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丁玲寫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編造惡霸地主。右：中共《紅色娘子軍》編造惡霸地主南霸天。
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是一部宣揚共產黨土改的「紅色經典」，該書1951年獲「斯大林文學獎」。
近年，發現了丁玲的一批遺作，有一篇談到該書，其中說「《桑乾河上》是一本寫土改的書，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寫個甚麼樣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寫一個惡霸官僚地主，這樣在書裡還會更突出，更熱鬧些。但後來一考慮，就又作罷了，認為還是寫一個雖然不聲不響的，但仍是一個最壞的地主吧。」（《人民日報》2004年10月9日）
2006年《南風窗》雜誌記者田磊重訪了桑乾河畔的溫泉屯（小說原型），採訪了當年參加土改的農民，老人們敘述「那時的溫泉屯，其實並沒有特別大的地主惡霸。但是，每個村都要鬥地主的，後來，就鬥了顧家三兄弟，顧家一共有300畝地（每兄弟100畝），算是地主，還有，就是李家三兄弟，可這都是些破落地主。」
「地主其實人不壞，還經常資助四鄰，碰上天災歉收的年頭，那些『地主』還會在大戲台上煮粥給餓肚子的鄉親吃。」分地後，「村民們暗地裡會覺得對顧家和李家有點不公平，……分到的地並沒有去種，樹上的果子，摘了之後也都在家裡放著，沒有吃，也沒有拿去賣。」「畢竟，那是人家的東西呀！」作者評述，「實際上，村民們的經驗與政權的想像是存在差距的，一般鄉民顯然不會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鄰居和鄉親看成是『階級敵人』，他們有自己的生活邏輯，只有強大的意識形態灌輸之後，人們才有所接受和改變。」（《南風窗》2006年田磊「重訪桑乾河畔」）
「階級鬥爭」歪曲了中國社會。由於宣傳，人們已經習慣將中國古代社會稱封建制，這很不對，許多學者都反覆指出。封建是分權，比如英國的貴族分封帶來了抑制王權的議會和憲政。而秦後中國主要是中央集權，和「封建」正相反。「封建」的濫用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縮影，「階級」亦然。馮天瑜的新作《「封建」考論》專門論述了該詞的名實錯置，並做了澄清。中國當代詞語的名實錯置，不僅是思想和判斷之事，更是權力的政治強制和操縱的方式：權力錯置概念，由而操縱人，控制社會，達至政治目的。
丁玲的這部小說，就體現了政治對「名實錯置」的有意製造。這也就是：強大的意識形態灌輸，改變了人的生活經驗和常識，熟悉的鄰居和鄉親成了階級敵人。土改及這部「革命史」，就是這樣創造來的。
中共煽動仇恨，鬥地主，瓜分地主的私有財產。（網絡圖片）
「打倒地主階級」、「消滅封建制度」、「農民翻身解放」，這些套語（大陸至今仍普遍使用）顯示土改是一場政治革命。但中國農村並不存在這種政治壓迫和對立，農民也沒有革命的要求。
歐洲封建制有軍事性，也是軍事征服的結果，農民依附貴族領主，沒有土地權和人身自由，而且等級世襲。貴族和農民的關係首先是政治的，等級制度促進了歐洲階級的分化和對立。無論是十四世紀英國農民起義，還是後來的德國農民戰爭、法國革命，農民對政治權利的要求：「消滅貴族」、「自由」、「平等」，都超過對土地的渴望。但也正是貴族有領地，佔有農民，有武裝，因此可以對抗王權，從而帶來憲政。還應該說，等級制對歐洲未來社會的組織化秩序化的建設，及各階級的分工與合作有重要作用。
而中國是中央集權，為避免分權，而不分封，因此也就保留了鄉村的自然形態：小農經濟；氏族血緣社會；鄉村自治。與封建對應的是分權制衡；而中央集權之下，是中國龐大分散的自耕農社會。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民是「自由人」，有土地，能進取，可遷徙、科舉、經商。他們比中世紀歐洲農民幸運，沒有人身隸屬，也沒有等級限定。
地主是田產概念——田主，地主和佃戶雇農也只是經濟關係；而且地主可以淪為佃戶，雇農也可以升為地主。他們之間有貧富有貴賤，有經濟和雇佣的矛盾，但沒有明確的等級和政治對立。就算「打土豪」，農民也是為了「分田地」，而不是為了「自由」「平等」。
梁漱溟、錢穆等都強烈批評將階級論強加於中國，錢穆說中國人自由，即是針對中國沒有歐洲的封建等級制和人身附屬。
中國鄉村作為氏族血緣社會，其是倫理秩序，而非規則秩序（請注意，這點非常重要，涉及中國農村的社會性質，費孝通先生將此兩種秩序成為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道德重於法律，屈死不告狀，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自古官不下縣，村無政權無制度無司法，而是氏族式自治，就事論事，約定俗成，族長也是推選。
中國有鄉紳，鄉紳是官政和鄉村的橋板，其代表鄉村連接政府；作為自治社會，他們類似長老，在鄉村有領導作用，但限於宗族和倫理範圍之內，而非政權；因為沒有權力的強制，因此也就不能說是統治；鄉紳更重要的意義是代表儒家倫理秩序和文化，使之落到鄉村，這也就是他們的教化功能。
（本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