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合成图 今涛拍暗）
二十屆三中全會可以稱之為「習近平元年」的開始。為什麼現在才是習近平元年？本來我們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朝天子都有自己一朝的施政綱領。共產黨國家換領導人的時候，一中全會解決黨的人員問題，中央委員會的一中全會是選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二中全會是決定來年國家領導人的人事安排，三中全會是制定施政綱領。
借三中全會正式推出施政綱領
習近平本應該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他的施政綱領，開始他的施政元年。但那個時候有兩個太上皇在位，即江澤民和胡錦濤，他沒有辦法直接提出自己的施政綱領。習近平上任到今年2024年已經12年，他終於把各派系都搞定，所以我覺得習近平在三中全會才真正推出了他的施政綱領。
對於三中全會推出的施政綱領，我覺得外界普遍低估了習近平，沒有注意到他這些年其實一直都在談他要執政的綱領是什麼。我覺得這12年間他從來沒有放鬆在講這個話，也一直在按照他的說法清洗幹部隊伍，重整共產黨的江山。這裡面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外界認為中國現在經濟問題那麼多，習近平上任以來帶來那麼多的問題、困境，應該正在為這些問題頭疼、疲於應付，這種情況下再拿出一個恢宏的大方案好像不切實際。我比較同意何平先生的說法——習近平在下一盤大棋。這些眼前的問題看似很多，但習近平可能並不認為是問題，反而是他的機遇。
第二個原因是習近平這個人沒文化，很多事情在我們的常識和良知看來，是瞎折騰、是昏招、爛招迭出。但在習近平看來，這些招數都是他計畫中的一部分。他認為自己製造的麻煩和困難只是暫時的，甚至是他計畫範圍內的。他並不是不清楚這些問題的存在，但他希望無視這些困難，去實現他的戰略意圖。
李克強跟他吵，李強也在那軟磨硬泡，連哄帶蒙地跟習近平溝通，希望能夠以這種「忠誠」讓習近平轉彎。但習近平現在不轉彎，說明他其實是清楚這些麻煩的存在。
習近平要做的三件事
我覺得這次三中全會提出了習近平要做的三件事，按他自己的話概括就是，「要把中國打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解決發展的道路和方案的問題」。
第一,習近平要對中國的產業結構做一個大調整，或者一次大的更新和升級。這些年世界的科技發展已經形成了一批新技術，人類為瞭解決自身的困境、環境問題等也開發了一批新技術。這些技術到了落地轉化為產品的時候，但是西方國家這幾年都受到經濟危機所困，無暇去廣泛應用這些技術。我覺得習近平是看到了這個機會，讓中國能夠集中國家資源，也就是像鄧小平說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利用社會主義體制來集中資源辦大事，實現「彎道超車」。可以通過讓這些技術在中國落地，打造出一批領先世界的產品，以此帶動整個中國的產業結構的變化，充分利用習近平自己講的這些「新質生產力」，所以他提出的創新其實都是圍繞這件事展開。
西方國家是民選政府，雖然技術是在西方發明的，但政府沒有錢，不能直接搞這種大批量技術轉化落地。西方企業也受困於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西方社會現在都在保民生。比如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和疫情時，美國就是給老百姓發錢，給企業鬆綁，來保障民生。李克強在疫情期間和習近平反覆爭論的，也是要保就業、保民生、保經濟基本盤。而習近平則是想實現產業結構的大躍進。
對習近平來說，第二件事就是要建立一個強行提取經濟資源的國家動員體制。這種動員體制，相當於要把中國打造成一個全國的托拉斯。他現在使用的名義就是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
所以，習近平提出要重立法、要重建集體經濟時，有很多媒體記者採訪我，問他是不是要恢復到人民公社。我說絕對不是，因為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政經合一，人民公社也是地方政權的組織。但習近平要把經濟從地方政權中剝離出來，就像削藩那樣，把財政資源從地方手裡奪過來，把中國打造成一個全國市場為名的統一市場，通過共產黨來提取經濟資源。
外界看到的可能是一個很振奮人心的消息，中國要把生產要素等全部納入市場化，這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的將要素納入市場是類似的，包括土地等也肯定要進入市場。但實際上，這並不是真的要搞市場經濟，而是習近平要繞過地方政府通過國家的產業政策、稅收政策等，將整個中國的資源納入到他主張發展的產業變革方向上。這就是他要做的第二件事。在經濟體制上，他要以建立全國統一市場，包括以要素進入市場為名，打造一個全國的托拉斯，直接提取經濟資源，確保他的產業政策。
資本是有長期市場的，但人們對習近平不看好，所以他發明瞭一個概念叫做「把信心變成耐心資本」。然而，這個耐心資本是不可能按照金融規律產生的。市場經濟管理下，耐心資本的生成並不符合常規金融規律。所以他要用托拉斯的方式打造整個中國範圍的托拉斯，同時在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名義下，讓外界看了很振奮，企業家也會覺得有希望。
第三，就是在政治上開始搞大清洗。鄧小平在搞改革開放時曾有句名言：「不換思想就換人。」如果幹部不能把毛澤東思想換到鄧小平思想上，就把他們換掉。我認為習近平也準備進行大規模的清洗。他會以反腐敗為名，實際上準備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清洗，把那些不能追隨他、仍停留在鄧小平思想階段的人員全部清除掉。
確保的標準就是第一，是否支持他的產業政策，可以稱之為習近平時代的經濟大躍進。第二是，不管外界是否支持，都要對中國的經濟組織進行結構重整，建立全面的國家托拉斯。
政治制度是中國經濟死局的罪魁禍首
在發展政策和戰略上，我們長期爭論的有兩個方面。
第一，產業結構的升級究竟是國家引導好、國家直接扶持和干預好，還是由市場自動醞釀和催生好？習近平表示他要進行國家干預。
第二，一個好的經濟體制是讓民間市場自發調節，國家只是平穩市場，不讓其波動太大，同時把市場發展中的一部分收益用於惠及民生，還是由國家直接統籌經濟發展？雖然我說習近平並不是想搞計畫經濟，但實際上他要搞的是准計畫經濟，即國家有發展戰略，並用各種方式強迫私營和國營企業納入到這個戰略軌道上。實際上，他這套方案的來源與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大爭論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當時經歷了很多討論。在習近平的一盤大棋裡，如果經濟行為不符合他設定的軌道，就會被強行消失。這不是讓市場自生自滅，而是依賴國家的強產業政策，讓企業在這種政策的約束下進行所謂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習近平上臺後，面臨的任務是解決這兩個問題。一個是拆除中國既得利益集團，治理腐敗等問題；另一個是突破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打破發展瓶頸。這是三中全會的背景。
習近平希望通過產業政策來打造一批領先世界的產品，推動中國在全球範圍內佔據領導地位。計畫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經濟動員體制，通過國家的政策手段強行動員資源，將資源集中於關鍵領域，確保經濟結構的轉型和升級。通過政治清洗和整頓提供政治保障，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和政策執行力。
習近平選擇做這三件事，本質是因為中國在共產黨獨裁的政治制度下，無法依靠憲政體制擺脫經濟危機，在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引導、走投無路之下，只能打造類計畫經濟的統一指揮、統一部署的國家托拉斯。
實際上，世界上許多國家，比如拉美，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時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包括產業困境和利益集團的阻礙。西方主要民主國家也曾經歷過這些問題，但他們通過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通過討論、政府改選、法院判決、媒體報導和專業研究，逐步走出了困境。作為一個民主派，我一直主張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須進行憲政民主改革，這樣才能真正化解利益集團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