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8日，北京街頭爆發抗議（圖片來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12月20日訊】今年十一月中國各地發生了白紙抗議運動。當這場運動剛剛發生時，海外有人聯想到三十三年前的八九民運，研判又一場大規模民主運動可能會發生。但白紙抗議運動遠沒達到八九民運的規模，就已經被鎮壓下去了。對於關心中國未來的人來說，分析和比較民眾的抗議運動，既可以幫助認識中共統治的規律，也可以瞭解民眾的覺醒可能產生什麼樣的社會崛起。
一、中國的集體"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在中共的高壓統治之下，極少發生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運動；相反，總有一部分人對當局的暴政有相當程度的認同。雖然中國社會當中有一部分人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對中共多所批判；但不可否認，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接受了中共的洗腦，而且很容易被中共煽動起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社會心理？那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效應。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不是心理疾病，而是人類社會當中，人們在特殊情況下可能出現的一種自我防衛機制，是受害者選擇進入一種迴避被威脅時那可怕情景的假想狀態。
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兩個歹徒搶劫一家銀行，挾持了4個銀行職員。歹徒與警察僵持了130個小時後投降了。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裡，曾遭到生命威脅的那幾個銀行職員居然對歹徒顯露出憐憫，表明自己不痛恨歹徒；同時，他們對警察持敵對態度，不願意在法庭指認歹徒，有的人還與歹徒成為了朋友。
從此，世界上就出現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個概念。這種綜合症可以在集中營的囚犯、戰俘與亂倫受害者當中發生。而發生這種現象，首先起因於受害者的恐懼。
中國人的恐懼從何而來？來自中共的子彈和監獄。八九民運遭到軍隊開槍鎮壓之前，一些民眾還相信共產黨的口號「人民軍隊愛人民」，曾勸說圍城的部隊官兵不要開槍；等軍隊對民眾開槍射擊時，一些人喊出來的第一句話是，「開槍了，是真子彈」。這種用子彈來維持統治的生死威脅，自然會讓中國人感受到極端的恐懼。
專制政權和威權政權不同，前者的「紅色恐怖」比後者的「白色恐怖」嚴重得多。中共執政以來，一直用各種政治運動不斷實行社會清洗；而對八九民運則實施大規模武力鎮壓。其目的都是為了造成民眾對當局的恐懼，從而強迫民眾改變行為和心理。在政治高壓下，民眾不得不在行為上表示順從；而另一方面，從中共上世紀50年代的社會清洗運動開始，相當一部分民眾的內心就出現了認知順從，即讓自己內心的認知與行為的順從保持一致，以便維持內心的心理平衡。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表現。
這樣去理解中共統治下國人那刻骨銘心的、與生俱來的政治恐懼，就能明白，為什麼中國很少發生大規模社會抗議運動。中國社會過去70多年來集體「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形成，使得受害者對加害者從行為順從延伸到認知順從，這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是真正瞭解中共統治的鑰匙。
二、兩個世紀，兩場抗議運動
然而，中國社會裏，大多數人對當局的認知順從與另一部分人的自我覺醒，始終同時存在。八九民運時如此，今年爆發的白紙抗議活動再度證明了這一點。我不把這次發生的白紙抗議運動稱為革命，因為並沒達到革命的效應。不過，白紙抗議活動與八九民運有相似的地方，這兩次運動都在全國蔓延，也都是因一個突發事件引發了民眾心中的憤怒。
但無論是從實際參與人數的規模，還是從延續的時間來看，今年爆發的白紙抗議活動都比不上八九民運。從社會運動的參與人數規模來看，白紙抗議活動可能涉及數萬人，比八九民運的規模小很多。八九民運的主要抗議活動在北京，當時北京市區常駐居民一共是四百多萬人，結果出現了一天上街遊行人數達到百萬的歷史記錄。
如果從延續的時間長度來看，八九民運從北京的各大學校園裡爆發，到鄧小平調動全國近二十萬正規軍包圍首都，最後開槍鎮壓，中間一共是40多天。這樣長的一個民主運動，在人類歷史上也不多見。
這次白紙抗議活動之前，社會不滿已經非常明顯了。部分中產階層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實在過不下去了」，想要「潤」出中國，這反映出一種逃避心態。而新疆烏魯木齊市疫情防控過程中封鎖樓道，導致火災發生時居民逃生無門，這個慘劇點燃了大學生帶頭髮起的白紙抗議活動。
