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連續兩個星期談到，為何在中國大陸獨立於權勢之外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如鳳毛麟角，又談到這與中共在延安時代開始的文化藝術政策及連翻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有關。再加上在「六四事件」之後對知識界的加強監控及利誘，最終令今天中國大陸能夠挺身而出，扮演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人越來越少。
能夠各自在自己的專業範圍自求多福的當然也有不少，但以學者或者至知識分子之名來尋求更多經濟利益，甚至向權勢靠攏，成為國內知名知識分子易中天所謂的「幫腔、幫閒、幫兇」式的也大有人在，而且似乎越來越多。
除了易中天之外，既是學者、曾經被中共政權吸納從事公職的資中筠，也曾經多番寫文章及發表談話，表示中國大陸的知識界花果飄零，甚至慨嘆學術界及文化藝術界的墮落，已經去到災難性階段。
在政治權勢凌駕一切，控制所有經濟、政治及社會資源，又沒有公民社會監察制衡的情況下，中共管治下的中國，實際上早就處於一種全方位墮落的局面。貪污腐敗無疑已經成為體制的一部份，甚至已經如癌細胞般散播，除了在官場之外，還令社會不同環節同時都走向腐敗，這現象在學術界尤為明顯。
易中天所謂的「幫腔、幫閒、幫兇」，針對的就是知識分子及學術界，其大致意思是認為現在中國的文化藝術及學術界有太多具有某幾種典型的所謂知識分子。他們主要是透過討好權勢，甚至爭相幫權勢代言，忖摸當權者的心態及需要來扭曲各種理念及論說，從而獲取當權者的眼球及注意。如果能夠成功，就可以得到很多與本業相關的機會，從當權者手上賺取更大的經濟回報或其他社會政治利益。
偶然「幫腔」為當權者及共產黨的不恰當行為提供理據及開脫，已經成為不少知識分子的日常行為。有人甚至爭取每一個機會，利用各種課堂內、課堂外、及作為學者能夠容易掌握的學術及言論平台，為權力機構代言，不時以「幫閒」的姿態來歌功頌德。更進一步的，是急主子的所急，以官員及權勢的代理人或代言人自居，淪為權力集團的「幫兇」，利用其作為學術工作者或知識分子的權威，以言論及其他方式主動出擊，為官僚及管治層打擊其他人，甚至反過來打壓知識分子理應捍衛的言論及學術自由空間。
「六四事件」之後，中國大陸似乎已經再沒有出現過好像方勵之、嚴家其之類具有公共知識分子形象的學術及言論領袖。有一些之前也被視為較為開放及敢言的學者，還自動收斂。有部份更開始講一些迎合中共的言論。例如有人為中共在「六四事件」的暴力鎮壓、開槍射殺學生的做法提供理據；有不少學者淪為權勢的傳聲筒，散播「外國黑手論」？很多人不但不會承擔知識分子的使命，要求權勢作出檢討，反而向處於弱勢的學生及一般民眾抽刀。有曾經支持政治走向自由化的殿堂級學者，甚至說出「壞政府總比沒有政府好」這樣的言論，從而推翻自己過往的立論點，甚至否定了自己的大半生也在所不惜。這不是淪落還是什麼？
最近幾年，就連香港的知識界也隨着所謂「國家安全」這個偽命題，或者「愛國者治港」這種說法而急速墮落。
一直以來，香港固然有很多「兩耳不聞天下事」的象牙塔式學者人物，但過往在香港的公民社會發展過程中，學術界曾經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港英殖民地時代，隨着大專教育的發展，政府固然不斷增加對大專教育的撥款，對課程的發展也起着相當關鍵的作用，但對於院校管治，卻一直採取一套相對自由的政策。一般而言，在香港院校教書的學者，除了薪酬不俗之外，也受到香港言論自由氣氛的保障，學術自由更是一個十分敏感，政府不敢貿然插手的環節。
二十幾年前，特首董建華的家臣曾經意圖干擾大學部門進行的特首民意調查工作，結果搞到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要作出公開的聆訊，連大學高層也要辭去領導職位，最終連大學校長也不得不辭職。後來又發生過負責教育的官僚致電大學高層，以具威嚇的口吻意圖要批評官員的學者收聲，結果也是被廉政公署調查，涉事的官僚也不得不從相關的崗位退下。香港的學術界，因而也長期有一批以公共知識分子姿態示人的學者經常在不同的平台議論公共事務及社會政策，推動了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提升了基層群眾的政治問責意識。
但到了今天，香港各所專上學院的老師，已經再沒有幾多位敢於在公共事務上發言。有人甚至形容今天香港的學院一片死寂，仍然能夠在已經被扼住咽喉的公共平台發聲的少數所謂學者，絕大部份都只是權勢的擦鞋仔，都是沒有獨立知識分子品格的人物。這個局面，只會令政府的施政更容易出錯。對香港社會的未來發展一點好處都沒有。或者這樣說，既然中國大陸已經早已是這樣，今天這個被中國共產黨全面管治的所謂特區，就連學術自由都已經難以再「特」起來了，曾經有過的「特」，也不得不被磨平。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