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3日，中國民主黨主席王軍濤為黨員上黨課（中國民主黨提供）
【看中國2024年1月25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報導）1月23日中午，中國民主黨主席王軍濤在加拿大委員會為黨員上黨課，他講述了中國民主黨的歷史性機遇和發展計畫。
王軍濤表示，中國民主黨目前正面臨一次重大發展。
他說，黨員們自入黨以來已聽到他強調的這個提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感受到的緊迫感愈發強烈。
“看看我現在的日程，就知道我忙得不可開交。上週我飛往德州，這週又飛往俄勒岡，週末我將前往洛杉磯，下週則要飛往多倫多。每次出行，我都會遇到越來越多想要加入我們行列的人。這些人代表了越來越廣泛的群體，他們對共產黨的絕望情緒日益加深，特別是對習近平的絕望，這也反映了對共產黨整體的失望。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正在經歷重大的變革。最近舉行的兩個會議，分別體現了不同的取向。去年11月，魏京生、王丹和我曾在亞太峰會前討論即將召開的國是會議。現在，在歐洲，我們又召開了一個預備會議，主要討論後共產黨時期的局勢。同時，國內最近也有一個人出來，發起了徵文活動，懸賞幾十萬人民幣，探討如何結束共產黨的統治。他的會議主要議題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運動。
這兩個會的取向還是有所不同。我們的會議，不管是魏京生和王丹，還是我，這三個發起人，我們都明白，中國即將到來的民主革命實際上不會受到和平、理性和非暴力這些原則的約束。
人民在面對不講理的共產黨時，往往會放棄講理的方式。中國歷史上有句古詩：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這句話反映了中國歷史上的治亂循環模式。
秦朝作為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強大的王朝，其覆滅開啟了不同於西周和東周時期的政治調整模式，政治的調整是通過貴族和國王間的博弈實現的。當某個國王或貴族表現不佳時，人民會投奔表現更好的領導者。孔子曾言：哪裡有道，他就往哪裡去。這意味著政治調整通過貴族和國王之間權力興衰完成。這也是西方現代政治之前的政治調整模式。
自秦朝起，中國歷史上的起義多由講實力的豪傑而非講理的知識份子領導。知識份子解決的是統治的正當性問題，但一個不正當的政權被推翻基本上是實力革命完成的。這是因為秦始皇實行的焚書坑儒政策，使得問題無法通過講理解決。在中國歷史中，獨裁者的倒臺往往不是因為被講理說服，而是因為改朝換代。只要君王還願意聽取建議，他的統治就不會被推翻。即便有忠臣被殺或出現昏君，只要繼位的是明君，人民仍會支持王朝的延續。然而，一旦君王過於野蠻和獨裁，人民便會支持推翻他。在這種情況下，起義通常不是知識份子而是邊緣農民所發起的。
當統治者不講理時，講理便無法解決問題。人民一定要解決問題，於是他們會選擇果斷行動的豪傑。今天的情況是，民間對獨裁暴君習近平的不滿情緒正在增長，但關鍵的時刻尚未到來。當前，人民還糾結於是否應當講理。當公眾普遍認為統治者徹底不講理、只有通過暴力推翻時，他們才可能選擇革命的道路。關於革命與非革命、理性的爭論，實際上反映了不同的觀點。在中國民主黨中，我們鼓勵個人持有自己的觀點。但我們有必要準確地理解革命與非暴力的觀點的含義及爭論焦點。
革命派與和理非之爭
反對革命的觀點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革命可能導致不可預測的結果，革命推翻暴政的勝利者是否會進行民主建設或放棄權力，這是未知的。歷史上的例子如袁世凱和毛澤東，表明瞭這一點。許多民國時期的人士原本支持共產黨，希望建立一個民主的中國，卻發現共產黨在奪權後開始清洗民主黨派人士，如反右運動。事實上，這場運動實質上是針對那些曾支持共產黨的左派知識份子。反對革命的觀點還認為，即使革命領袖成事前標榜自己，一旦掌握大權，權力可能會腐蝕其本性。黃炎培作為民國時期的代表人物，與毛澤東的對話，尤其是「窯洞對」中的討論，是一個例證。毛澤東曾邀請他觀察解放區的治理，儘管黃炎培對解放區的治理給予了正面評價，但他也提出了關於中國歷史上王朝興衰的問題，質疑共產黨是否能避免歷史的輪迴。毛澤東曾表示，共產黨找到了民主這一解決方案，認為實現民主後，共產黨就不能失信。這表明毛澤東對民主的本質有理解，但在掌握權力後，他的思想發生了變化。當他可以通過革命中獲得的暴力實力鎮壓不同意見時，他放棄民主的理念選擇新的專制，因為這符合他的政治利益。同理，習近平不一定是長期隱忍以圖獨攬大權，最初他也許是一個厚道人，但他大權獨攬後，心態變了。人在不同人生階段和際遇會有不同的心態，政治領導人也是如此，一旦掌握大權，他們的性格和做法可能會發生改變。如何獲取權力者一般會以同樣的方式維護權力，因此，對革命論的一個主要批判是，革命不會帶來民主，而只會為新的獨裁者鋪路。反對革命的人雖然理解這一點，但當革命真正來臨時，如果他們選擇逆流而行，便可能成為革命的目標。歷史上的啟蒙領袖在革命浪潮中往往首先被攻擊，他們之所以成為目標，是因為他們以前的講道理的立場在革命的非理性衝突中顯得猶豫不決。無論是革命還是反革命，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不講理的，而是以實力為依歸。
