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共搞大躍進，收繳農民糧食，要農民吃「公社食堂」，結果造成大飢荒。（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信陽事件」第一推手吳芝圃
發生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之際的中國三年大飢荒的真相，經過整整半世紀學者和傳播工作者的追尋，最近才得以浮現出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墓碑》的作者楊繼繩先生描繪了一幅赤地千里、舉國悲慟的浩瀚畫卷，提出死於飢荒的人數為三千六百萬（稍早，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也不約而同地採用相近的數字），北京知名學者，前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痛稱，這場大飢荒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因為三千餘萬無辜者是死於一個獨裁製度之下，其慘烈程度史無先例。
現在，我們出版的《信陽事件》則是一個個案的精心解剖：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飢荒的來龍去脈。一個人口六百萬的魚米之鄉，竟然在大飢荒不到一年時間內，餓死一百餘萬人！作者喬培華女士是中共河南省黨校的教授，她對信陽事件的研究，不僅深入佔有當年報刊資料，訪問當事人，走訪區內十多個縣市，而且，查閱到至今尚未解密的許多相關文件。鑒於大飢荒仍是中共檔案中高度敏感的部分，作者援用時，只能採取間接引述的方式，不能一一註明出處（〔內部文件〕）。而且，論述的語調，保持著體制內可以容忍的分寸。儘管如此，本書至少現時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版。
因而，我們有幸透過這些第一手的內部材料，洞悉這樣驚人的一宗嚴重事件在封閉的中共體制內怎樣被操作、被定位、被了結，以及那些諱莫如深的統計和細節怎樣赤裸裸地展示出來。
信陽事件是研究大飢荒的首選
毛澤東和「信陽事件」第一推手吳芝圃(左2) （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中共黨內外，國內外對大飢荒的研究與記錄，無不以信陽事件為首選，因為它具有無可比擬的案例意義。大躍進運動的緣起，河南省對務實派潘復生班子的清算，兩次中央會議在鄭州召開，河南成為先進的「躍進省」，成為毛烏托邦盲動主義的基地和樣板。然後，發生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高層勢力的非常事件，力挽狂瀾的最後預警被消音，飢饉神風的大襲擊終於挾著高徵購、反瞞產的烈焰降臨不設防的神州大地，狂轟濫炸、屍橫遍野。首當其衝者，就是河南信陽。
信陽頓時變為鬼域。「老百姓餓到了靈魂出竅的地步」，把一切能吃的東西統統吃光，家家死人，路口村邊到處是死屍，最後吃屍體、吃活人、吃親人。成村成戶地人死絕。光山縣解山公社六百多自然村，死絕人的村子達一百七十五個；八千戶人家，死絕一千六百戶；三萬六千人口，死掉一萬三千人。有的生產大隊，人口餓死四成。同時因偷食而被幹部打死的、關押的不計其數。幹部如狼似虎，多吃多佔、享受特權，而且嚴密封鎖災區，控制郵電，不准向外求援告狀，不准出外逃荒求生。製造一個王任重承認的「恐怖世界」「黑暗世界」。中央來人調查，稱信陽餓死七十萬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檢討，稱信陽餓死人有一百多萬。
其實，當時飢餓的死神已經在中國的許多地區橫行肆虐，安徽、甘肅、四川、湖南、廣西等許多傳統富裕地方已經淪為人間地獄，但是，沒有一個地方像信陽這樣，被定為「事件」，那就是因為信陽的遭殃，不僅最早驚動高層，而且頗具代表性。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紅太陽從這裡升起，然後，燒焦了這裡的一切。
毛澤東和土包子專權必然結果
李銳先生指出「本書以一半的篇幅詳述信陽事件的處理經過」，是語重心長的啟示。他引證說「信陽事件既不是階級報復、也不是違法亂紀，完全是因為執行了極左路線，大刮共產風、浮誇風達到頂點，糧食政策上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而造成的。」
