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據點被攻破後，「廣州照相館」門前人員被槍殺的慘景。（圖片來源： 網絡圖片）
前言
十年文革，返祖到人類原始的殘暴、殘酷、殘忍事件，時間已過四十年，許多種人幾乎都有祭，唯獨地富階層連他們的子子孫孫被整死了後，仍在荒山野嶺成了野鬼孤魂，無人問津。流落在民間的這些故事，漸漸地被人們遺忘了。筆者從民間的口述歷史，尋覓這次不應有的沉沒。也許讓後人有許警覺。正在質疑時，原來文革過去已逾四十年，這麼一件重大事件，卻很少見到幾篇祭文，更談不上這些中國的邊緣化的異類了。
文革照片展覽、殘暴之風被掩蓋。(（圖片來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那一半該不該殺
1968年秋，常寧縣廟前公社武裝部長和一批所謂造反派，公然私立法堂——「人民最高法庭」，一次殺死了25人，一個青年貧農也嚇得手腳顫抖，雙膝跪在大隊幹部面前，又是請罪，又是求撓：「書記，我該死！我該死！討了個地主女兒做老婆，立場不穩，背叛了本階級。我老婆是地主子女，理當地主階級，她該殺，但是我請求留下我那一半！」
「你這話是什麼意識？」書記莫名其妙地反問。
「她肚子裡的胎兒有我貧下中農一半的血脈了。」
「這個？不好處理，沒有最高指示，下次再說吧！」
不久，「殺人風」制止了，這個地主子女的命總算留下來了。這股風從湖南常寧縣南的道縣飛來，首先在廟前公社開第一刀，很快傳到東鄉，直到北鄉的一大部了。就是說延及大半個縣。據政府後來統計，常寧此次共被殺了83人，可惜無人把這椿奇冤詳情記錄下來。為此也讓世人瞭解這股風源，特此記錄下來，也算讓常寧人瞭解這段冤情實況。後來國內出版了《瘋狂歲月 文革酷刑錄》裡簡述了一點。可悲的是全國已出版了的書，公然發生地的常寧人們自己卻淡化了。
一場文化大革命，什麼骨肉之情，世道之理，治國之方，一概丟到萬丈深潭去了。它把人們帶到原始部落的荒原：漫罵、罰掛黑牌、戴高帽、穿綵衣、剃光頭、打鑼遊街、吃饅頭、跳美國舞、拳打腳踢、關黑屋.......，這還只是小菜一碟。更有慘絕人寰，毛骨悚然的花樣：棍打、扳繒、坐老虎凳、殺雷公尖、踩槓子、跪玻璃瓦礫、亂石砸死、鳥銃打死、菜刀砍死、自己挖洞自己跳、一籮石灰活埋......總之，盡五千年的殘酷手段，一下子無師自通了......在文革中這種人性又返到獸性裡去的現象，其暴力行為和迫害行為之普遍，不是社會和國家對暴力採取某種實際上的寬容態度下是不可能發生的。當時身為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就聲稱：「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更可悲的是對那些參與暴力行徑的多數人來說，並沒有認識這種暴力並不是一種惡，而是被認為合乎「革命道德」的行為，是革命的堅定性的表現。這不僅是國家法制遭到破壞，同時更為這些行為的目的性得到了肯定。有人說這是盲動，但也有人說，這更是盲從，說到後者，一切按「最高指示」辦，誰敢不行？
「造反有理」嘛！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嘛！
都不能說沒有根據。早在1958年8月召開的國家協作區主任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我們的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長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轉引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四十年》中國民主法製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頁）