我們目前的民主運動當然要推翻共產黨，這只能依靠實力，因為單純講理是無效的。在實力決定勝負的局面下，那些仍在講理的人會被認為是在為共產黨洗地，為反動統治者服務，從而拖延革命進程。因此，這些人往往成為革命的犧牲品，作為展示革命決心之堅定的祭旗儀式。在革命高潮來臨時，許多最初反對革命的人，包括一些做過啟蒙的領袖，會意識到革命很可能造就新的專制。在這種情況下，若你向革命者表達反對意見，很可能會被貼上反革命的標籤。批評革命的人可能被認為是在為共產黨暴政延續壽命，破壞革命。
第二，反對革命論還認為這個時代通過革命不太可能成功。這種看法的依據是，在過去，如劉項時代的冷兵器時代，即使拿著簡陋的武器，也能與朝廷抗衡，因為兵器上的差距並不太大。但在現代熱兵器時代，老百姓手中的武器資源與政府力量相比，差距過於懸殊，幾乎無法抗衡。
支持革命論的人論點也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他們認為只有革命才能解決統治者的問題，即當統治者不講理時，只有用革命的方式才有效，他們只認革命的力量。因此，很多人強調，必須依靠實力解決問題，這不是迷信實力，而是認識到對抗共產黨只有靠實力才有效。在這種情況下，革命成為不得已的選擇，不管是否喜歡，只要目的是推翻共產黨，就不得不採取非理性的方法。如果想講理，就會被視為在浪費時間，甚至是在送死。革命有時是不得已的選擇，它是唯一能解決問題的方法。
至於革命之後，他們也承認革命不一定會帶來民主。然而，獲取權力的手段不一定是維護權力的手段。中國封建王朝輪替，都是暴力推翻舊暴政，但建立新政權後會開科取士，讓知識份子治國，將暴力推翻舊政權的功臣封賞，如果不守文官治國新規矩的則滿門抄斬，但是都沒有走出歷史的輪迴，都沒有實現民主。關於革命後的治國方式，如美國革命和英國革命，儘管也是暴力革命，但之後並沒有建立新的專制制度。因此，對革命者來說，有時也是一個選擇的問題。當革命大潮來臨時，無法避免，無論是否支持，都無法阻擋革命的進程。例如，辛亥革命前，汪精衛本是革命黨領袖，試圖刺殺攝政王未遂，但被監獄裡攝政王的治國理念說服，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爆發，汪精衛在歷史上可能就成為革命的叛徒。
革命者認為，當革命大潮來臨時，不管個人是否喜歡，都必須準備迎接並接受它，因為反對也無濟於事。例如，即使汪精衛和攝政王聯手，也無法阻止武昌起義，導致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我常打個比喻，不是說我們喜歡萬有引力，如果地球沒有引力，那可能減少許多死亡事件，因為世界上許多人人是摔死和砸死的。但地球有引力是無法迴避的事實，我們只能在有引力的情況下尋求更好的生存方式。
在這個爭論中，我認為中國民主黨不必站隊，而且在現實操作中，討論革命還是改良實際上是個假命題。
假設最主張非暴力的人，如果真的面臨民眾選擇了暴力反抗，他們也不會反對。我到現在沒有見到任何人反對民眾暴力自衛來推翻統治者。例如，如果警察作惡，民眾用暴力反抗警察或城管，即使最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也認為警察和城管受到應有的懲罰，因為他們自己違法了。政府法治不彰導致民眾只能用原始暴力的方式維護自己的權利。
另一方面，有人主張暴力革命，如楊佳刺殺警察的喝采者，當非暴力運動主張者提出和平換掉壞警察或者改良警政，那革命者也不會反對。
所以，在具體的反抗事件中，革命者與和平、理性、非暴力者一般不會相互指責，而是會相互聲援。這就像香港勇武派在街上行動時，那些不是勇武派的人也不會與他們切割，而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分化，不割席」。在具體事件上沒人反對與共產黨講理。但是，那些不準備和共產黨講理的人認為講理無用，因為中國人都知道，那些貪官污吏不會聽你的話。
中國民主黨的歷史性機遇
