編總政「紅星報」，一直到長征途中遵義會議前夕。（參見鄧小平《我的自述》）長征中鄧小平則是「跟著走」。
鄧小平不僅有這兩次見危險就跑的卑鄙行為，據知情人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他也有類似行為。可見，遇到危險就逃跑是鄧小平的一種習慣。
現在，我們讀邱會作將軍的回憶錄，就使我們不得不對「棄軍逃跑」這四個字進行必要的思考和聯想。
「棄軍逃跑」非常淺顯明瞭，小學生也能解釋得清楚。逃跑是可恥的，棄軍逃跑更是可恥的。如果所棄之軍是一個排、一個連，雖然可恥，但罪過還比較輕。然而，當時的鄧小平已經是一個軍的政委，以如此高級的職位，在危急關頭，竟然拋棄自己的部隊逃跑，的確是大大的「壞事」，是大大的罪惡。
鄧小平之所以能夠犯下這樣的罪惡，筆者認為，只能從鄧的品質上解釋，這是唯一可能的解釋。難道允許有第二種解釋嗎？鄧小平棄軍時的局勢，正如他自己所說，「當時失去聯繫的兩部分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在這樣危在旦夕的時刻，作為主要指揮員，卻能夠扔掉部隊，自己逃走。這樣的事，在軍史上是極為少見的，只有像鄧小平這樣的人才能做得出來。由於鄧的這一品質，決定了他的許多行動具有卑鄙齷齪的性質。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從來沒有當中共中央主席，也沒有再當一次中共中央總書記，沒有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沒有當國務院總理，但是，他卻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裡，實實在在地當上了中國的「太上皇」，扮演了現代「慈禧」。由於鄧小平爬上了「太上皇」的實際地位，主宰了中國一段時日，從而使他的品質充分暴露，把他的真實嘴臉展現在國人面前——鄧小平把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視為玩物，把黨的章程視為手紙。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鄧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總書記。鄧為了自己當上「合法」的中央軍委主席，把中央軍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擔任的規定，改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1982年9月6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這樣，他得以以一個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當上中央軍委主席，上演了一出「削履適足」的醜劇——削中國共產黨黨章之「履」，適鄧小平想當軍委主席之「足」。
五年以後，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鄧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了，人也已經到了超高齡——八十三歲，但是，這位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的人，還捨不得「軍委主席」這把椅子，還想坐幾年。可是，十二大的黨章剛剛為他規定軍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擔任，怎麼辦？於是，共產黨的「代表大會」又一次「聽黨的話」——「聽鄧的話」，再次「削履適足」，把十二大剛剛為他量身定做的黨章，又改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1987年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從而，一個黨員當起了中央軍委主席，掌握指揮號令三軍的大權，掌握按動核按鈕的大權！（中共中央總書記為軍委第一副主席，是黨員鄧小平的下級）。從此，一個極為惡劣的先例誕生了，也被後來的「核心」繼承下來。
鄧小平還把中共中央總書記視為他的「大秘書」（趙紫陽語），把政治局常委視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是，他卻一個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裡，由他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國家命運；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會，超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頤指氣使，下達命令，而且下達了一個把中國共產黨永遠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命令。
見到權力就拚命抓，抓住權力就死不放手，這和見到危險就逃跑，是一脈相承的。這是典型的「鄧小平特色」。鄧小平這樣的行為，不從他的品質來認識，成嗎？
讓我們再看看鄧小平為了早一天重新爬上權力最高層的表演。
林彪事件爆發，出現了巨大的權力真空。鄧小平看到他重新出頭的機會到了，就費盡心機爭取早日東山再起。鄧明白，要重新出山，必須討得毛澤東的信任與歡心，1972年8月3日，鄧給毛澤東寫信，說：「我的錯誤和罪過，在1968年6、7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這個「永不翻案」的保證是非常著名的，在毛澤東那裡得到了不少加分。但是，鄧小平懂得，只有「永不翻案」的保證是不夠的，必須有特殊的表現。
高文謙先生指出：「在毛澤東看來，在林彪事件以後，黨內只有鄧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挾制乃至取代周恩來的實力，就像當年中共八大以後，指派鄧以總書記的身份挾制周一樣。不過讓毛躊躇的是，鄧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宮多年，他能否不記舊賬，甘心為自己所用，成為對付周的一張王牌，還有待觀察。這就是毛之所以點名讓鄧小平出席這次會議（指1973年11月批判周恩來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時鄧不是政治局委員——筆者注）的原因所在。此外，老於權謀的毛還有更深一層用意，那就是有意藉此在周、鄧兩人的關係中打入一個楔子。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在會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儘管他這時還只是一個列席會議的普通中央委員。為人精明的鄧當然看出毛澤東點名讓他參加這次會議的用心，是對他的一次觀察和考驗，期待他在批周的會上作出有份量的發言，講出毛想要說的話來。只有這樣，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層樓，就像只有當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後，毛才會高抬貴手，把他從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樣。