微觀而言，就在五九年春天，豫東地區已發生嚴重餓死人現象，為什麼半年後在信陽變本加厲，更為慘烈地重演？這只有宏觀地歷史觀察才能解釋信陽事件。本來，中共一九五六年八大制定了一個相對務實的發展經濟為主的路線，可是，毛澤東在反右運動後就擅自予以更改，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是社會主要矛盾，號召超英趕美。五八年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總路線，三面紅旗裹著大躍進、人民公社於焉出臺。從鄧小平宣稱八大路線正確，可惜沒有堅持下來，到極左路線佔上風之說，中共理論界史學界至今不敢面對的是，極權制度下個人獨裁無法無天，壓倒一切，取代一切的事實。
毛澤東好大喜功，選擇中原大省河南作樣板，以號令天下。他實施的策略，一如十年前的淮海大戰那樣，人海戰術，土法上馬。從中南海到縣市委，大批從國內戰爭中轉下來的大小土包子掌握了各級大權，外行領導內行。他們完全不明白所謂超英趕美，面對的對手已是一個資本主義高度成熟的現代文明制度，這制度的成就不僅顯示在鋼產量的數字上，至少包括現代科技和生活方式。因此，信陽一役的慘烈失敗，自是在劫難逃，注定難免。
喬培華教授以冷峻的筆觸，羅列史料，今天的讀者當可以領略那場豪氣衝天的大躍進之荒謬可笑，明白一群暴力革命者治國是如何可悲。人可以犯錯誤也有機會改正錯誤——連上帝給予的這項權利也被拒絕，這應是信陽事件的深刻啟示所在。
用階級鬥爭掩蓋摧殘農民的罪責
中共黨內的秀才們以至任何思維正常者，都明白釀成信陽那樣的慘劇的真正原因何在，毛澤東本人在內部也承認是「高指標、高徵購」所致，但是，實際善後處理的手法，竟又是開展一場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將執行中央和省委指示的縣、社、隊各級幹部定為階級敵人。大面積餓死人，則是敵人的階級報復。鎮反的指標是，「大縣殺八百、小縣殺四百、大隊殺四至五人」。雖未照辦，但照此方針大量關押批鬥已是事實。自稱「犯了大罪」的吳芝圃，在其向中央呈報的檢討中還是這樣為毛背書：
「階級敵人進行報復和破壞的目的，主要是毀滅人。敵人用種種剝奪人民吃飯權的辦法，用種種無休止的強迫人民勞動的辦法，用奴隸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過的最毒辣的刑罰，活活把大批人餓死、累死、打死。甚至於截路、姦淫擄掠、無所不為.......」
毛澤東建國後文稿第九卷，記載毛收到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的報告後，只有冷冷的一行字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如此嚴重事件，毛根據什麼作出「階級敵人報復」的判斷？事過五十年，大陸沒有人追究、研究。
二○○六年，北京出版張素華著《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書中記載有對鄧力群（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訪問。張問鄧：「毛對信陽事件的反應」。鄧那時正陪毛讀書，鄧說了一句潛台詞豐富的話：「這些駭人聽聞的情況反映到毛主席那裡，簡直令人不可想像，惟一的解釋是地主、富農趁機進行階級報復。」鄧說，劉少奇也有這樣的看法。
毛統治模式：無法無天，嫁禍於人
其後，我們看到，至少劉少奇經過六一年親自去湖南調查已完全瞭解真相並有了沈重的自省。六二年劉向毛直言「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自此與毛種下心結。毛為信陽事件定性後，卻從未回頭，而且沿著階級鬥爭思路越走越遠，從反修、四清、直到文革，打倒黨內走資派，至死沒有對這條極端的階級路線有絲毫反省與改變。真是不見棺材不流淚。
今天，不妨說，正是信陽事件開闢了一個毛澤東統治的標準模式：無法無天嫁禍於人。所謂「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實質上是用莫須有的階級鬥爭掩蓋決策的非理性、反人性與虛偽，轉移統治危機和個人責任。信陽事件的全過程非常強烈和典型地反映了這種實質。毛的選擇可以有國際背景的因素，但是絕無「實事求是」的社會實證為基礎。那是一個一黨專制下的暴君的必然命運——把知識份子打光、把曾是中共社會基礎的農民打光，最後一場文革把自己的黨也打光，直打到自己死掉，這場犧牲數千萬人的鬧劇才告閉幕。
金鐘 二○○九年三月十九日於香港
（本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