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怪傑、民國奇儒辜鴻銘。（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革和動盪。鴉片戰爭後，大清屢戰屢敗，見識到西方槍砲、船艦的威力，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全盤西化」說開始迅猛發展，西方文化廣泛傳播，一時間「家家言時務，人人談西學」。再加上五四運動後，胡適等知識分子名流對西方文化盲目崇拜，聲稱只有全面引入西方的制度、文化和技術，中國才有出路。「全盤西化」成為一股社會思潮，報館風起，學會林立。就在那樣泥沙俱下的時代出現了一個逆流而上的身影，他對中華文化情有獨鍾，對歪曲儒家經典的偽漢學家大加鞭笞，嬉笑怒罵、特立獨行，欲以一己之力，力挽狂瀾於亂世，為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向全世界大聲疾呼，他就是清末民初的「文化怪傑」、國學大師辜鴻銘。
「東西南北人」 抵制「黃禍論」第一人
辜鴻銘（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祖籍福建省同安縣。家庭背景頗為特殊，其曾祖父辜禮歡曾為英屬馬來半島的第一任華人首領，父親辜紫雲是橡膠園的總管，母親是金髮碧眼的葡萄牙人。辜鴻銘天資聰穎，語言天賦甚強，自幼閱讀莎士比亞，十幾歲便赴西洋留學深造。辜鴻銘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和萊比錫大學，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多國語言，獲得13個博士學位。1880年，24歲的辜鴻銘學成歸國，奇特的是，精通西學的他回到中國，內心深處的中國情結開始真正甦醒，他剃髮蓄辮，一邊在殖民政府任職務，一邊研讀經史子集，潛心典籍數年，從一本《康熙字典》開始，苦讀東方華學。他在晚清洋務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做「通譯」，開始了以英文寫作方式向西方傳播中國傳統文化。辜鴻銘自稱是「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的「東西南北人」，從他一生的經歷來看，他的確是背景多元化的、最早成功的與國際接軌的中國學者。
那個時期正逢19世紀末，德皇威廉二世提出「黃禍論」，認為以中國人為代表的黃種人將威脅歐洲，呼籲歐洲白人聯合抵制黃種人。這種論調在西方掀起人們對中國人的敵視。鴉片戰爭後，大清的失敗更使得中國在西方人眼中成為落後和野蠻的國度，而且當時不少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對儒家經典的誤解和曲解，也導致了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偏見。辜鴻銘心生憤懣，認為這些人糟蹋了中國文化，歪曲了儒家經典。辜鴻銘用英文發表了《文明與混亂》一文，向西方展示了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和道德價值，駁斥西方的偏見，因此他被人譽為抵制「黃禍論」第一人。
學貫中西 文化的橋梁
在那個中西文明激烈衝撞交會的時期，辜鴻銘彷彿應運而生，站在了東西方文化之間。他本身對西方學術有深厚的造詣，後來又精研儒學，他便將《論語》、《中庸》和《大學》翻譯成英文，傳往海外印行，向西方宣揚中國文化。辜鴻銘是第一個將儒家經典，用精湛的英文和德文傳到西方的中國人。他在《論語》譯序中表達，希望西方人通過他的譯作，反思他們對中國的成見，並修正謬見。
辜鴻銘在翻譯中注重意譯，而不是機械性轉換。他的翻譯工作是創造性的，不僅僅是語言的轉換，更是文化的傳播。他在古老的東方理論中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的妙語，這樣的譯作和那些西方傳教士、漢學家生硬的儒經譯本有天壤之別。辜鴻銘的奇特之處在於他學貫中西，「生平長於西學，而服膺古訓」。正是緣於精湛的西方文化修養，辜鴻銘作為中西文化的橋梁，游刃有餘。由於出色的翻譯，1913年，辜鴻銘和印度詩人泰戈爾一起，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除了翻譯儒家經典，辜鴻銘還著有《清流傳》等作品，宣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他的著作不僅在國內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在西方世界引起轟動。1883年，辜鴻銘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了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大力宣揚中國文化。「中國學」一詞在西方社會造成了如雷貫耳般的效應，引起轟動，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給辜鴻銘寫信說，他對中國文化有濃厚興趣，嘗試理解孔子、孟子和老子的思想。他二人在信件來往中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促成一段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推動日本近代立憲過程中，傾向於西方文化，他來中國旅遊時言語中對孔孟之道不屑，認為孔子過時了，作陪的辜鴻銘當場反駁道：「孔子的學說乃是貫通古今的大道理，恰如數學，千年前是三三如九，到如今仍然是三三如九。貴國沒有孔子之教，單憑洋人的東西，豈能發展到今天？」伊藤聽了若有所思，無法反駁。辜鴻銘談吐尖銳，大膽抨擊一切弱化中國文化的言論，反而贏得極高的國際聲譽，印度甘地稱他為「最尊貴的中國人」。當時在西方甚至流傳這樣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鴻銘。英國作家毛姆、印度詩人泰戈爾、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等也都曾拜訪過他，在國人崇洋的年代，這些西方文化名人卻趕往北京椿樹胡同（今柏樹胡同），去拜訪被國內主流文人嘲諷冷遇的辜鴻銘，實乃一大奇觀。他在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六國飯店售票演講，開中國演講售票的先例。在當時京劇名角梅蘭芳最高票價1元2角，辜鴻銘的演講票價卻是2元，還場場爆滿。
憂國憂民 清朝最後一根辮子
辛亥革命後，辜鴻銘表示效忠清王朝，辭去公職，前往北京。1915年，北大聘之為教授，主講英國文學。辛亥革命後，剪辮子成為「革命」的象徵。辜鴻銘卻堅持留辮子，表達他對傳統文化的忠誠。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他留辮子，被陳獨秀等人嘲諷為「復古後退的老怪物」，他穿長袍，到處宣揚「尊王」，在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北大，這個拖長辮的「古怪」老頭成為一道風景，當他走進課堂，青年學子哄堂大笑，辜鴻銘卻說：「我的辮子在腦後，你們的辮子在心裡。」不可一世的大學生們頓時石化。
辜鴻銘這樣解釋留辮子：「我許多外國朋友嘲笑我對清室的愚忠，我是經由對清室的效忠而效忠於中國之宗教，效忠於中華民族之文明事業。」可惜當時的人們自作聰明，對他一言以蔽之「古怪」，難以理解他的深意。事實上，辜鴻銘的認識遠遠超前，他告訴國人：「洋人絕不會因為我們割去髮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西化成洋鬼子時，歐美人只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只有當歐美人瞭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於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
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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