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與共產黨相關的罪行都是紅色恐怖。（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中共在香港的惡行被說成「白色恐怖」大錯特錯，只有國民政府為了捍衛中華民國憲法對共產黨的鎮壓才被紅色宣傳誣衊為「白色恐怖」。凡是與共產黨相關的罪行都是紅色恐怖。原因如下：
1848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完成共產主義者同盟交給他們的任務，用德文發表該同盟的政治綱領《共產黨宣言》，鼓吹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不僅要廢除自由、正義，還要廢除宗教、道德。 《共產黨宣言》就是恐怖主義宣言，以此為政綱的組織當然是恐怖組織。2005年美國雜誌《人類事件》（human events）邀請15位學者和公共政策領袖評比19到20世紀世界「十本最有害的書」（Ten Most Harmful Books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共產黨宣言》名列第一。
所以，共產恐怖主義從一問世便遭到「神聖的圍剿」，但卻像病毒一樣傳染開來。1917年，列寧在俄國篡奪二月革命果實，創建第一個名為布爾什維克的紅色暴政。列寧不僅殺害俄國末代沙皇一家，連僕人與醫生也不放過，還在1918年9月5日發布「紅色恐怖」令，公然把濫殺無辜當作他的國策！僅9月份，列寧就在聖彼德堡處決500多名社會精英。不僅屬於社會上層的前政府官員、軍官、企業家、商人、東正教僧侶被殘殺，工人與農民也是被殺害的對象，只因為他們敢於捍衛自己的權益。換言之，列寧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幌子掩蓋爭權奪利，謀財害命的罪行。
從此「紅色恐怖」從俄國蔓延開來，所到之處無不生靈塗炭，但以列寧為首的共產黨徒善於用美麗的謊言掩蓋其滔天罪行。1919年列寧一邊在全國各地設立集中營，一邊成立共產國際，用搶劫來的財產派人到他國從事非法活動，收買墮落文人比如魯迅「聽將令」，為共產國際顛倒黑白，掩蓋罪行。
共產黨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幌子掩蓋爭權奪利、謀財害命的罪行。（網絡圖片）
反共先賢
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百廢待舉，百家爭鳴。共產國際間諜利用民國的自由滲透各界。蔡元培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在他出任北大後，李大釗與陳獨秀把北大變成赤化中國的堡壘，他們發動的「五四運動」開啟赤化中國的機制。（更多請看：「五四運動」開啟赤化機制）
孫中山反共，但為了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同意聯俄容共。對此蔣中正在《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中告知孫中山容共「不外兩層意思：（一）為預防共產黨在中國禍患起見，想以三民主義融化共產主義，與以思想上之感化。（二）對共產分子有願從事國民革命的，給他們一個努力的機會；並不是要他們來篡竊黨權，破壞國民黨，推翻三民主義而宰制中國的」。（全文請看：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
而毛澤東1927年3月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則透露他像列寧一樣，是以革命的名義謀財害命的恐怖份子。
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人識破共產國際企圖赤化中國的陰謀後開始反共剿匪。1929年4月25日蔣中正在出席長沙市民歡迎大會時發表《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明確表示：共產革命是「由於恨人」，而孫中山「從事革命是由於愛人」。講演中透露「共產黨盤據湖南的時候，不僅是到處罷工罷市抗租，而且到處從事沒收土地，沒收工廠，沒收商店，結果使湖南農民，沒有田可耕，湖南工人，沒有工可作，湖南商人，沒有商業可以經營，民生凋敝，社會紛亂，使湖南人民，不僅不能安居樂業，而且單純的生存，也無時不在危險狀態之中」。
蔣中正還以個人經驗說明：「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既不願以卑污的手段對待別人，也不願別人以卑污的手段對待自己，所以殘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使，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贊許。而且以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
蔣中正已經認識到「共產黨是我們國民革命的敵人之一，自然要來破壞我們革命戰線，欺騙我們革命青年。因此我要敬告我們親愛的革命青年，要時時刻刻提防著共產黨的誘惑，使大家迷入歧途，重蹈永劫不復的慘境。並望大家毅然的加入國民黨，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共同努力，而走向為民族努力，為民權奮鬥，為民生犧牲的光明大道。」
遺憾的是，蔣中正在大陸時期沒有發現共產黨收買墮落文人以魯迅為筆名欺騙中國的革命青年，讓他們認賊作父，迷入歧途。退守臺灣後，以蔣中正為首的反共先賢痛定思痛，才開始禁止紅色宣傳包括魯迅著述。可是兩蔣去世後，推崇魯迅的李登輝上台，很快解除相關禁令，僅1989年就出版幾種《魯迅全集》。而《魯迅全集》違反天理人倫與常識理性，歪曲歷史真相，傳播共產毒素。
魯迅1928年3月22日攝於景雲里寓中。其時魯迅入住上海不滿一年。（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謳歌列寧讚美李大釗
為了赤化世界，列寧派人以各種名義到各國秘密組建社團比如「未名社」，以文學之名行赤化之實。共諜還以教俄文等方式潛入中華民國，創辦刊物比如《每周評論》，赤化讀者。