對習近平來講，這次抗議活動是對他嚴厲的疫情防控方針的直接否定，也是對中共統治的嚴峻挑戰。習近平二十大之後連任，可能他覺得，已經把官場搞定了，他的個人獨裁可以暢行無阻；而過去30多年裡，民間好像一直比較沉默，很少有反抗的集體行動。但是，白紙抗議活動的蔓延，證明了民間的不滿仍然是可能爆發的；在中共鐵腕嚴厲管控的狀態下，還是有一些人敢出來挑戰中共的政策。這種抗議活動可以發生一次，將來就可能再度發生。只要有人反抗，就會啟迪社會中沉默的多數，從而慢慢地讓地火延燒。
三、鎮壓與讓步
白紙抗議活動發生之後，中共改變了疫情防控方針，似乎是一種讓步。但是，為什麼八九民運的抗議規模更大，延續時間更長，鄧小平卻強行實施武力鎮壓？從這次習近平改變防疫方針，可以看到中共對內政事務決策的一個特點，我把它稱為「不逼不變」。
所謂的「逼」，可能有三種逼法；或者講，對高層改變決策的壓力會來自三個可能的方向。其一是「官場所逼」，就是官場有壓力，要求高層改變政策；其二是「民間抗議」，就是民間直接用自發的集體行動來抗議，要求高層改變政策；其三是「局勢所逼」，就是局勢惡化到政策不變不行了。
所謂的「局勢所逼」，最典型的例子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全國國有企業的經營嚴重惡化，連帶著國有銀行全都陷入破產的邊緣。在危險局勢的壓力下，中共不得不放棄了長期以來堅持「公有制」為主的經濟制度，改而實施以「改制」為名的大規模國企私有化，為此迫使幾千萬國企職工下崗失業。
這次全國範圍的國企私有化，延續數年，造成了數百萬起國企職工的分散型抗議活動，參加人數先後也達到上千萬人次。但這些抗議都是局部型請願，不針對政府，只針對大量貪污的國企幹部，所以沒有形成社會抗議運動，最後這些抗議活動都被當局分別瓦解了。
所謂的「官逼」，指的是官場上的大多數人都不滿高層的政策，中共領導人不得不對官場讓步。官員當然不會上街遊行抗議，他們會通過上報的文件來反映基層情況。當中共開全國性大會時，會場上有高層的人呼應下面官場的意見，最後形成了對最高領導人的壓力，迫使最高領導人承認有錯，默認政策的改變。
這方面的例子是，1962年初中共在北京召開七千人縣以上幹部大會，檢討老毛的「大躍進」政策造成3千萬農民餓死的後果。與會幹部對老毛非常不滿，甚至在會場的廁所裡出現了「打倒毛澤東」的標語。毛澤東原定的接班人劉少奇在會上出面為挽救局勢做了檢討，也提到了老毛的錯誤，結果大部分官員都認同劉少奇的意見。老毛為大勢所逼，只好讓步，表面上同意了劉少奇的新政策。但是老毛的「秋後算賬」很快就來了，那就是以打倒劉少奇為中心目標的「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
為什麼中共二十大沒形成「官逼」？因為二十大的主要任務是確認習近平的一人獨尊，而「清零」政策正是習近平內政方面「政治正確」的代表，沒有與會代表願意在二十大上站出來反對。
而白紙抗議活動的發生，居然與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有一點關係，這次足球賽於11月20日開賽。觀看這個全球最高水平的足球賽，是許多國人的一個愛好，央視照例轉播。但中共沒料到，國外各場球賽的觀眾席上，竟然無人戴口罩，證明了中國防疫政策的奇怪，這就加劇了國人對「清零」方針的不滿。
白紙抗議活動之後，習近平放棄了「清零」的防疫方針。但這並不意味著，從此中國民間用抗議遊行就可以逼高層改變民間普遍不滿的政策。
四、鎮壓之後，何時再反彈？
中共高層對民間抗議的訴求，是否會部分接受，其實是有條件的。一個主要條件是，中共高層會判斷，民間的訴求是否真要危及中共政權的生存。
這次白紙抗議活動的主要訴求是針對疫情政策，而不是要推翻中共政權，所以中共高層不認為，它的政權搖搖欲墜。因此，習近平在疫情政策上讓一點步，試圖緩解社會不滿，也有助於挽救經濟。當然，放棄「清零」，也是因為，在中南海決定停止「清零」之前，北京的疫情就已經蔓延到完全失控的程度，「清零」政策已經徹底失靈了。
而像八九民運那樣的抗議運動，鄧小平認為，中共以他為代表的統治面臨重大威脅，所以他就大規模調動軍隊，開槍鎮壓了。
可以講，並不是每次大規模社會抗議，中共都必定讓步。甚至可以講，社會運動的規模越大，口號越尖銳，中共的鎮壓意圖就越強烈；相對地，社會抗議運動的規模小一些，針對的政策不涉及民主、政治自由這些中共認為動搖其獨裁統治根本的，它倒反而可能作一點讓步。
這次防疫方針的改變是高層批准的，所以官媒會出來為政策改變作解釋。比如，共青團中央12月4日在它的微信公眾號上發表一篇文章說，「前幾天，線上線下比較集中地出現了對一些地方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見，通過及時溝通、完善改進，事情本已平息」。這篇文章等於公開承認了，民眾對長期嚴格的防疫舉措感到不滿。
然而，中共絕不會讓民眾得出獨裁者「服軟」的印象；相反，習近平會進一步加強政治高壓，找尋嚴密控制大學生思想動態的方法。其目標是，顯示他的獨裁絲毫沒有削弱，反而在增強。
共產黨國家會爆發民眾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這是歷史現象。上個世紀，在東德、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都先後出現過這樣的社會運動。但歷史證明，每次共產黨政權用紅色恐怖實施的鎮壓，只是暫時壓住了民眾的憤怒，但社會上積蓄起來的不滿甚至仇恨，會在民眾的心中生根發芽，直到紅色政權病入膏肓時，最終引發終結這類政權的民主化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