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不為國家、民族利益著想，而徒談忠義，只會助長專制獨裁，阻礙社會進步。」這是懺悔呢，還是覺悟？（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按：已是高級將領，官至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長，第22兵團司令兼72軍軍長，紅得發紫。可此時他亦是中共的高級間諜，將許多重要的作戰計畫給了毛澤東。孟良崮之戰國軍第74師被全殲，師長張靈甫犧牲。電影《紅日》就描寫此事。蔣介石到臺灣後十分痛心地向人說：「沒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諜。」
抗戰英勇 絕頂聰明
四川出才子，也出無恥文人；四川出將軍，也出敗類叛徒。各朝各代都有這樣的人物，歷史會給他們的功過是非，準確無誤地記錄下來，讓後人去評說。
郭汝瑰，四川銅梁人，畢業於黃埔五期，早年參加中共，後失去與地下組織的關係。追隨國民黨抗日。在抗日戰爭中他作戰極其英勇，深受陳誠和蔣介石先生賞識，一路走好，步步高升。在國共逐鹿中原的戰爭中，他已是高級將領，官至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長，第22兵團司令兼72軍軍長，堪稱蔣的愛將，可此時他已是中共的高級間諜，將許多重要的作戰計畫給了毛澤東。
歷史有時捉弄人，可一些人也在捉弄歷史。當歷史發展的輪廓為濃霧深鎖，呈現出假象的時候，縱是聰明絕頂的人也會上當受騙。我認為郭汝瑰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他是一個職業軍人，在1937年抗戰爆發的當口，參加了蔣介石先生率軍百萬的淞滬大會戰，他作為42旅代旅長，在數十架日機狂轟濫炸下，率部堅守陣地。每到下級有人叫嚷頂不住時，他就衝出掩護部督戰，並在戰局危急關頭，留下遺書，親臨鬥志發生動搖的84團指揮作戰。該旅與日軍反覆衝殺，七天七夜，八千多人還剩下兩千餘人，陣地仍未丟失，自此成為全軍著名的戰將，受到陳誠的賞識。後在長沙會戰中他善於指揮，又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戰區軍官訓練團校官大隊的大隊長，旋又被兼任副院長的陳誠調到為培養「全能將校」的國防研究院任委員，並被自任團長的蔣介石任命為中央訓練團的副大隊長，成為蔣介石心目中的「軍界精英」。
1944年3月，他又以駐英大使館副武官的名義，被派赴英國考察國防機構的組織情況。1945年2月歸國後，已經升任軍政部長的陳誠，在報請蔣介石批准後，即任命郭汝瑰為掌管全國各軍師編制、裝備的軍務署副署長、署長，兼國防研究院副院長；並以軍政部代表的身份，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前往芷江和南京，參加接受侵華日軍投降的儀式。
崇奉馬列成為共諜 向中共提交最高機密
抗日戰爭勝利後，郭汝瑰已是國民黨中將軍銜的上層軍官，常有機會與國民黨軍政要員直接接觸，其中僅在中央訓練團就聽了蔣介石的30多次講話。由於他思想左傾，早年崇奉馬列，還是覺得馬列主義才是「救國良方」。在國共內戰緊要關頭，他通過各種關係與渠道終於和共產黨地下組織接上了頭，並多次和董必武見面，秘密接受中共黨員任廉儒的單線聯繫與指揮，終成為中共方面高級的情報工作人員。由於他隱藏得很深，從未有過暴露，故一直深受國民黨當局的信任，不久又「一年三遷」，直接參與指揮作戰的國民黨國防部的作戰廳長，成了陳誠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運亨通，紅得發紫。由於國防部作戰廳長要直接參與指揮作戰，並且要經常向蔣介石提供作戰方案，定期到蔣介石官邸匯報戰況，聽取指令，有時還要隨蔣介石到各戰區視察，他又隨蔣介石還都南京。在整個三年內戰期間，郭汝瑰將蔣介石先生作戰計畫的最高機密，通過任廉儒全部提交給共產黨，毛澤東才有自吹的「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的節節勝利，直到把國民政府逼走臺灣。