據徐澤榮研究所得：「從1919年或者1921年算起，到1949年，中共每個月平均得到100萬銀元蘇聯給的錢，是現金，還不包括武器和物資的折價，那個就多了去了。」為了出版《共產黨宣言》，共產國際甚至出資成立「又新印刷所」。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操盤手是被莫斯科指派為中共第一任總書記的陳獨秀。翻譯是陳望道（1891～1977）。
陳望道1915年留學日本並在那裡被赤潮蠱惑，1919年6月回國後投身共運。他加入共產國際在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參與共產國際用以赤化中國的雜誌比如《新青年》編輯。1920年到上海後被邵力子邀請進入復旦大學任教，開始赤化學生。
《共產黨宣言》在共產國際資助下出版後，陳望道專門寄贈比他更早為《新青年》撰稿的魯迅。把恐怖主義宣言譯成中文被魯迅讚美為「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1918年1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從果戈理處剽來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魯迅與李大釗、陳獨秀都是最早賣身投靠共產國際的墮落文人，為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充當刀筆吏。魯迅身邊的共產地下黨徒至少有60人，魯迅承認「聽將令」而寫作與翻譯。
魯迅的《藥》和四篇《隨感錄》都發表在李大釗編輯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上。張作霖把李大釗從蘇聯大使館抓捕並處決。李大釗罪有應得的證據可查閱《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可惜連李大釗之死也被共產勢力利用來顛倒黑白。魯迅為此寫作《守常全集》題記，抹黑反共愛國先賢，美化賣國漢奸並明確表示在《新青年》時代他以李大釗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夥伴」。
李大釗與魯迅誤導了無數熱血青年，比如他倆的聽眾三一八慘案的死難者劉和珍，她的同學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1961）中則透露，她在「三一八」那天被魯迅阻止參加「請願」。當許廣平說她「要去請願！」後，魯迅回答說：「請願請願，天天請願，我還有些東西等著要抄呢。」但如民國史專家張耀傑所言魯迅「非但不反思檢討自己不願意冒險卻偏要『煽動青年冒險』的有限罪責，反而把一切罪惡完全轉嫁到已經註定要成為『死老虎』的段祺瑞和章士釗身上，連帶著還要把據實檢舉魯迅等人『煽動青年冒險』的陳西瀅連同所有的《現代評論》派，誣衊為拿過段祺瑞1000大洋的『落水狗』。事實上，連作為敵黨首領的馬敘倫，都承認段祺瑞『腦子裡還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觀念』，一味惡罵段祺瑞等人卻從來不肯反省自己的魯迅等人，才真正是根本不知道『人民不可欺侮的觀念』的欺世盜名之輩。」
魯迅（前排右一）全家與馮雪峰（前排左一）全家，攝於上海，1931年4月20日。魯迅抱著的孩子是周海嬰，身後是其伴侶許廣平。（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魯迅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透露：陳獨秀是催促他「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魯迅聽將令用小說顛倒黑白，在陳獨秀的敦促下，把在《新青年》等紅色刊物上發表的小說結集重印，為共產國際「吶喊」。在十八年的時間裡，魯迅躲在181個化名後發表約600萬字，他名下的譯作多半是用來赤化讀者，尤其是青少年的紅色宣傳品比如謳歌列寧的小說《工人》。
陳望道表示他「從五四運動以後不久」就開始與魯迅交往。1920年，魯迅「明確地反對了胡適等人要《新青年》『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的企圖，支持把《新青年》雜誌從北京遷到上海」。陳望道為《新青年》去信北京約請魯迅寫小說。魯迅寄來「一篇批判反革命復辟派的小說：《風波》。這篇小說就刊登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雜誌第八卷第一期上；而從這一期開始，《新青年》雜誌也即正式改組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機關刊物了」。
1927年初，魯迅與其學生許廣平從廣州到上海同居。陳望道邀魯迅到復旦大學講演講座，魯迅則替陳望道為共產國際開辦的大江書鋪編書譯稿。後來陳望道出面創辦《太白》，魯迅暗中支持他為共產國際赤化中國而筆戰。
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參加共產國際六大，後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與瞿秋白沆瀣一氣
1927年共產國際代表指派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共的第二任總書記。瞿秋白聽命於莫斯科，策劃三次暴動，均以失敗告終，堪稱名副其實的恐怖份子。
1930年3月，共產國際在上海成立以魯迅為面首的左翼作家聯盟，有組織地進行紅色宣傳。同年瞿秋白失去中共駐莫斯科代表之職後回到上海。
從1931至1934年，瞿秋白潛伏在上海從事紅色宣傳，其中包括為了哄抬魯迅，出版《魯迅雜感選集》。而魯迅則先後四次在寓所接納被國民政府追捕的瞿秋白夫婦，甚至同意瞿秋白以魯迅的名義發文。魯迅留下的信中有一封致瞿秋白的稱其為「敬愛的J.K.同志」。
1935年6月瞿秋白被剿匪的國軍處決後，魯迅在7月30日和8月9日還在設法營救。獲知瞿秋白死訊後，魯迅日記中斷了25天。在魯迅的主持下共產地下組織很快出版瞿秋白翻譯的紅色文藝，尤其是高爾基的宣傳品，美其名曰《海上述林》。魯迅曾出面請在列寧格勒的曹靖華翻譯紅色長篇小說《鐵流》，請瞿秋白翻譯長序，以「三閑書屋」的名義出版。1933年秋，曹靖華回國，繼續與魯迅等一起從事紅色宣傳，翻譯紅色文藝，哄抬共諜包括李大釗。
為了讓紅色宣傳更能迷惑受眾，共產國際還利用魯迅出面提倡版畫藝術。1931年8月，魯迅出面在上海主辦「木刻講習會」，為紅色陣營培訓了無數青年。
看到此文的讀者還質疑魯迅是五毛鼻祖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