我主張中國民主黨不應預設立場，只要能夠推翻共產黨，發動民眾建立憲政民主體制，我們就支持這些所有的事件。我們至少願意看到這種事件的湧現。這兩個會議說明人們已經迫切感受到中國即將發生變化。我們需要討論革命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爭論，這是關於變革手段和道路的問題。但還有一個問題：變革後的中國應該是什麼樣子？這是我們國是會議要解決的問題。我們計畫在3月初召開第一次會議，主要討論一些總的大問題，第一是共產黨之後的中國形態，第二是我們如何過渡到那個方向。
我認為中國民主黨本身在最近幾個月，尤其是去年11月的亞太峰會後，會有一次大發展的機遇。那時，中國民主黨在街頭與中共的暴徒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這在網上廣為人知，給許多在美國的反共人士帶來了希望。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聯繫我們，希望建立地方組織。我打算開始做一個調研，探討民主黨在中國大陸和自由民主世界中如何發展。今天早上，一位民運人士對我說，中國民主黨應該有一批人在美國這樣的自由民主社會，甚至去臺灣發展，打選戰，積累經驗。他強調，意義不在於勝負，而在於幹部儲備。
他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機遇，最有準備的人將會受益。他說，許多組織沒有實力做政治，但我們這個組織規模最大，各地發展最好，人才也最齊備。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大力發展民主黨。
民主運動的四個階段
在過去，我曾在民運最低潮時也這麼講過，因為我從1976年開始就參與中國的民主運動，我是最資深的成員之一。從我的經歷和整個中國的政治起步來看，民主運動實際上有四個不同階段，每個階段需要的人才都不一樣。
在民主運動的第一個階段，稱為「苦撐待變」，整個社會都跟著共產黨走。在這個階段，搞民運的人要面對四把刀：第一把是共產黨的打壓和抹黑，第二把是老百姓的誤解和攻擊，「吃人血饅頭」的華老栓都是輕的；老百姓常常跟著統治者罵你。即使在美國等西方社會，儘管有個人可憐的生存機會，但是在主流社會中沒有位置。那些掌管資源的政客、商人和專業人士，希圖中共掌控的機會而疏遠甚至詆毀民運。第三把刀是內部的互相傾軋和小矛盾；第四把則是家庭的反對，因為搞民運的人往往家庭破人沒亡，很少有家庭願意承受前三把刀，因此家庭多破裂。人沒死也大多數退出民運。極少數強大者還繼續堅持。
今天大多數反共的人都是從普通人覺醒來的。但幾年前如果有人講民主運動，大家可能會更相信共產黨而不是那個講民運的人。在這個階段，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像茅坑裡的石頭一樣，又「臭」又硬，堅守信念，為國家的未來在最黑暗的時刻保留一束光，照亮國家的前程。
第二階段的民主運動是「破局」的時期。在這一階段，需要一批能夠迅速反應、敢於站出來的人。就像我在1989年，雖然一開始認為學生們不成熟，但後來在西方學習政治學後，我意識到歷史正需要這樣有血性、熱情和激情的人。他們像星星之火，能迅速燎原，點燃他人的鬥志，在街頭上有著非常好的感覺，能抓住轉瞬即逝的機會。例如吾爾開希、柴玲等人都是在那場運動中湧現出來的。他們的爆發力非常強，那時他們不瞭解共產黨的邪惡和凶殘，也不相信共產黨會開槍，不像我們那麼謹慎。一開始我認為他們不成熟，但後來我意識到，如果大家都像我們那麼謹慎，就不會有89年那場運動，也就不會有後來的發展。雖然有人說，那樣就不會有六四事件和坦克大屠殺，但歷史就是這樣。
第二階段所需的人恰好具備了第一階段所沒有的素質。比如我自己，在「苦撐待變」的情勢中，養成了一種一貫的惰性心態：無論外界如何變化，我不變。但在第二階段，需要的是能夠適應變化、敢於行動的人。
第三階段的民主運動需要各地組織的發展壯大。如果一旦在大事變中，像89年那樣，第二階段的人跳出來並打開局面，這時候就需要在各地建立組織。我反思我們當時沒有抓住這個機會。如果在1989年，當共產黨還沒有下決心，鄧小平的坦克還沒開上來，各級領導還同情運動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在各個地方建立民運組織，共產黨的鎮壓就不會那麼容易。但當時我們只是處於搞運動的狀態，最後也是一觸即發，沒有紮下根基，運動很容易被打壓。所以，第三階段的任務就是迅速建立組織。例如，我們中國民主黨的創始人王有才先生，是八九運動的領袖之一，北大學生領袖，在第二屆北高聯擔任秘書長。他反思，89年運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及時建立組織。雖然即使建立了組織，大概率還是會失敗，但有組織和沒有組織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說98年我們中國民主黨在中國國內組黨，雖然也被鎮壓了，但中國民主黨這一脈一直留下來了。如果在八九年以前建立了組織，那麼那場強大的運動中雖然被鎮壓，但今天民運的格局會很不一樣。