「為了讓自己的考試及格，鄧小平對他在會上批周的調子頗費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澤東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動，直到會議快要結束時才作了發言。他的發言簡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講清了周恩來問題的性質，並不是像江青所說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對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對周的疑慮和擔心，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
「應該說，鄧小平的這番話雖然不多，份量卻很重，僅僅幾句話就把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欲加之罪講了出來，而這恰恰是讓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為這是誅心之論，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讓周有口難辯：鄧本人並非不知道周對毛一貫盡忠守分的為人，但為了重新獲得毛的信任，還是昧著良心講了出來。當然，鄧小平是個聰明人，這番話點到即止，隨即轉移話題，著重談了他對國際戰略形勢的看法。」（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471－472）
鄧的這次表演非常成功，深得毛澤東滿意，於是，鄧就踩著病入膏肓的周恩來的身體爬了上去。至於周恩來怎麼樣，鄧就不管了。為了自己抓到權力而不顧一切，這又是典型的「鄧小平特色」。鄧這樣的行為，不用他的品質來解釋，成嗎？
鄧小平一旦掌握了實權，依照他的品質，可怕的後果就一幕一幕地演出了。鄧是什麼事都敢做的。看看鄧小平爬上「太上皇」寶座後的作為，即可一目瞭然。僅舉數例：
1，所謂「對越自衛反擊戰」，完全不是什麼「自衛」，而是中共發動的一場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鄧為了樹立自己的「軍威」，為了支持滅絕人性的波爾布特野獸政權苟延殘喘，悍然對越南發動戰爭，「教訓教訓」越南，使中國幾萬平民子弟當了炮灰。
2，從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時間裏，鄧悍然拿下三個中共中央一把手——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其手段之流氓殘忍的程度可謂空前，最後竟然把總書記趙紫陽以「莫須有」的罪名軟禁了十幾年，一直到死。
3，運用職權圖報復，泄私憤，悍然「審判」所謂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有「罪行」要審，沒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審——這就是鄧的信條，開創了用法律手段解決黨內問題、鎮壓共產黨老幹部的惡劣先例。對文革中響應毛澤東號召造反的小人物聶元梓、蒯大富等人，統統被判重刑，判刑的根據不是證據，而是根據鄧小平、彭真等人的「指示」。
4，已經八十五歲的鄧小平，凌駕共產黨中央，凌駕人大和憲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調動幾十萬最精銳的野戰軍，對和平請願、手無寸鐵的莘莘學子大開殺戒，並且狂妄叫囂「殺二十萬學生，換二十年穩定」；屠城後，全國大抓捕、大清查。鄧咬牙切齒地叫囂「連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開創了中外現代史上最凶殘、最血腥的記錄，斷送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
5，近日，網路上又揭露出驚人史實，據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披露：1975年8月初，河南省南陽、駐馬店、許昌、周口等地區遭遇罕見的特大暴雨，引發洪河、潁河暴漲，眾多水庫面臨垮壩危險！河南省領導人立即向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李先念報告險情。紀、李認為只有動用部隊才能化險為夷。當時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有權力和能力調集部隊參與搶險。
8月7日22時45分，李先念給鄧家裡打電話。鄧榕（鄧小平的女兒）接到電話後說鄧不舒服，已經入睡。李說發生了非常危急的情況，必須叫醒。但鄧榕堅持說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說，並掛斷了電話。8日零時20分，情況十萬火急，河南省領導人直接向李先念要求動用空軍。李先念、紀登奎再次給鄧打電話，要求動用空軍，但電話再次被鄧榕掛斷。李先念和紀登奎急得跳腳也無可奈何。40分鐘後，水庫決口，高漲的洪水漫壩而過，洪水像脫韁的野馬衝出板橋水庫，以每秒6米的速度鋪天蓋地向下游衝去。僅僅6個小時，板橋水庫就傾泄7億立方米洪水。沉睡在夢鄉中的人們，剎那間變成水底冤魂。幾天之內，河南省駐馬店等地區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計六十多個水庫相繼發生垮壩潰決，近六十億立方米的洪水，使東西一百五十公里，南北七十五公里範圍內一片汪洋。一千多萬人受災，二十多萬群眾死亡。
其實，當晚鄧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打牌，一直打到8日清晨。非但如此，鄧小平對這一災難長期禁錮封鎖，使民眾不知道真相。（參見2011年8月25日諸多網站）這一水庫垮壩慘劇被評為二十世紀全世界最慘烈的十一項人為慘劇第一名。（其他有核電站爆炸、農藥中毒、飛機失事、樓橋垮塌、巨輪沉沒等人為因素造成的災難）鄧小平在這場慘絕人寰的特大災難中的表現，難道不是他的品質的真實寫照嗎？
正是由於鄧小平自身的惡劣品質，所以，鄧在有關黨史研究，有關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的評價上，三令五申不許涉及個人品質，不許作道德評價，要「宜粗不宜細」。鄧曾經說過：「現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298）中國共產黨歷史中之所以產生一系列問號和空白，得出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結論，就是因為不考慮領導人的個人品質這一至關重要的因素。不抓住這個關鍵，許多問題簡直像痴人說夢，根本解釋不通。
結語
邱會作回憶中毛澤東、周恩來所說的三句話，非常珍貴，非常重要。雖然只是短短的三句話，卻可以為我們吹散許多迷霧，掃清許多重大的障礙。中共把中國大地攪得天翻地覆，天怒人怨，把中國引向了錯誤的道路。由於中共把自己的歷史弄成了一個迷宮，發生了一個錯誤，就用一個謊言遮蓋，於是又犯第二個新的錯誤；然後，又用一個謊言遮蓋，於是又犯第三個更大的錯誤……如此滾雪球，錯誤越犯越多，謊言越編越大，迷宮也越來越玄，打開迷宮需要的鑰匙必然也就越來越多。筆者認為，這三句話可以視為許多鑰匙中的十分重要的三把，它像顯微鏡、望遠鏡，可以幫助我們分析文革，認清中共的本質。感謝邱會作將軍的洞察力，他能夠抓住如此重要而關鍵的內容，為我們指點迷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