平日且如此，更何談運動之時，所以文化大革命時的法律已成唾液，成了受批判的東西。請看共和國主席、國家元帥不就是只憑一個人一句話，就被拉下來批鬥，打得鼻青眼腫，骨斷筋傷，飢病交加，直至死無葬身嗎？下面怎能不遵最高指示辦呢？上面不是樹了樣板在嗎？
文革實錄之一，殺紅了眼的「革命」惡魔
地點：湖南道縣
時間：1968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之久。
文革烈火燒到道縣，起初，這個縣成立了兩個造反派組織，紅旗與革聯。正當兩派鬥得熱火朝天時，有人突然放出謠言：「地富反壞右要造反了！」頓時，人心大亂，形勢驟變，道縣農民紛紛成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隨意將人判處死刑。一些心術不正的人乘機為所欲為，屠殺手段有：刀砍、銃打、鐵鉻、活埋、尖刀刺、鈍刀剮、鋤頭挖、繩子勒、石頭砸、幾十人綁在一起用炸藥炸、幾十人丟進紅薯窖裡用火活活薰死、一群群的人推進其深莫測的溶洞再在上面用石頭砸死。還有砍頭、挖眼、割耳、削鼻、剖腹、截指、砍肢、割乳房、割生殖器......慘不忍書！一時間，整個道縣屍橫遍野，水臭風腥！
據道縣這次慘案，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93人，被迫自殺326人。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道縣所在地區零陵十個縣市，以及外地區的毗鄰縣市，也出現濫殺現象，在文革期間，道縣所在地區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另外，致殘致傷2146人。
依當時流行的階級標準劃分在死亡人員中四類分子3576人，占39。33%；四類分子的子女4057人，占44。63%；貧下中農（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1099人，占11．54%；其它成分者411人，占4。5%。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殺者中，最大年齡為78歲，最小的僅出生10天。經查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連者達14000餘人。
以上只是個大概，有位名叫周群的教師死裡逃生一幕，可見當時具體慘狀。詳述如下。
1968年8月26日，一個極其偏僻的地方。
周群是橫嶺中心小學教員，她丈夫蔣漢正前一天因出身地主，被造反派抓走了，家裡只剩下三個孩子。她哄著孩子剛迷迷糊糊要睡，一陣急促的衝門聲將她嚇起來，沒等到她穿上衣服，門已被踢開了。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明已經衝進了屋。他們進屋就吼叫著：
「起來！起來！開會去！」
母親只好哄著孩子，交代了幾句便被拉出了屋子。
她被帶到大隊侖庫邊的禾場上，四週全由民兵把守著，禾場中央圍著的是地富子女14名，丈夫蔣漢正此刻也在中間。周群出身貧農，蔣漢正則出身地主，「文革」初期，已被清出教師隊伍，在家接受監督勞動。
周群看見丈夫被用鐵絲緊緊地捆綁著，鐵絲已深深地勤進肉裡。
她們被驅趕著出發了。周群以為這些人連同自己要被壓送到區裡去。突然有人喊道：
「蔣漢正的三個孩子還留在屋裡！」
經過提醒，馬上派人去抓孩子。一會兒，孩子被拖到禾場上，嚇得哇哇大哭起來。
這群人被趕著出發了。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的雙手被綁著，孩子們只好跟著她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後。來到楓木山，唐書記下令停止前進，一律原地站好，不許亂動。然後宣佈道：
「我們是貧下農最高法院，今天在判你們的死刑。」
被捆綁的人一個個驚呆了。處決的方法是「丟硝眼」。就是把人推進那深不可測的溶洞。
