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左）與胡適（右）。(圖片來源：公共領域／維基百科)
1987年11月3日，梁實秋先生在臺北作古，海峽兩岸的朋友、學生紛紛作文悼念。此時人們似乎已忘記，梁先生當初在與魯迅的論戰中，曾被這位左翼聯盟的旗手指罵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中共建政伊始，「乏走狗」又升級為「反動文人」。其實早在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有一段文字稱：「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毛的一句話，就把梁先生打入「反動文人」之列。梁先生在大陸讀書人的心中，除了「反動文人」之外，就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大約在梁先生逝世前後，大陸有幾家出版社開始出版梁先生的散文集。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溢出效應」，1949年以來破天荒第一次。此後人們終於知道，這個「反動文人」兼「乏走狗」，原來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一代散文聖手，在中西文化之間辛勞筆耕整整一個甲子。
梁先生的文字雋永、取材自由、亦莊亦諧、妙趣橫生。同時作為翻譯家，梁先生獨力完成莎士比亞全部劇作40冊加3卷詩集的翻譯，耗時38年之久。作為學者，梁實秋還留下一部百餘萬字的《英國文學史》，主編《遠東英漢大辭典》，以及其他多種英漢詞典與教科書。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梁先生又是一位出色的政治評論家。梁先生的政治評論，既追求思想自由，有明確的憲政訴求，同時對極權主義及其以掠奪為目標的公有制，有著清醒的認識。梁先生的政治評論眼光犀利，分析入木三分，即便在今天看，依然不失啟迪意義。
梁先生的政治評論，始於《新月》初創的年代。談梁先生的政治評論，須從《新月》開始。至今大陸仍有人將梁實秋歸入「新月派」，這是CCP別有用心的訛傳。上世記50年代末，梁實秋有《憶》一文問世，其中談到：「我有時候也被人稱為『新月派』之一員，我覺得啼笑皆非。如果我永久的緘默，不加以辯駁，恐怕這段事實不會被人知道。這是我寫這段回憶的主要動機。……新月派這一頂帽子是自命左派的人所製造的，後來也就常被其他的人所使用。」
《新月》創刊於1927年，當年梁實秋與友人余上沅任教於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因避兵亂，學校無法上課，二人遂攜眷由下關搭船到上海。余上沅先後就讀於匹茨堡卡內基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戲劇系，後在南京主持戲劇專科學校約10年。中國人最早演出莎劇《威尼斯商人》，譯者是梁實秋，導演即余上沅。上沅先生後期執教於上海戲劇學院，文革中深受迫害而逝去。早已定居臺北躲過此大劫的梁實秋，曾寫下《悼念余上沅》一文。
《新月》的創辦，原出於胡適與徐志摩一時興之所至，既不為牟利也無所謂宗旨。這一年是徐志摩與陸小曼婚後的第二年，徐志摩在上海先後找了余上沅與梁實秋，又約了潘光旦、聞一多等好友，打算以潘光旦在馬浪路（今馬當路）的寓所為中心，辦一個刊物和一家書店。沈從文、葉公超、羅隆基、邵洵美等朋友也常聚會於此高談闊論。徐志摩意將刊物命名為「新月」，源自他在北平已成立「新月社」。這是一個以知識界人士為主的沙龍，「新月」二字套用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集《新月集》，泰戈爾訪華時徐志摩任翻譯。
《新月》創刊後，梁實秋關於人性文學的主要文章陸續發表，與魯迅的論爭也始於此。有人將梁魯之爭與國共之爭聯繫在一起，認為「魯迅發表了著名的雜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痛斥梁實秋。這樣，魯、梁之爭，演化為共產黨、國民黨在文化戰線上一場轟動一時的鬥爭。」這是階級鬥爭邪說的映照，言下之意共產黨就是無產階級的代表。
魯迅固然左傾，曾與共產黨在一條船上，然而梁實秋其實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義文學家，從未信奉三民主義，也不依附大權在握的國民黨，對國民黨的批判指責同樣口無遮攔。1935年在《自由評論》創刊號上發表的《算舊帳與開新張》一文中，梁實秋開宗明義指出：「國民黨自執政以來，最使知識階級分子感覺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對思想言論的自由之取締干涉，且其設計之工推行之廣手段之嚴，皆遠過於北洋軍閥統治時代之所為。」
將梁、魯之爭與國共之爭相提並論，即便從善意的角度理解，起碼也是無知。值得深思的是，1949年以後，「對思想言論的自由之取締干涉，且其設計之工推行之廣手段之嚴，皆遠過於」國民黨100倍的CCP，施行極權主義暴政，嚇得知識份子全體脆下，還有誰敢說一個「不」字？
梁實秋的政治眼光與自由主義傾向，最早體現在《新月》第2卷第3號上發表的《論思想統一》一文中。文章正是針對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一元化政治觀，針對國民黨的思想禁固政策而發。這一年梁實秋26歲，文中公開亮出了他反對思想統一的理由：