現在，我覺得中國民主黨真正要開始登臺，就在這個時候。我們應當現在開始考慮如何發展地方組織。甚至連黨員在中國國內秘密發展的策略，我們也參考了西方的經驗和中國古代幫會、行會的經驗進行了研究和調研。我認為現在已經是時候將這些提上日程了。
第四階段的民主運動將涉及全國範圍內的選舉戰。在這個階段，我們需要和共產黨進行競爭，因為人民可能還會對共產黨抱有希望，如果中共可能承諾政改和開放轉型。比如臺灣在開放選舉初期，國民黨的李登輝贏得了選舉，但在第二次選舉中，民進黨的陳水扁擊敗了國民黨。我們的目標是在第一次選舉中就擊敗共產黨，因此，我們需要全國範圍內提出一個大的政治綱領。為了第四階段將中共逐出執政舞臺，我們需要現在開始建立地方組織，並為選舉做好準備。我們需要大量各種幹部，因為大事業並不一定需要極高素質的幹部。以中國共產黨為例，當他們在1921年成立時，很多人並沒有特別高的素質。當時，那些所謂留洋讀書的，其實是身份過期被迫滯留打黑工，然後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洗腦。
中國民主黨的發展計畫
我認為，現在我們需要開始建立地方組織，為未來的選舉和政治鬥爭做好準備。我們需要各種幹部來參與這一大事業，要把共產黨結束掉，讓中國人也能過上有尊嚴、權利、公平發展機會的生活。我們希望建立這樣的社會，因為這才是值得做的大事業。
在國家大變革的時期，那些在舊政權中有地位、有官位、有地位、有經濟實力甚至有專業和思想定式的人動作往往較慢，因為他們有更多的拖累。民國時期，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他們最初都是由像我們一樣的普通老百姓組成的，生逢其時，恰逢機遇，果斷行動，超越那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精英。他們最初走上國家更新之路時也沒意識到後來是國家新政的棟樑。但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不斷積累經驗和成就，最終成就國家和個人的大業。
當和普通黨員討論黨的發展時，我覺得這相對容易，因為他們像一張白紙，有煙火氣，接地氣。我們的任務是著眼於實際，抓住機會，而不是過分追求理想化的標準。我們要記住，能夠吃飽就行了，不必過分追求完美。
然而，和精英討論前景和行動就很困難。他們腦子裡充滿一些華而不實的概念，但很固執，不願過去經驗形成的定式。現實中的新事物苗頭他們不願接受，因為覺得不符合他們的理念。就我和一個知識份子談論劉邦，他說劉邦就是個流氓。我告訴他，儘管後世的知識份子如何把他貶低成流氓，劉邦也是一位開創新時代的豪傑。他在高齡開始領軍造反，成功推翻了強大、統一了六國的秦朝並隨後打敗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項羽。那個時代的豪傑和悍將們都願意為他所用，沒有人說他是流氓。
劉邦就是這樣一個人物，他的成功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個人才能，更是因為他抓住了歷史的機遇。他的故事告訴我們，歷史上的大變革往往不是由所謂的高素質的精英推動的，而是由那些敢於行動、敢於擔當的普通人推動的。
普通人的覺醒和行動是推動歷史進步的關鍵力量。在關鍵時刻，是他們站出來，用自己的方式改寫歷史。因此，我們應該尊重並鼓勵每一個個體的努力和貢獻，而不是僅僅依賴於理論和概念。實際行動和對現實情況的正確判斷，遠比空談理念更為重要。
歷史上的變革往往為普通人提供了機會，正如共產黨初期的將軍們，他們的出身並不比在座的任何人優越。在歷史的轉折點上，通常是那些包袱最少的人最能抓住機遇。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人可能因為思想固化而錯失良機，而普通人或者邊緣人物由於靈活性和敏感性，往往能在動盪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例如，觀察民國時期的文化人物、政治家，許多高深莫測的人物最終都未能在政治變革中把握住機會。那些精英不乏黑白通吃、僧俗皆懂、文武雙全、朝野買賬的一時才俊。在中國民主的道路上，強大的動力並不只來自於精英，而是來自於每個普通人的共同努力和奮鬥。
我們需要建立並強化各地的組織結構，確保中國民主黨的發展與壯大。通過在基層建立堅實的基礎，可以為未來的政治變革做好準備。中國民主的未來，需要我們每個人共同努力，攜手共建一個更加公平、自由的社會。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民主的理想，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和影響我們國家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