開始執行了。
支書點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壓去......
「蔣漢正！」
唐支書點著周群丈夫的名字，這是第三個死囚，兩個民兵，揪著他朝硝眼走去。
「爸爸！爸爸！」孩子們大聲哭叫著，她想撲過去，但被民兵惡狠狠地推開了。
「蔣文凡！」
這位60歲的著名中醫從從容容要討口水喝。
「那有水叫你喝？」
「我臨死討口水喝不過份吧！從前砍腦殼，還讓吃三個熱包子哩！」
沒人理他。他被推下了硝眼。
五、六、七、八......第八個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時，三個孩子哭得極慘。她走近硝眼洞口，但見涼風嗖嗖，陰氣迫人，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跪下！」身後的民兵麼喝著。她立即被強制著按在地上，後腦門猛挨一鋼釺，被一腳踢入那無底深淵。
......不知道過了多久，周群在洞裡忽然聽到有人叫媽媽，她甦醒了過來。原來，因為已經扔下好多人，她摔在了別人身上，沒死。
「快，快給媽媽解開繩子！」她大女兒幫媽解開了麻繩。身邊，她的一位本家兄弟恰好沒死，憑著十七八歲的精力，總算爬出了溶洞。但是立刻趕上大搜捕，嚇得他東躲西藏，不敢去營救溶洞的人。
第二天，有人不斷往硝眼裡扔石頭，周群和她的大女兒在洞的上層，被石頭一打，跌到了底層。她驚異地發現丈夫和另外兩個孩子都在這裡，此後滿地是屍體，但她們僥倖都活著。
這家人團聚了，在死亡的魔窟裡。
洞裡又黑又冷，一家人只能坐在屍體上，都要睡一會兒。丈夫被鐵絲綁著，怎麼也解不開，孩子們一個個又飢又渴，直叫肚子餓。周群急得五內俱焚！
丈夫蔣漢正已經神經失常，他在屍體上來回走著，嘴裡喃喃地說：「你看你看，高粱長起來了！好紅好紅的紅高粱呀！好大一片紅得像血一樣，這下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說：「漢正你清醒點，哪有什麼紅高粱呀？咱們是在硝眼裡啦！」
他聽了，默不作聲，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這裡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知熬了幾天，孩子們漸漸不動，也沒有聲響了。周群八歲的孩子，斷斷續續說：
「媽媽，媽媽，我怎麼不死呀！死了就好了。」她已餓得皮包骨頭了。
孩子一個個死去，先是大兒子，後是小兒子，周群將兩兄弟放下，緊緊抱住奄奄一息的女兒，生怕她也被死神奪走。但還是無濟於事。不知過了多長時間，丈夫要水喝，周群脫下一件衣服，在水裡浸濕，擰著給他喝。他喉頭動了幾下，卻喝不下去，頭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就剩下週群一個人。後來她的兩位學生設法將她救出了硝眼。她在硝眼裡，艱難地度過了七天七夜。
與文明社會悖逆的野蠻
文革武鬥。（圖片來源： 今濤拍暗合成圖）
「文革運動」的第三年（1968），引出一樁「湖南大屠殺」慘案。首先由常寧鄰居的道縣開始，禍延江永、雙牌、東安、新田、桂陽、嘉禾、常寧、郴州，到處都處在無政府狀態。風聲鶴厲，人心惶惶，膽戰心驚，不可終秒。這時候，公然有個人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組織個「反屠殺代表團」，一行13人，進京告御狀。沿途散發傳單。發起的第一人，就是桂陽二中高級教師周家雄，在北京呼籲有正義的群眾組織和知名人士，造成強大聲勢，震動了中南海。「湖南屠殺」的簡報，中央首長，人手一份。第一天，周總理擠出十多分鐘親自接見了。在總理的特別關注下，次日，駐湖南47軍軍長黎原即奉召飛往北京，接受指示：令示湖南殺人問題嚴重，裡面有壞人操縱。什麼「革命派」、「造反派」？亂殺人就是反革命。馬上黎原返湘，派飛機散發傳單，派軍隊進駐湘南各縣，雙手沾滿人血的凶手，受到了制裁，制止了一場血洗劫難。在正義已經死亡，國法如廢紙時期，臨危不懼，挺身而出，英雄哪裡？英雄在這邊！