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蔣介石侍從室主任俞濟時的電話：「今晚8時30分，請到總裁官邸出席晚宴並匯報戰況。」他與主管情報的二廳廳長侯騰同時到達，參謀總長陳誠與參謀次長劉斐也相繼到來。這時，山東軍情緊急，共軍一度攻克泰安，並進入卞橋、梁邱一帶。郭汝瑰匯報了戰場態勢和作戰方案，經過討論，蔣介石決定：以湯恩伯兵團攻營城、沂水，以歐震兵團攻南麻，王敬久兵團攻博山，對共軍實施合圍。會議剛完，宋美齡走進客廳，請大家用餐。郭汝瑰一回到家，即將作戰部署抄錄了一份，交給前來聯繫的任廉儒，並且特別叮囑說：「這一次的戰鬥序列中，有整編第74師，全部美式裝備，要解放軍特別小心。」
果然，共軍因為提前得到情報，經過一番激戰，在孟良崮之戰中，全殲了國民政府的王牌部隊第74師，殺害了其師長張靈甫，使國軍重點進攻山東的計畫嚴重受挫。電影《紅日》就描寫此事，僅無郭汝瑰提供情報一說。
1948年10月，淮海戰役前夕，何應欽在國防部召開作戰會議，提出「守江必守准」的主張，決定集中優勢兵力於徐州、蚌埠之間的津浦鐵路兩側，尋機與共軍決戰；並責成郭汝瑰制定作戰方案，送蔣介石審批。此方案尚未下達到有國民政府的軍隊，就被郭汝瑰報送到共軍的指揮機關。以後，徐州剿總決定堅守蚌埠，郭汝瑰又誘使蔣介石改在徐州外圍作戰，增加了國民政府軍在移動中被共軍分割圍殲的機會，以至日後原徐州剿總副司令長官杜聿明在《淮海戰役始末》一文中說：「這時，我心忐忑不安，覺得上了蔣介石的當，並認為蔣介石、顧祝同是完全聽信郭汝瑰這個小鬼（因他是軍校五期畢生業，人又矮小，所以稱他為小鬼）的擺佈，才造成這種糟糕局面。我想責問郭汝瑰為什麼不照原定計畫將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猶豫不決之際，見顧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報告這一案，覺得爭也無益，一個人孤掌難鳴。」
早在淮海戰役勝負未分，杜聿明在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時，已決心放棄徐州，堅守蚌埠。因為對郭汝瑰有些懷疑，所以在會議上他沒有公開說明，只是在會後向蔣介石個別呈請，並獲批准。想不到移師途中，蔣介石又三變決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黃維兵團之圍；旋又令「萬勿再向永城前進，迂迴避戰」；不久又接到蔣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屬部隊的混亂。杜聿明已經得到情報，說郭汝瑰是深入中樞的「共諜」，但一時苦無真憑實據，不敢向蔣介石報告。杜聿明以後在《淮海戰役始末》一文中說：「我接到這一電令後，又感到蔣介石所以變更決心，是被郭汝瑰這個小鬼的意見所左右的，很後悔我在28日（即在南京參加作戰會議時）對蔣未說明我對郭汝瑰的看法……弄到現在，老頭子聽郭的擺布……陷國軍於全軍覆沒的危險之中。」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後，國民政府的幾百萬精銳部隊已喪失殆盡。郭汝瑰擔心蔣介石將作戰失敗歸咎他人，決定主動引咎辭職，準備到共產黨占領區去。但中共仍叫他留下來繼續搞垮國民黨，預計共軍渡江後，蔣定會固定西南，雙方必有一場惡戰，叫他掌握一支部隊，待解放軍進軍大西南時舉行起義。與此同時，繼何應欽之後就任國民黨國防部長的徐永昌也挽留他說：「重大決策都是老頭子決定的，哪能要你負責呢？你不必引咎辭職。」他去找顧祝同，要求下部隊出任軍長。經過顧祝同的保薦，蔣介石不久即任命郭汝瑰為72軍軍長，要他重建這支已經在淮海戰役中被共軍圍殲的部隊，並立即開往四川。
「一諜臥底弄乾坤，兩軍勝負已先分」
郭汝瑰待委任狀一下達，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個小學裡設立軍部，開始招兵買馬，並委任了自己信得過的人任師長、團長。他還利用各種關係，向國防部和聯勤總部要了足夠裝備一個軍的槍械、車輛；然後奔赴四川，一面舉辦軍官隊，一面派員招兵，尤其到自己的家鄉銅梁縣去招兵。他公開號召：誰能招一連人就當連長，招一營人就當營長。四川人家鄉觀念重，銅梁一帶的貧苦農民擔心被抓壯丁，都願意前來應徵。沒有多久，郭汝瑰就招滿了兩個師的兵員，加上同為陳誠派系的羅廣文撥給的一個師，72軍就擁有了三個師一個團，成為四川境內的四個機動主力軍之一。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組建72軍的同時，單線聯繫指揮郭汝瑰的任廉儒也以重慶川鹽銀行高級職員的公開身份來到四川，並帶來共軍二野聯絡部的趙力鈞。為便於趙力鈞進行活動，郭汝瑰委任他為72軍重慶辦事處的辦事員。