思想是獨立的；隨著潮流搖旗吶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從的愚人。有思想只對自己的理智負責，換言之，就是只對真理負責；所以武力可以殺害，刑法可以懲罰，金錢可以誘惑，但是卻不能掠奪一個人的思想。別種自由可以被惡勢力所剝奪淨盡，惟有思想自由是永遠光芒萬丈的。一個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錢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發表他的思想，封書鋪，封報館，檢查信件，甚而至於加以『反動』的罪名，槍斃，殺頭，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無法可以撲滅，並且愈遭阻礙將來流傳的愈快愈遠。
這段文字至今讀來，依然光彩四射，令人心生敬意。《論思想統一》發表前後，羅隆基回國加盟《新月》，《新月》政治色彩也更趨濃厚。羅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知識界最早討論人權問題，也是羅隆基在此時提出。梁實秋、羅隆基、胡適曾有《新月》政治評論三劍客之稱。「一二九」運動後，梁實秋發表《我對於學生運動的感想》一文，明確要求國民黨當局廢除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憲政。
梁實秋與羅隆基、張東蓀等人創辦了《自由評論》週刊後，發表了《我為什麼不贊成共產黨》一文，明確表示自己「一向不贊成共產黨和共產黨主義」。文章從三點分析對共產極權頗具理性的見地，其中第二、第三點，至今對大陸遭受長期洗腦的臣民而言，仍不失醍醐灌頂的啟迪：
第二點，我不滿於共產黨的是它的對於私有資產的仇視。我自己不是資本家，我也不依靠資本家維持生活，……但是對於私有資產這個制度，我仍是擁護的。我至今還以為私有資產制度不應廢止；……我們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產黨所採取的是報復手段，要造成恐懼，這是我所不能贊成的。第三點，我不滿於共產黨的是他們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們是要一黨專政的；在思想方面，他們也是要排斥異己，定於一尊。此種不容忍的態度，與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馳。
這是對中共極權鞭辟入裡的觀察，不含絲毫情緒色彩。梁實秋對關於私有資產制度的真知灼見，就連現今大陸的大批經濟學教授也應感到臉紅。
到了1944年，介公領導的抗日戰爭，由戰略相持轉入反攻階段，中共趁機搶奪天下的野心也暴露無遺。梁實秋在《華聲》先後發表兩篇政治評論：《我對於中共問題的一個看法》與《公開答覆一封匿名信》，進一步顯示出他對憲政制度的追求，以及解決中共問題的大智慧。他在文中指出：
只有實施憲政，中共問題才能得到合理而徹底的解決。實施憲政之後，國民黨還政於民，國民黨退居普通政黨的地位，當然所有的中央軍隊一齊都是國家的軍隊了。到那時候共產黨沒理由再繼續保持「陝甘寧邊區」和他的特殊的軍隊。一切是民主，一切是聽人民的意思，任何黨只能爭取民眾做他的後盾，任何黨不需要武力來支持。如果有任何一黨仍然擁有武力割據地方，那便是叛國行為……
憲政制度是人類政治智慧最光輝的結晶，可惜在蔣經國先生之前，國民黨高層缺乏這樣的真知灼見，加上接踵而來的蘇共強勢滲透與對中共的支助，以及華府盲目的綏靖政策，最終導至國民黨敗退臺灣，至此大陸徹底陷於黑暗。
憲政制度的方向，就是人類文明的方向。竭盡全力阻擋憲政制度的中共，對人類文明正是不折不扣的反動勢力。梁先生不僅站在人類文明的前沿，而且是一位清醒的自由主義者，在自由的「多少問題」與「有無問題」之間，比其他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包括張東蓀、羅隆基、儲安平等人在內）看得更透徹。兩害相權取其輕，這也是他在1949年忍痛離棄大陸，選擇臺灣定居的原因。比起同時代大批知識精英的觀望與等待，最終慘死共產暴政之下，顯得何等睿智？
值得慶幸的是，就在1987年梁先生仙逝前的20餘天，臺灣的思想自由終於實現，不同聲音終於解禁，臺灣的政治制衡結構也終於形成——曾經遭梁先生抨擊的一黨獨裁製度，從此在中華民國告終。
上世記80—90年代，大陸出版的各種梁實秋文集，全限於散文小品，絕無政治評論方面的片言只語。原因很簡單：梁實秋的政治評論，說出的是真理，擊中的是中共極權的要害。
早在1935年，梁實秋即憂心忡忡指出：「這十年來國內研究經濟的學者們，有誰可能堂堂正正地發表過反對共產的論著？共產問題在中國是這樣嚴重的大問題，而學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著這一個最迫切的問題，而不痛切地表示意見。」
而今80餘年過去了，早已奪取天下的CCP，其極權與反人類惡行更是變本加厲。大陸不必說了——知識界的話語權早被剝奪。為什麼臺灣知識界面對CCP咄咄逼人的氣勢，依然如此麻木？為什麼面對CCP將「一國兩制」的陰謀，企圖由香港推向臺灣的時候，國民黨中的老一代人，卻患了軟骨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