上京告御狀的人中，還有三位死裡逃生，混身血污的人證。這裡且說一個叫王永和的在職教師，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裡，這裡已有幾位死屍了。天黑時，他被五花大綁，跪在薯窖邊，只聽得一個說吃了晚飯才來殺，一個說殺了才吃吧，另一個不由分說，一馬刀從背後砍來，他順勢就倒下薯窖裡沒有再挨刀了。當時弟弟還未死，但傷勢嚴重，已無生望。可憐他邊呻吟邊叮囑哥哥踩在他和幾具死屍身上，爬了出來。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隊的老支書家喊門，老支書以為鬼上了門，嚇得忙說：「王老師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經沒有權了，無法制止了。他們知道我一向對你兄弟倆好，就背著我來殺你們兄弟的。王說：「我還沒死，求你救救我。」老支書開門見他滿身是血，連忙扶他進去，趕緊幫他紮住傷口，背他到公路上，搭過路車送到桂陽縣醫院，周家雄得知就扶他上了北京。另從雙牌水庫和瀟湘河裡取了血染紅了的水，標本帶到北京。經化驗含血量千分之三。
殺人的起因，是道縣民兵從一戶地主家子弟家裡搜查出辦公共食堂時發給的早已作廢了的豆腐票「一團」、「二團」，（該地稱一塊叫一團）誰知被逼供為組織了反共救國軍「一團」、「二團」，就是如此糊里糊塗而大開殺戒。最初由殺地富反壞右及其兼親帶故的什麼12種人、21種人，再擴大到不服從安排的、不聽話的、出工不積極的、實際上已經演變成一場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例如白水的李作才，廣西大學畢業後，參加國民黨軍訓一年就從教，從桂陽流峰中學教導主任位上開除，老老實實在生產隊勞動，凶手對他要用鋤頭挖，本人要求用槍打，因未擊中要害，硬逼他兩個兒子用石頭把父親活活砸死。一位中山大學外語教師尹禮干，只因地主家庭出身，全家都被殺了，還以「父病危速歸」的電報騙他回去，還未到達家門，就用鋤頭挖得半死才活埋了。有的從陰戶、肛門用木棍插進而死，有的被捆綁跪在床門口，看著老母、妻、妹被強姦、輪姦，然後用繩子牽著手腳，逼到水庫淹死，有的強迫自己挖好洞，跪在洞邊，再迫親人挖死。老的年已八十，小的才二、三歲，強令一家人坐好，用鋤頭一個一個地挖得半死，才拖出丟在水庫或土窖裡-......慘絕人寰，罄竹難書。原始野蠻人類的歷史中，日本侵華對待異族歷史潮流中可能有此，但是中國人對待自己的人還能下得這樣的手，而且在中華民族已有漫長的文明史的今天，將永遠催人痛哭。
留下我打石灰也好
1968年秋的一天，廟前公社非法殺25人那天，被殺者中有個李明番者，常寧解放區之初，他還在念大學，土地改革時，上有父兄，土主分子當然輪不到他的頭上。但是他再也出去不了。只得在家裡種地。
從此廟前鄉政府、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生產隊裡的一任大小傳信事件就是他包下來子。廟前地區都是山區，走一遍就是幾十里，無論嚴寒酷暑，深更半夜，總是隨喊隨動，完全認務制，數十年如一日，沒有價錢講。特別是生產隊的重活、難活、髒活，總是離不開他。例如水田打石灰，其它隊裡都是輪流打的。它這隊有了他，年年歲歲都有是由他包打了。每打一屆石灰，身上皮膚幾乎沒有一點好地方。全隊人們也都說他老實苦幹，深得好評。可是這次「殺人風」一來，他還是逃不出這個厄運，湊到這個數裡來了。
他問那批劊子手頭頭：「我犯了什麼錯誤？」
「沒有呀！」
「那為什麼要殺我？留下我幫你們打石灰也好嘛！」
「因為你家裡從前有過很多田地呀！」李明番再也沒得說的了。
真假黑殺隊
