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萬聖節中共維穩警察（圖片來源： X 推特 ）
【看中國2024年10月29日訊】2024年10月的最後幾天，中國陷入了一個奇怪的緊張氣氛中。這種緊張，超過每年6月初那個30多年前大屠殺的紀念日、也超過每年兩個政治會議期間的戒備程度。京滬兩地的大學教工都全員上崗，北京的街道、路面、和地鐵站點密佈警察，而上海的情形最為誇張，從烏魯木齊路到巨鹿路，警察、輔警和便衣多到讓人懷疑時光倒流到兩年前的白紙革命。
不過，這些緊張氣氛不是因為9月以來的經濟低迷和失業率高漲，也不是因為中國準備向臺灣發動軍事行動，或者美中關係趨於緊張，更不是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發時候的情形，僅僅只是因為幾個看上去毫不相干的時點的重合。當然，更重要的，是在這樣一種緊張中，在上海-北京當局前所未有的高度戒備中，外界看到了中國政治的黑色荒誕。它把上海變成了今天的香港，一個通過人民的狂歡還能意識到的革命城市的廢墟。
上海年輕人的狂歡
十月的最後一個週末，上海的年輕人們早早就串聯起來，從週五晚上開始了連續幾天的萬聖節狂歡。只是，就像從北美到歐洲，今天的萬聖節已經少了最低限度的宗教色彩，在商業化的同時變成了大眾喜聞樂見的變裝狂歡。
例如，就在上海年輕人狂歡的週末，臺北舉行了盛大的「同志驕傲遊行」，這在華語區是僅見的。而昔日的香港，此時此刻，從銅鑼灣到蘭桂坊，也必然地如同節日的海洋。上海的萬聖節狂歡，雖然最初模仿東京、香港的熱鬧，但如今，特別是新冠疫情後的兩三年，上海萬聖節的變裝狂歡已經有了不同尋常的意義。
去年此刻，上海年輕人以cosplay的方式集體表達他們與上海的聯繫、對上海這個城市的感情，成為上海年輕人目前可能唯一的公共紐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算是模仿疫情期間的所謂「大白」，還有根據李碧華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霸王別姬》裡被紅衛兵批鬥的程蝶衣。而今年的上海街頭，年輕人除了繼續模仿魯迅、打工的「牛馬」，還有特朗普、波爾布特、自由女神等等形象。只是，幾乎所有這些政治形象都無一例外地遭到警方扣留。
事實上，今年萬聖節前夕上海街頭的警力之多、對年輕人之防範，絲毫不亞於兩年前白紙革命爆發時的戒備程度，甚至有過之無不及。早在10月25日之前，就不斷有上海年輕人在前身為推特的社交媒體平臺X上爆料說被警方電詢和警告，核實是否購買了精神病服、是否準備參加週末街頭活動等。看來，中國網警不僅嚴密監視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也沒有放過對淘寶等購物平臺的掃瞄。
在街頭，25日晚間，上海的年輕人聚集在巨鹿路一帶，警方嚴陣以待，見到穿著怪異的路人即要求脫下，遇到拒絕脫下的則送到附近派出所，登記身份證、地址和電話後才放出。不過，這些阻嚇連同當晚的冷雨都沒有澆滅年輕人的興致，他們以游擊戰的方式，以近年來中國流行的所謂citywalk的方式流動著。
到26日晚間，成千上萬的青年人轉到中山公園集結，並且喊出了要自由的口號。27日，中山公園被關閉，但是從長樂路到復興公園，甚至晚間的靜安寺地鐵站，都站滿了變裝的上海青年。間或穿行其中的警察還引發大聲喝采。他們並非錯認警察制服為變裝的同道，而是把警察的圍堵看作了狂歡的一部分，一個巨大的超現實主義的「梗」。
這或許正是今年萬聖節在上海的特殊氣氛。上海的年輕人與封堵的警察一起，把一場自發聚集的娛樂活動變成了一次大規模的、有組織的社會表演：由於警方無厘頭的緊張，連商場裡的大型玩偶都不放過，如同對待恐怖主義可疑物一般認真探查，將這場娛樂性的社會表演變得無比荒誕、極富戲劇性，讓2024年的上海萬聖節前的週末狂歡成為一場真正的節日，把一個舶來的節日變成了真正屬於上海年輕人的本地節日。
這讓上海的青年群體再次成為世界媒體的焦點，讓上海取代了北京成為中國當下最富創造性和革命性的城市，也讓這場越來越富有政治趣味的萬聖節狂歡擴散到了杭州和廣州。
北京當局的害怕
問題在於，這個局面可能恰恰是上海警方最害怕的，也是北京當局最擔心的，卻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全力防範的。上海年輕人的再次聚集，已經是上海警方也是中國當局極為看重的政治安全事件。他們擔心兩年前上海爆發的白紙革命重演。
