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刊出的所謂「百團大戰」照片。（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蔣介石領導的國軍對整個抗戰的貢獻超過99％，曾任蔣中正侍衛長六年的中華民國前行政院長郝柏村這樣評價中共的抗戰貢獻：「『平型關』、『百團大戰』是他們認為最了不起的貢獻，如此而已，從整個抗戰來說，不到百分之一！」
中共以前一直宣傳「平型關大捷殲敵一萬多」，近年悄悄改為一千多人。事實上，林彪指揮的「平型關戰鬥」只是國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上將指揮的太原會戰的一個小部分，林彪所部只是襲擊了日軍後勤輜重隊，繳獲若干日軍皮大衣等軍需物質而已。日本軍史記載，「平型關戰鬥」日軍僅傷亡200多人，損失運輸車140多輛。
彭德懷指揮的「百團大戰」，實際上是扒鐵路、炸碉堡的游擊襲擾戰，消滅不足一千日軍。還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毛說此舉幫助了蔣介石，暴露了共軍實力，違背了中共當時制定的「七分自我發展，二分妥協，一分抗日」的內部指示。（1937年8月中共洛川會議祕密決定）
八年全面抗戰期間，中共沒有一個將軍死在抗日戰場。左權是病死的，也有資料揭露說是被中共自己人整死的。新四軍彭雪楓是在偷襲國軍的戰鬥中死亡的。
一、平型關戰鬥的真相
其一、平型關戰鬥是全面抗戰前期發生在長城沿線的一場大型戰鬥，是華北京漢、津浦、京綏三線諸大型戰鬥中的一次戰鬥，也是蔣介石命令在華北實行節節抵抗方針的一個具體戰鬥。這場戰鬥以國民黨軍隊為主力，消滅了敵阪垣師團二十一旅團的主力，對振奮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軍某部卻是在局部地抵制了毛澤東連續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這一場戰鬥，而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極不情願的「配合」作戰，伏擊了敵人的輜重、即補給部隊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國大陸學者就已經在「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第二十一旅團主力」的論文中，論證了八路軍伏擊的「只是日軍預備隊一千餘人和輜重」，即一支補給部隊。其理由，一是從繳獲敵人的武器裝備來看，所殲之敵非主力編制。二是從繳獲敵人的軍用物資來看，軍用食品無數，單是日本軍大衣，就夠中共一一五師每人一件（一一五師當時有一萬五千人）。三是從當時敵人主力所處位置來看，敵二十一旅團主力於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關、團口即講堂村一帶陣地進攻國民黨軍隊，於二十五日佔領了該地附近長城正面約兩公里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從靈丘方面開出的，不是敵人主力。四是從有關資料來看，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五師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擊之部隊，於十二時左右於小寨村將敵兵站守備隊約一個大隊兵力全部殲滅」。五是日本方面記敘，「第一一五師在通往靈丘——平型關的小路上伏擊日本補給部隊，使日軍遭受極大損失」。「中國軍在平型關陣前進行反攻，同時，共軍的一部，伏擊第五師團非戰鬥部隊的補給部隊，使該部受到極大損失」。
其三、中共黨史專家們指出，「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平型關戰鬥意義很大，但存在嚴重錯誤，主要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至於黨中央究竟有一個甚麼樣的「戰略方針」，此處就不再贅述。
林彪八路軍平型關115師機槍陣地（戰後擺拍系列照）（網絡圖片）
二、百團大戰的真相
其一、百團大戰顯然不是一場大型的戰役或大型的會戰。臺灣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稱：潛入敵後的共軍，常分股破壞敵人的鐵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號稱「百團大戰」，廣事宣傳。
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黨史專家稱：「百團大戰沒有超過敵後防禦階段的限度」，它基本是「游擊戰中的運動戰，防禦戰中的進攻戰。」[16]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中共黨史專家稱：「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超過了戰略防禦的限度。」
中共統計的百團大戰戰果稱：在三個月又十五天的戰鬥中，斃傷日軍兩萬零六百四十五人，偽軍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軍二百八十一人，偽軍一萬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據點二千九百三十三個，繳獲步馬槍五千四百餘支，輕重機槍二百餘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彈藥，破壞鐵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餘里和橋樑、車站、隧道二百六十餘處，破壞煤礦五所……
上述研究成果，特別是中共自報的戰果，以及它的戰線之長、戰場之闊大，均足以說明，百團大戰決不可能是一場大型戰役或大型會戰。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範圍的大型戰役或會戰」了。另外，它雖然「戰果輝煌」，但至今沒有傷亡數字的事實，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戰役中，竟沒有一個中、高級軍官傷亡的事實，都只能說明它的真實性是需要考慮的。與國民黨軍隊在二十二次大型會戰和一千多次大型戰鬥中所犧牲的二百餘位將官相比，誠屬不能想像。下文將提到的，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所指出的，「中共軍隊誇大戰果、以掩蓋準備內戰」的話，值得深思。