在那革文化命的年代，從道縣傳入了股「殺人風」，很快吹遍常寧大半個縣。謠言什麼1952年土地改革時候劃的地富反壞分子16年後反過來要殺貧農了。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就明說著五年以後就應根據其表現改變他們的成份，但在沒完沒了的階級鬥爭運動下，原有法令都不准數了，毛澤東的改造辦法實施多年也自我宣布失去靈驗。因為階級鬥爭不但沒有稍息，反而越來越尖銳化，甚至階級敵人鑽到共產黨中央核心裡來了。所以風頭一來，下面隨也不去證實、不去分辯，而且也不需要去分辨。甚至一證實、一分辨，就會大禍臨頭。
因此一群愚氓，就到處私設公堂，自封人民法庭，打著鎮壓「黑殺隊」名目，實際自己正在組織黑殺隊，亂殺「地富反壞」四類分子，並株連他們的子女。可算真黑殺隊亂殺假「黑殺隊」。而且真黑殺隊裡有中共黨員、大隊書記、甚至公社幹部，奇怪！奇蹟！
中共樟塘大隊王書記聽到廟前公社「殺人風」這個消息，萬分興奮。為表現自己對毛主席的「三忠於」，便大顯身手，先拿大隊幾個地主開刀。王書記立即召集大隊治安主任陳主任，民兵營長張營長，貧協會段主席開會，說出自己的想法，大夥立即通過這個決議。按照會議常規先模底，先從外地遷入的地主廖常吉、張靖光和本地壞分子段綿祚開刀。再來收拾這夥人的子女。
罪名：四類分子要反攻倒算，已經參加了「黑殺隊」，要把貧下中農斬盡殺絕。這樣一來才能得到群眾的支持，這麼幹還是每一次，怎麼殺，大夥又密謀計議一番，便分頭行事。
1968年11月3日，素色的月光，給大地披上了喪服，民兵營張營長，率領一支基幹民兵，手持梭標，佈置在馬路上來回巡邏，12點時分，他們在一戶人家停留了下來。
主人名叫廖常吉，因父親曾在老闆許長青家裡幫過生意，買了十幾畝田，又建成幾間小房，解放前夕死去，在土改時廖常吉就頂了父親門戶劃上了地主分子，掃地出門，與剛從縣師範畢業的弟弟廖常美隔離，外遷到樟塘鄉來了。前幾年老婆又死，帶著15歲兒子過著安份清苦的日子，老老實實，埋頭苦幹。
這夜，忽然一陣猛烈的槌門聲把他從夢中驚醒。廖常吉一骨碌從床上爬起，才撥開門閂，一夥民兵一窩蜂擁了進來，就把廖常吉和他的兒子廖樹聲捆住。廖常吉高喊「我沒有犯法，為什麼捆我？」大夥也不聽他的叫喊，到處就搜。搜了一陣，忽然另一個民兵猛烈地扯下蛟帳，抽出帳棍一抖，從地上拾起一個紙卷，用手電筒筒一晃就說：「這不就是『黑殺隊』的黑名冊嗎？「說著就是狠狠一拳打在廖常吉的臉上：「黑名冊都找到了，還有什麼話說？」
「把他們帶到大隊部去。」民兵營長下令。
廖常吉父子一路哭喊：「我不是黑殺隊！我不是黑殺隊！」
大隊廳裡擺著「審案公堂」，牆上打了個木樁，樑上懸下一根棕繩子，地上還放著紅磚、木棍等等。
王書記升堂審案，幾個大隊主幹圍坐兩旁。
「把廖常吉帶上堂來！」廖常吉、廖常聲父子倆五花大綁被拉了上來，王書記似乎也曉得審犯人的遊戲規則，先要鬆綁，便命令鬆了綁。
「你組織黑殺隊，要殺共產黨和幹部，參加的還有那些人？從實招來。」王書記審問起來。
廖常吉脆著哀求道：「王書記呀！我沒有參加黑殺隊呀！」
王書記在桌上猛擊一拳：「廖常吉，你要老實！」揚著手裡的紙卷：「你看，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
「頑抗！」所有幹部和民兵怒吼起來。
「到底招不招？」王書記咬牙切齒凶著。
廖常吉始終一句話：「我不曉得呀！」
「不曉得？」王書記獰笑著：「好！大刑侍候，扳繒！」
幾個民兵如狼似虎地把廖常吉雙手一剪，用繩子一捆就把他吊在樑上垂下的粗繩子上，往上一拉，廖常吉雙腳離地，升到半空。王書記處撈著一根木棒，對著廖常吉腰部、腿部一陣亂打，邊打邊問：「你招還是不招？」
廖常吉身子像打秋躚一樣在空中搖晃，再也忍痛不住了忙喊：「我招！我招！」王書記命令民兵放下。再叫：「你招！」幹部們齊聲喊叫：「快招！」
廖常吉換了一口氣說：「我實在不曉得」。從幹部和民兵怒吼著。王書記發令：「擀面」。
幾個民兵把廖常吉架到另一間屋裡去，開始還聽到淒厲的慘叫，漸漸地聲音轉弱，直至沒了。一個民兵驚慌地跑來報告：「廖常吉死了！」書記似乎非常老練地說：「不會死的，用泠水撥到他頭上，就會醒過來的。」
