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許成鋼（本人提供）
【看中國2024年12月17日訊】（看中國記者孟浩報導）12月2日，美國政府發布了針對中國半導體行業的新一輪出口管控措施，將140家中國公司列入管控清單。這一行動被視為拜登政府在技術管控方面的最後一項重大舉措。美國分析人士認為，此舉可能嚴重削弱中國打造世界級芯片製造業的努力。然而，中國在科技創新領域所面臨的真正障礙，究竟是技術本身的問題，還是制度層面的深層矛盾？經濟學家許成鋼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
全球科技發展的歷史軌跡與制度啟示
許成鋼近日在《美國之音-許成鋼》節目中指出，科學技術的發展歷程清晰地展示了制度對創新的深刻影響。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的系統化發展起源於英國，原因在於其司法獨立和學術自由的制度保障。英國在光榮革命後建立了完善的憲政體制，確保了政府權力受限，學術界得以在自由環境中發展。這一制度背景促成了牛頓、達爾文等偉大科學家的誕生，推動了英國的工業革命。
美國繼承了英國的憲政與法治傳統，建立了類似的學術與產業創新制度。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學術機構直接模仿了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制度設計，建立了高度自由與自治的研究環境。這些大學不僅成就了學術繁榮，還成為技術與產業創新的發動機。
產業革命的關鍵不僅在於技術突破，更在於資本與創新的結合。一個高效的金融體系能將風險資本引入前沿科技領域，而這必須依賴完善的產權保護與司法獨立。這一制度保障是美國成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原因。
此外，創新的制度環境不僅有助於學術研究的突破，還促進了新興企業的成長。美國的矽谷模式便是金融市場與自由科研環境結合的成功案例。風險投資在保護知識產權和支持初創企業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使得許多科技巨頭從小型初創公司發展為全球行業領袖。
從長期視角來看，制度的持續演進對全球創新格局的塑造至關重要。創新不僅是技術進步的體現，更是制度適應與變革的結果。擁有一個能夠動態調整、保護創新環境的制度體系，是科技領先國家得以長久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
中國科技發展的制度性約束
與英美制度相比，中國的科技創新環境長期受制於制度性缺陷。中國的金融市場從一開始就是國家壟斷，銀行系統完全由政府控制，嚴重制約了民間資本的進入。此外，司法的不獨立更使產權保護缺乏根本保障。企業家在創新過程中的產權安全無法得到有效保護，風險資本的運作因此受限。
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和科研環境同樣深受行政干預和政治控制。大學和研究機構需要服從黨的領導，科研項目的選擇和資源分配往往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這種行政化的科研體系限制了學術自由，阻礙了原始創新的發生。
此外，國際學術合作環境的惡化也對中國的科技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對外學術交流的限制和嚴格的出入境管控，削弱了全球人才的流動與國際科研的互動。頂尖學者與技術專家因安全擔憂選擇避開中國，進一步限制了技術創新的潛力。
制度上的約束不僅限制了科研領域，也對科技企業的國際擴張形成了巨大阻力。許多中國企業難以在國際市場上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受制於政府監管與對外政策的不確定性。這種侷限性不僅影響短期的科技競爭力，更對中國長期的技術自主戰略構成重大挑戰。
中國的科技政策雖不斷調整，但核心制度上的缺陷始終未能得到根本改善。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僅靠政策修補難以推動創新，必須通過制度改革才能扭轉頹勢。
中國政府在應對科技發展的制度障礙上缺乏系統性的戰略規劃。政策的反覆調整和監管環境的不確定性，削弱了投資者的信心和企業的長期發展意願。這種缺乏戰略連貫性的管理方式，進一步限制了中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制度優勢塑造。
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創新迷思
有人認為，中國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領域具有特殊優勢。然而，許成鋼認為這一觀點存在迷思。首先，中國的大數據優勢主要源於廣泛的監控與數據收集。然而，這些數據的質量和多樣性受到嚴格的言論與信息控制政策的限制，導致數據生態系統質量下降。
在自然語言處理領域，雖然中文文獻數量龐大，但受政治控制的內容充斥著重複性信息與虛假內容，難以支持高質量的人工智慧模型訓練。此外，與全球頂尖的英文數據相比，中文數據在廣度與深度上仍有較大差距。
同樣，在圖像識別技術方面，早期中國在面部識別上的領先優勢主要得益於政策鬆綁和警用合作。然而，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拓展，全球對視覺數據的採集與分析早已超越了簡單的人臉識別。國際技術競爭更側重於物理行為與場景識別，中國在這一領域並無特殊優勢。
人工智能的發展不僅依賴數據規模，更取決於演算法的先進性和研究環境的自由度。缺乏學術自由與多元化合作限制了中國在演算法創新上的突破潛力。此外，中國科技界的科研誠信與學術道德問題也對技術研發造成負面影響。
總之，大數據與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不僅需要龐大的數據資源，更需要制度支持與自由創新環境。如果不能在制度層面上實現突破，中國的人工智慧發展將受到長期制約。
在全球技術生態不斷變化的背景下，僅依賴大數據的規模優勢難以維持國際競爭力。演算法創新、科研開放度和跨領域協作，才是未來人工智能產業成敗的決定性因素。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喪失與中國科技投資環境的惡化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曾為中國科技產業提供了重要的資本支持。香港的成功源於其獨立的司法體系與開放的國際貿易環境。然而，自2019年起，香港法治環境的急劇惡化對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造成了不可逆轉的衝擊。
大量外資和風險投資迅速撤離香港，轉向新加坡等更穩定的地區。這不僅削弱了中國的國際融資能力，更削減了中國科技創新所需的風險投資來源。資本市場的萎縮直接影響了初創科技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創新環境的困境。
香港高等法院對45名政治活動人士的重判，再次向全球投資者傳遞了法治不再獨立的信號。失去法治支撐的香港正快速失去其金融中心地位，進而削弱了中國連接全球金融市場的核心樞紐作用。
許成鋼認為，長期來看，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衰落不僅是區域性經濟問題，更是全球資本市場對中國政治環境不信任的直接反映。這種信任危機可能持續削弱中國在全球科技投資領域的競爭力，進一步打擊其高科技產業的國際擴展。
中國政府若無法恢復國際投資者對法治與政策穩定的信心，將難以扭轉資本市場的持續萎縮。法治環境的重建與監管政策的透明化，是重振香港金融地位與中國科技投資環境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