直到這時，蔣介石還被蒙在鼓裡，以為在此節節失利、軍心渙散之際，郭汝瑰還能臨危受命，組建起一支很像樣的部隊供自己驅使，實在難得。當共軍進入湘西準備向四川進軍時，蔣介石飛抵重慶，召開守衛大西南的作戰會議之後，還親自召見郭汝瑰，詢問他的部隊作戰有無把握。當得悉解放軍已經進入貴州，由貴入川時，蔣介石又叫國防部電令郭汝瑰為第22兵團司令，直接指揮21軍、44軍、72軍和三個獨立師，作為防堵解放軍進入四川的前哨兵團；並要求72軍在長江、沱江布防，以便蔣介石將其主力集中於成都附近，與共軍決戰。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郭汝瑰已經剪除了72軍中所有擁蔣人員，在共軍入川時，在宜賓地區通電起義，破壞了他固守大西南的計畫。在他到臺灣後十分痛心地向人說：「沒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諜。」臺灣有報紙寫道「一諜臥底弄乾坤，兩軍勝負已先分」。
文革挨鬥 死前懺悔？
應該說，郭汝瑰為毛澤東奪取天下立了豐功、奇功，可是在中共建立政權後，只給了他一個川南行署交通廳長一職，相當於一個副局幹部。後來，他奉命調到新建的南京軍事學院任合同戰術教授會教員、司令部工作教授會教學組長、軍史史料教研處副處長。不久被懷疑為國民黨潛伏下來的特務，在「肅反」運動中遭關押審查。原來他1949年舉行的那個率眾投共是假投共，有不少投共人員「反水」叛變，殺了共產黨派去的軍代表。其中有個投共師長叫肖烈，後被判處無期徒刑，1964年冬我被關押在四川省第四監獄時竟和這位矮個子師長同一個中隊，據他說起義部隊根本無人「反水」，中共反正槍斃了不少人，判刑了不少人，團長、營長、連長、以至班排長，多遭殺戮。肖一直不「認罪」，說自已是「有功之臣」，直到1975年才獲特赦。好在郭汝瑰安然無恙，「肅反」後仍當他的教員。
當然，無端被誣，他不能不有意見，心想自已為共產黨「革命」做出了這麼大的貢獻，反被疑為特務，真是滑稽至極！好在這個運動很快結束，對他傷害不算大。不過他發覺，現實中的共產黨與自已當年想像中所「信奉」的共產黨有「天壤之別」，認為「肅反」是無法無天，踐踏民主，破壞憲法，無端誣陷好人。在一份材料中他寫道：「一些無恥之徒，希圖過關，假坦白，攀誣好人。一時滿城風雨，鬼影幢幢，逼得懸梁的懸梁，投水的投水」。為此，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他在中共南京市委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將心裡積怨與不滿，一古腦兒地傾倒出來：「劉邦入關，約法三章；李世民尊賢納諫，從善入流，所以才能將政權鞏固幾百年。我們要力行民主法制，才能長治久安。」為此被定成右派，遭到猛烈的批判鬥爭。由於他是投共將領，中共法外施恩，寬上加寬，只把他降職降薪發配到農場進行監督勞動改造。在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作為死老虎「學術權威」拉出來批鬥，抄家遊街備嘗辛酸。好在他是「聰明」人，從不硬頂硬抗，別人怎麼說他就怎麼認，方逃過死亡一劫。
在這淒風苦雨二十多年的賤民生活中，他想得很多很多，金戈鐵馬，淞滬大戰；冠蓋如雲，拜將封相。還冒著生命危險，把國軍對共軍作戰的最高機密全給了共產黨，到今天自已卻成了階下囚。歷史啊歷史，你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直到1978年他的「問題」才得到解決，此時郭汝瑰已是七十一歲的老人了，還能做什麼呢？不過還好，他以無權無錢耄耋之軀，聯絡當年各方戰友編寫了兩本600餘萬字的巨著《中國軍事史》和《中國抗日戰爭正面作戰戰記》，道出了一個歷史事實：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萬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架。國民黨是抗日的，蔣介石先生是抗日的。
在他1997年生命結束前夕，說了這樣一段有意思的話：「不為國家、民族利益著想，而徒談忠義，只會助長專制獨裁，阻礙社會進步。」這是懺悔呢，還是覺悟？不得而知，讓後人去想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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