另一個報告：「段綿祚、張靖光帶到！「王書記立刻命令把段綿祚拉上來。被五花大綁的段綿祚頓時被拉到跪在王書記的公案前。王書記揚起手中的紙圈問道：
「這是『黑殺隊』的綱領和名單，快認了吧！免遭皮肉之痛。」
段錦祚被民兵抓來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一問才知道要追查「黑殺隊」，搖頭說：「是還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明白，因和王書記有宿嫌，自己雖然不是地主分子，但也掛號「壞分子」名，也是有死無生了。
「廖常吉已認招了，你不招？」轉臉叫民兵：「給我扳繒！」段綿祚痛得受不了，只得說我招，我招！待到放下來，又不說了。治安主任把段綿祚拖去坐老虎凳，淒厲之聲，在寂寞的夜空，特別鑽山刺心，毛骨悚然。
下一個押進來的是張靖光，王書記開門見山直對他說：「廖常吉已經供你參加『黑殺隊』不信你和他對質。」張靖光衝到廖常吉面前喊著：「你說我參加黑殺隊，我在哪裡和你參加啦！你死還要把我搭進去嗎？」
廖常吉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已經是一具殭屍。王書記把一份「黑殺隊」的名單抖出來給張靖光看，張靖光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目瞪口呆，嚇得魂不附體，「我不知道。」
「胡說！花名冊上分明寫著你的名字，不由你不承認。在你的名字下打個指模。」不由分說，幾個民兵抓住他的右手拇指，在印泥盒裡一按。接著問：「張靖光，你們組織『黑殺』，要抓哪些人？」張靖光這時哭了，「我根本不曉得什麼叫『黑殺隊』，更不曉得要殺哪些人。」
「死到臨頭還不老實，扳繒！」王書記又下命令了。
幾個民兵綁住了張靖光的雙手，吊到樑上的綜繩上，另一個民兵把那一頭一拉，張靖光抖地升上空中，突然張靖從空中掉了下來，繩子斷了。幾個人先審一陣後，王書記命令民兵把廖、段、張三人押到廂房裡禁閉起來。
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大隊男女老少，集合在大隊部前坪裡，圍成一個圓圈，所有四類分子以及他們的子女，都跪在圈子外面，廖常吉、段綿祚、張靖光排跪在圈子中心。王書記這時威風凜凜，咆哮如狼，走向前來，就給張靖光當頭一棒，先掩一下殺。然後大聲喝道：「你還裝什麼蒜？開鬥爭會啦！」轉過身來，把木棒交給治安主任說：「這些傢伙不老實，給我狠狠地打。」治安主任接過大棒，對準張靖光一棒，當即昏倒過去。主任逐個審下去，沒有一個人承認參加者了「黑殺隊」，每人挨了一棒。弄了半夜，沒弄出一個眉目。王書記下令：「接原計畫辦，拉出去算就了。」
眾民兵把他們連拖帶推，向殺牛皂走去，全體民兵如臨大敵，全副武裝，鳥銃、梭鏢、鍘刀、棍棒、殺氣騰騰，押著四類分子，群眾則跟在後面。
殺牛皂在樟樹街南面，是一個亂石山崗，曾經常在這裡殺牛，故名殺牛皂。先令四人朝北跪下，向毛主席請罪。四個背鳥銃的劊子手站在他們後面，四類分子們跪在死囚側面，群眾圍成半個圈子。治安主任扯開嗓門喊著：「大家不要吵了，聽王書記宣判！」
王書記站在一塊高高的石頭上亮開嗓門高聲喊道：「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南省常寧縣樟塘公主樟塘大隊人民法院宣判廖常吉父子和段綿祚、張靖光等四犯的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治安主任就喊：
「開銃！」
貧協主席對準廖常吉的頭「啪」的一聲，人隨聲倒，腦漿四拼，鮮血亂濺。接著十幾歲的廖樹聲也隨著爸爸離開了人間。
「打段綿祚！」
銃聲響處，段綿祚應聲倒地，但還沒有斷氣。人在地上翻滾、掙扎。馬上加藥、上彈子，再填兩銃，仍沒斷氣。「再填銃！」不知是誰在喊。劊子手已經雙手發抖，再也不敢動手了。幾個民兵拾起亂石對準三具屍體如雨般亂砸，頭顱都被砸得稀巴爛，誰也認不清是准了。這時候，太陽並沒出來，東方已經染上了血色。漸漸染遍了天空。人們開始看得清清楚楚橫躺的破爛的屍體，慘不忍睹，有人偷偷地走了。
