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胡友平去世（圖片來源:公用領域/微博）
【看中國2024年7月6日訊】我小時聽祖母說：寧同蘇州人吵架，不跟寧波人講話。言下之意，蘇州人吵架也比寧波人講話好聽；蘇州話用於吵架也是軟糯的，缺乏火氣的。奶奶的墓地也選在蘇州，一生好靜的她，生前願意與說著吳儂軟語的人間毗鄰，生後希望那軟化人心靈的鄉音帶給她長眠的安寧。
同樣聽著吳儂軟語的耳鼓，同樣看著水墨畫般的小橋流水的眼睛，同樣徜徉過寒山寺、拙政園的身軀，同為蘇州這一方仙靈水土養育的一男一女，如何裂變成善惡的兩級——一個向日本稚童抽刀，另一個為同一稚嫩群體擋刀？剎那間，一個淪為惡鬼，一個升為聖人。所有人和我一樣，在後怕的寒噤中設想，假如胡友平不以肉身抵擋，以生命相拼，一校車的日本孩子們將有多少會走完他們剛剛開始的一生？或者像那個沒有躲過刀鋒的三歲日本孩子，即便和他母親倖免一死，在他今後的幾萬個晝夜裡，死亡的陰影會多少次復現？刀起刀落的兇惡身姿，將會在他一生的噩夢重複多少次？對殺戮的體驗以及那體驗帶來的劇烈恐懼，甚至比瞬間斃命更令一個孩子可怕；後者固然是悲劇，但那全過程體驗殺戮而留下的永久心理傷殘，對孩子的一生，恐怕更加嚴酷。也就是說，沒被殺死，不等於沒被殺害。
究竟是什麼讓周姓凶犯選擇日本校車行凶，我們可以想像的範圍相當大。把民粹主義當做愛國理想灌輸，把仇恨當做英雄主義精神激素宣傳，都是周某行凶的催化劑。就連那類手撕鬼子、褲襠裡掏出手榴彈的抗日神劇，都在某種程度上催化了對日本和其他非中華種族的Dehumanization（非人類化），也就是對其他種族的非人類化，亞人類化，或說妖魔化心理教唆。這與當年納粹對其他種族的Dehumanization的教唆是同源毒素。這種毒素在美國的後淘金時代，導致美國的所謂學者將華人從種族上鑑定為劣等、次等，與非裔種族界定為同樣劣等、或更加劣等的「科學評判」，是同樣野蠻、狹隘，終將導致種族迫害、種族滅絕的偏見與歧視。這種毒素使我們敦厚寬容的民族性格逐漸喪失了對我們民族集體潛意識的支配。
我之所以說我們民族的性格主調是敦厚和寬容的，首先要溫習我們古老的民間告誡：「得饒人處且饒人」，「不要得理不饒人」。我們不能忘記軍國主義統治時期的日本民族對中華民族的傷害，我們也不應該忘記美國人曾對早年華人移民的歧視和迫害，但不忘記非等於隨意報復已不再是敵方的幼兒。說到我們民族性格的仁厚和寬容，我必須以我蒐集的第一手資料來舉證。2006年，我為寫長篇小說《小姨多鶴》去日本中部的山區Nagano（長野縣）深入生活。在一個仍然保持老日本民風的村莊裡，我採訪了當年被中國人收養的日本遺孤。戰後在中國東北三省的日本屯墾團撤回日本，由於走得倉皇，沿途又受到各種民間武裝和土匪的侵襲，一些嬰兒、兒童和少年，或被遺棄，或被交換成口糧而留在了中國東北。正是我們的東北老鄉們，收留了他們，作為養子、養女，或童養媳撫養下來。曾經的日本童養媳在接受我採訪時說，她跟她的中國婆婆相處和諧，「從婆婆身上學了很多「，這是她的原話。假如沒有文化大革命，她會像任何中國農家媳婦一樣相夫教子，安享天倫。文革是褒獎背叛，親仇突變的十年，別說對一個敵人的女兒，某些人就是對生身父母，都會翻臉相殘。處於那樣的大環境，村裡孩子們口口聲聲叫她「小日本」，「小鬼子」，公婆仍是待她親如家人。中日恢復幫交之後，她回日本尋親，把她的中國丈夫及孩子們都帶回了祖國。另外一個日本女士曾被中國曠工家庭收養。