其二、蓋因毛澤東堅決不准對日寇打大仗、硬仗、運動戰，連平型關戰鬥那樣的「大戰」毛澤東都不准八路軍參戰，彭德懷才不敢擅自組織一場真正的戰役。因而，彭德懷只能懷著軍人的榮譽心以組織一系列對日寇的小規模襲擊，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它卻遭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一些領導人物以及中共某些黨史學家的一再批評甚至批判。彭為此而具有了歷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過一再地批判和鬥爭，直至含冤而死。因為，至今仍有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在指責說：「這樣大的戰役行動，事先沒有報告中央，是背著中央擅自發動的。」也有一些黨史專家們說：「這樣重大的戰役，還沒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進行，從組織上講是有缺點和錯誤的。但說根本沒有請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彭德懷本人在《自述》中說：「總部決定後，七月二十二日發出電報給各區，也報軍委」，「大概比預定時間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開始的。故未得到軍委批准（這是不對的），就提早發起了戰鬥。」顯然，在連彭德懷也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敘述的「事實」是否是事實，也仍然需要甄別，就不用說中共的那些黨史學們家了。然而，毛澤東，中共，以及他們的黨史學家們、紅衛兵們批判甚至鬥爭彭德懷的根本原因，雖是「反對毛主席」，理由卻如中共某些黨史專家們所指出的那樣：「百團大戰給我敵後帶來了嚴重的困難，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說穿了，無非是因為它暴露了中共已經得以擴張的軍事實力，從而給中共帶來了繼續實行假抗戰和真擴張的困難。
其三、彭德懷雖然為他的百團大戰遭受了難以想像的漫長痛苦，但是中共卻對外將百團大戰宣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中共中央曾在它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趾高氣昂地宣稱「我黨五十萬大軍積極行動於敵後，尤其是此次華北『百團大戰』，則給了日寇以沈重打擊，給了全國人民以無窮的希望」。朱德、周恩來、鄧小平、賀龍等或致電祝賀，或纂文熱情鼓吹『百團大戰』的勝利。《新中華報》、《新華日報》（中共在重慶辦的機關報）等大量刊登歡慶「百團大戰」勝利的報導和各界群眾的賀電，都指出「這一勝利振奮了士氣人心，提高了全國人民致力於抗戰勝利的堅定信念……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紛紛舉行慶祝百團大戰勝利的大會」。然而，中共黨史專家們卻一語露盡天機：「國民黨蔣介石攻擊我軍是游而不擊，專打友軍、不打敵軍。百團大戰粉碎了這些謠言和攻擊，從而提高了根據地與游擊戰的地位。」也許，這才是中共雖要批判彭德懷、卻又要鼓吹百團大戰「偉大功績」的真正原因。此後，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在中國人民長期的艱苦抗戰中，非但再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戰鬥，並且從不曾出現過一個如董存瑞、黃繼光那樣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毛澤東在他的《選集》裡記載的所有作戰指示和作戰方針就全是打內戰，而不是打外戰，都是打國民黨，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沒有一個高級軍官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甚至至今連起碼的傷亡數字也無法公布，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也難得一見中共的抗日烈士紀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稱已經在敵後發展到五十萬大軍的中共，其只意在藉抗日以招兵買馬，只求「打」影響以爭取群眾，只為保存實力便游而不擊，只為給自己搶糧、搶物資、搶武器而小規模地襲擊日偽、主要是偽軍，只因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戰，雖然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戰略卻從不曾包圍過日寇所佔領之任何城市的等等「抗日」表現，實在將他們假抗日真擴張的本相暴露無遺。至於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除掉參加平型關戰鬥和組織百團「大戰」以外，因再也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抗戰，便只能用電影、小說來表示他們是如何地用「地道戰」、「地雷戰」和「麻雀戰」打敗日本並發展壯大起來的了。在中共御製的電影「平原游擊隊」中，那一句「鬼子來掃蕩了，八路軍進山了」的著名道白，早已將八路軍養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與真情」，由他們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藝術概括。對此，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佔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面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地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
彼得･富拉基米若夫還寫道：「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還擊而已，顯然同八路軍的實戰能力是不相稱的。提供給外界的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戰績的資料，蓄意誇大了戰果，這樣，就把準備內戰的事實掩蓋起來了。」
這便是中共自稱「領導全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的歷史真相。在整個抗戰中，如若僅僅將中共與那些在全面抗戰爆發前曾藉口抗日以陰謀自保、擴張、甚至反叛的地方軍閥相比，則全面抗戰爆發之後，民族大敵當前之時，這些地方軍閥們不顧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戰的史詩般英雄行為，無疑只能使得中國共產黨罔顧民族大義，一心只想擴張奪權的陰謀抗戰「策略」，為中華民族的永世子孫所不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