治安主任大喊：「會沒開完，准也不准走。」王書記暴跳如雷，急喊：「民兵營長！民兵營長！打張靖光！」
這個民兵營長雖然安個武職，卻自己出世以來，只見過躺在床上的死人，從沒見過這種血的場面，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周身酥軟，手腳無力了，聽到王書記叫喚，銃都舉不起來了，任憑叫喊，死也不敢出來。
群眾已經三三兩兩向殺牛皂山下散去，幹部們再也無法阻住。有人向王書記處示意，張靖光再也不能殺了。書記見勢不妙，連忙改口：「把張靖光押回，晚上再處決。」
不久，樟塘公社朱書記來了，找王書記個別談話，再開大隊幹部會，會後，才命令張靖光，要他和另外幾個四類分子去掩埋幾具屍體，算是這次放下了他。
斬草除根
廖常美是廖常吉的弟弟，在大塘公社大塘小學教書。常美常寧師範畢業後，不到20歲就於1950年考入小教界，已有10多年教書生涯，一貫教學認真，工作負責，熱愛學生，聯繫群眾，深受學生、家長和群眾歡迎。由於一夥人要達到斬草除根的目的，終於難逃厄運。
自從這股「黑殺隊」黑風刮了起來，廖常美感到惶恐不安，11月3日放學回家探望，誰知樟塘大隊在計畫以「黑殺隊」罪名殺常美哥哥廖常吉時不已通知常美在瑤塘公社大合大隊逮捕他了。
黃昏時候，廖常美悄悄回到家裡，妻子彭延秀告訴他：「你哥哥昨天挨打了一頓。」常美說：「可能懶惰，一個四類分子在生產隊挨打挨鬥，是家常便飯，有什麼奇怪的。」吃完晚飯便睡覺去了。
半夜時分，忽然有人棰門，「開門！開門！」
廖常美被驚醒問：「是那個？」
「我！」一個兇惡的聲音在回答。
彭延秀急忙披衣起床，向外問道：「什麼事呀！這麼急？」剛點了燈前去開門，一條漢子已經把門衝開闖了進來，後面跟著幾個手執梭鏢的紅衛兵。
常美匆忙爬起，一條漢子一個箭步一把揪住他的胸襟：
「自己拿繩索來！」
「半夜三更拿繩子幹什麼？」
「你還裝蒜？」
一個紅衛兵等得不耐煩了，自己動手從谷籮上扯出一根綜繩，把廖常美雙手一剪，就綁起來，押往大隊部走。廖常美的妻兒跟在後面也被趕了轉來，沒奈何只得坐在家裡聽候命運的發落。
次早，消息傳來，哥哥、侄兒倆昨晚已被鳥銃打死，但是廖常美還關在大隊部沒有發落。11月5日上午，廖常美被提審了。
「你交出『黑殺隊』的團夥，想殺那些人？快快從實交來。」
「我不曉得什麼『黑殺隊』？更沒有想過殺人。」
「看來不打不得招，給我扳繒！」
一種野蠻的刑罰，不用教材，大家都會用。廖常美和他哥哥一樣，被懸升到天空，邊打邊問：「招不招？不招再加土磚。」一個土磚就有60斤重。吊在他的腳下，上懸下沉，一身骨頭全被拉裂了，正在淒厲的慘叫聲中，砰然一聲，人從半空掉了下來，原來繩子也承受不住折磨，斷了。廖常美的腳步一拉一摔全斷了。審訊者還用梭鏢把狠狠擊打他的頭。登時鮮血直流，人已暈倒過去。審訊者便把他拖到黑屋裡關著。
下午，大塘學校來了九位教師，曹得億、黃國成兩位到大隊找到審訊人說：「廖常美是我公社的教師，他的問題由我們來處決。」審訊人不答應。曹老師叫人把牢門打開，進去看看廖常美，這時廖常美已經醒了過來，睜開雙眼，看見這麼多同事來看望他，淚如雨下。只聽他那微弱的聲音說：「你們來了！」曹老師忍不住雙淚直流，問他還能不能走。「我的腿已經斷了，不行了。」紅衛兵連聲催促：「快出！快出！我要鎖門了。」同事們眼見他無法救出，只得怏怏而返。
6日早晨，領頭者率領一隊紅衛兵到廖常美家裡去抄家，以為還可以撈點油水，可是滿屋搜遍，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有沒有，便把豬圈裡頭還沒長成的豬殺了，把肉瓜分，每人一塊。臨走時，對他兒子石居說：「你背條梯子到大隊部來。」石居追著問用梯子做什麼？他們也沒答。
石居送飯去，梯子也沒背去。走到牢門邊一喊：「爸爸，送飯來了。」裡面沒有動靜，從窗戶口探頭一望，只見爸爸正在準備上吊自盡。石居急得哭喊：「快開門呀！我爸爸上吊了！」紅衛兵也急著射門，門卻裡面閂著的，說時遲，那時快。一個人把門衝開，才把廖常美拖住。紅衛兵騙他說：「你莫自殺，我幫你想辦法。」從他手裡搶去繩子，廖常美倒在地上，他不相信，這時候還有誰要救他。飯當然吃不下去了，一場驚恐，兒子只得一步一回頭望著快死的爸爸慢慢地告別而去。