礦工父親不富裕，但父母把當時只有四歲的她當親女兒養大，直到她的婚嫁離家。我想，全中國人受日本侵略之苦最深的，莫過於我們的東北同胞，那也就是為何東北抗日聯軍中會出現楊靖宇、趙尚志這樣聖徒般的英雄。但正是這些受苦最深的東北老鄉，對敵人的幼兒體現出了我們民族最深的人性之善。六十年前能收留和撫養敵人兒女的中國人，六十年後會向日本孩童下刀，難道我們民族之人性退化了？！人性的退化就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朝著獸性退步。不，獸類對待稚嫩生命，也有本能的善，否則怎會有羅馬母狼哺乳孿生王子的歷史傳說，怎會有西藏雌犬救助狼崽，之後將狼崽善化為忠犬的故事？無論人類獸類，對各種生命的嬰幼，似乎都有不加區分、一概呵護的本能善意。那麼，蘇州周姓凶犯就是連獸類也不敢相認、不願降格為伍的魑魅魍魎了。
幸虧出現了一位將自己血肉之軀化為幼童的血肉壁壘的胡友平。她在連受刀傷之時，依然一人擋關，使得歹徒無法衝上那輛載有三十多名日本兒童的校車。我設想她的劇痛，設想她在急劇失血時的體力下降，設想她是否閃念過那不富有但溫馨的家庭，她那即將要做祖母的未來，在分秒之間，她以何等的意志力量阻止了天大悲劇的發生。這種超人的意志力量來自何處？從人們後來發布的胡女士的生平信息看，這是個平凡而知足的女性，一個闖出江北農村的女工，一個嘗試獨立創業的小老闆，一個一草一木經營家庭的妻子，一個孝順的女兒，一個愛子如命的母親，一個從平淡生命中咂摸出各種美味的女人。「活著」這樁事物，對於她，是一樁最美的事物。而就這麼愛活著的一個女人，在剎那之間，為了三十多個幼小生命能活著、活下去，主動結束了她滋滋有味的活著。她甚至是執拗而不屈不撓地讓持刀歹徒截斷了她本來有著五彩繽紛憧憬的活著。她在瞬間閃現出的人格之光，那種大衛戰巨怪的超常勇敢和無畏，閃現了神性的宗教光芒；就在那一瞬間，一個聖女誕生了。從凡人向聖女的裂變，是她潛意識中儲存的善意、母性、正義、天條的超人比例所致。所謂天條，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是維護一切生命得以生生不息，順當延續的法則。我們的姐妹胡友平，簡直就是從那個收養日本遺孤、撫養敵人婦孺的東北鄉親群落中直接走來的。她接通了乍看是斷裂了的中國式仁厚和寬容。也是她，以生命獻祭，為那個向四位美國教師行刺、向日本母子下刀的凶犯們佈施了救贖。公元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一顆負載著超量善良、也附著了不義刀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她的犧牲，能抵消多少為周某惡行喝采、辱罵她為「漢奸」之人的愚蠢和醜惡？
在蘇州事件之前，也發生過幾起衝闖幼兒園，殺害幼童的惡性事件。假如說周某刺殺日本兒童是國粹熱血沖頭，為了斷侵略者的後，那麼殺害自己同胞的後代，難道是要斷自己民族的後？殘殺幼童者，都是人生失敗者；他們把一生無力感，一輩子的不稱心不如意，報復到更無力更無助的稚嫩生命身上。活不順心就拿孩子們墊背，這種違逆天道的行為需要多少個胡友平擋刀躺槍？一個胡友平斷然是救贖不過來的。一個聖女胡友平的替天行道，假如被若干男性弒殺者相除，是太不夠用了。我們的民族男性怎麼了？我們的民族，何去何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