也是兩年前的10月25日晚間開始，上海的烏魯木齊路出現了最早的對新疆烏魯木齊火災的紀念活動，並且隨著上海警方的介入，這一自發紀念迅速演變為上海、北京和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抗議，即「白紙革命」，終結了三年的「動態清零」政策，也迫使北京當局緩慢笨拙地開始放棄閉關鎖國、重新開放。
這場源自上海的青年運動場，雖然僅僅持續了幾天，既無組織也無「外部勢力」的參與，幾乎算不上任何經典意義上的「革命」，卻留下了寶貴的遺產，讓上海-北京當局如驚弓之鳥一般處在無時不刻的革命恐懼中。後者的直接反應，便是從2022年底開始在上海街頭加裝大約三千套執行人臉識別功能的專用攝像頭；在全國範圍進行所謂「五失人員」的普查，即對「投資失敗、生活失意、關係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的人民進行分類統計並納入新社會維穩群體；還很快停止了有關青年失業率統計數據的公布，鼓勵高校暫緩學生畢業、留用畢業學生等；並且在官方媒體展開了一場「反躺平」的宣傳攻勢。
因為，如同100多年前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青年運動-「五四」運動的前後與一場知識份子的「新文化運動」有關，兩年前的「白紙革命」也與三年新冠疫情前後以上海「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文化。那就是，主張和踐行「不結婚、不生子、不買房、不買車」的「四不青年」，從消費-資本主義、人口-家庭再生產、個人奮鬥和財富積累的四個維度徹底告別與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切斷被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的綁架，也自我了斷了與統治階級的代際關聯。
最為典型的，是2022年在上海的「三月封城」期間由一對普通上海青年面向門外的警察、以和平的聲音說出的「我們就是最後一代」。這恐怕才是「白紙革命」中所包含的決絕，一種社會革命的精神，是疫情結束後無數中產階級移民海外的激勵，也是過去兩年上海年輕人們樂此不疲地舉行萬聖趴的紐帶，更是一句讓北京當局驚心動魄的無名宣言。才有最近上海試行對家庭生育給予補貼，北京也開始進行全國性圍繞生育意願進行的專項人口普查。
然而，在這些問題之外，北京還有一個更大的潛在麻煩，那就是李克強前總理的週年祭日，也在今年的10月26-27日。為了防範更多青年和市民可能舉行的自發紀念，原定在合肥舉行的馬拉松比賽被迫推遲，上海的中山公園關閉和京滬多地高校如臨大敵般的戒備都與此直接有關。北京當局擔心的，是參加萬聖節狂歡的青年，和那些「失業、失意、失衡」的廣大青年、市民們，可能很快在聚集中轉向悼念李克強的集體行動，重演1989年因為悼念胡耀邦、1976年悼念周恩來引發的全國抗議。
如果相比北京當局在過去十數年對維穩體系的巨大建設和投入，這種擔心雖然看上去有些過度，固然暴露了中國統治者的脆弱，心理的和制度的雙重脆弱，卻也能夠讓外界從當局的角度看到上海年輕人的力量，那或許是他們自身尚未覺察的，卻是北京當局面對的最大不確定性-不安全感的來源。
這也是兩年前白紙革命的另一個遺產，即，在接近全能的極端控制下，一場無組織、無領導的革命仍然有可能發生。也意味著，幾乎任何一個個人抗議行動或者有限規模的娛樂性聚集，都可能出乎意料地演化為一場大規模抗議，迫使當局不得不對任何一個偶發性事件和個體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予以控制。然而，如此一來，就像新冠疫情結束後的最初一年，事實上社會控制並未放鬆的一年，社會和經濟迅速陷入停滯，並且正在導向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衰退，令北京當局不得不180度掉頭轉向開放、放鬆控制。
也就是說，如此「過山車式」的政策循環在過去十數年已經重複過多次，其社會根源卻在年輕人那裡。這是北京當局不願意承認和面對的，卻是上海青年一次次展現的，他們正在以革命的力量扮演著制度糾錯的主角。這或許才是中國當下最大的一場政治表演、集體cosplay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