上午，紅衛兵持著馬刀到廖常美家，喊石居趕快背梯子去。梯子背到，劊子手頭頭指揮紅衛兵把廖常美綁在梯子上，手持鳥銃、梭鏢、馬刀的紅衛兵，列隊夾道簇擁而行，逕直抬到煙州嶺。一個劊子手用鳥銃對準廖常美的後腦殼一銃，彈子從後腦打進，從額骨出來，另一銃對準肚子再補一次，鮮血急流，登時氣絕。
「石居！把你父親拖去埋了。」這是頭目最後一道命令。
這場慘劇，就算是這樣收場了。死者莫名其妙地把一條生命白搭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裡。再遲此日子，也就在人們的記憶裡消失了。為防忘記，特此錄存。
黑殺隊沒殺成，反倒殺死了自己的親妹妹
故事發生的時間：1968年秋某天
發生地點：湖南常寧衡頭斛林村。
說的是曾經當過甲長的貧農尹修士請了一個篾工在家裡織籮筐，突然羅橋公社來人把篾匠抓了回去，說他是地主，參加了「黑殺隊」。尹修士也就被帶上了窩藏「黑殺隊」的罪名，公社派紅衛兵把他當即抓了起來。一陣殺氣騰騰的口號聲中，幾次扳繒，受刑不過，便胡亂牽出了一大批「黑殺隊」名單，就在鄰近西塘村把「二十一種人」整得死去活來，同一個時間十多根繩索吊起了十多個「半邊豬」，喊天叫地，毛骨悚然。
這還不算，謠傳呼地一聲散開了，到處都喊「黑殺隊」來了。於是到處放哨。一個基幹民兵揮舞著梭鏢忙來忙去，村前屋後轉過不停。不知是誰一聲喊叫：「『黑殺隊』進村裡來了！」這個基幹民兵到處搜索不見，忽然看到一個影子向自己家裡鑽去，他非常警覺地認定「黑殺隊」鑽到自己家去了，趕緊往自己家裡跑。忽然聽到床底下有響聲，二話沒說，猛地一梭鏢往床底下捅了進去，只聽「呵喲」一聲！拖出來一看，這個基幹民兵立即暈倒過去。原來被捅死者竟然是自己的親妹妹。
他妹妹聽說「黑殺隊」進了村，嚇得急忙往自己家裡床底下一躲。哥哥只聽到床底下有響聲，也就不論清紅皂白下手了。誰知這一梭鏢用力過猛，立即身亡。
龍門洞裡聽傳地主富農組成「黑殺隊」要殺農民，立即抓了兩戶地主的全家老小11人全部活埋了。
弟弟你好好吃飽這最後一餐
一個被「改造」了近二十年的地主兒子因「黑殺隊」嫌疑，在新力公社被造反派活活埋了，剩下一個十二歲的女兒和一個九歲的兒子。中午，兒子扯豬草回來，姐姐早已把飯做好，叫弟弟來吃。當弟弟看見姐姐停碗不吃時，才吃了半碗也就不要了。姐姐忍著淚水央求弟弟說：「好好吃飽，這是最後一餐了！」弟弟還不懂得是什麼樣意思，也就胡亂把那半碗吃完了。
紅衛兵早就守候門口多時了，一看飯吃完了，立即闖了進來，對兩個小孩說：「帶你們看爸爸去。」姐妹倆默默地跟著紅衛兵走出了家門，走進一座荒山，一個小洞早已挖好，叫他們自己跳下去。姐姐早知爸爸已死，活著也沒希望，也不喊叫也不哭，帶著弟弟往下跳，弟弟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大喊：「我不下去！我不下去！」幾個紅衛兵順勢一推，其他幾個紅衛兵趕緊把土一陣猛掀，不一刻，土平音滅。
為什麼這些青年紅衛兵會是這樣殘暴，無法無天呢？上海一位大學紅衛兵領袖描述了這一代紅衛兵成長的心態：「我們是在『頌歌』與『戰歌』交響迴盪的噪音裡長大的，唱著『毛主席是大救星』、喊著；『毛主席萬歲！』學的是『三面紅旗迎風飄揚』、聽的是『臺灣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即使在困難時期餓得膝蓋發虛，我們也充滿幸福感，穿著打補丁的褲子照樣扭秧歌。同時反右鬥爭、大躍進、蔣介石反攻大陸、反修鬥爭、反右傾......我們稚嫩的神經不斷繃緊被叩擊。盲目地偶像崇拜，虛浮的理想主義，亢奮的鬥爭激情，浸紅了我們的骨髓，也使這一代人最少自由意識，最缺個性光彩，最易被成為被驅使的工具。」
這就是一代人的真實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