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政治局會議後的合影。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陳紹禹）、凱豐（何克全）、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全黨整風在延安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層：高層中央、中層中級幹部、基層一般幹部，特別是老紅軍裡面文化低的人。那時延安有兩個人最為毛澤東欣賞，一個彭真，一個高崗，這兩個人在搶救運動中表現得特別厲害。彭真是一九四一年從北方局回到延安的，除了擔任實際負責的黨校副校長，還接替陳雲兼組織部長，紅極一時。可能是由於對整風不太積極，陳雲的組織部長那時被撤了（調西北財經管委會任賀龍的副職）。黨校整個兩千多人，這時變為五部。一部：省軍級幹部，有一、二百人吧，都集中到黨校住起來；二部：邊區幹部；三部就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界的人；還有四部、五部，是些文化程度更低一點的，主要是集中學習，便於整風。
整風的最高領導機構是總學委：毛澤東、凱豐、康生、李富春、陳雲五個人，毛澤東擔任正職，康生副職，下分五個學委：中央黨校系統由毛澤東負責，中央直屬機關系統由李富春和康生負責，學校系統由凱豐負責，陝甘寧邊區由任弼時、高崗負責，軍委系統由王稼祥和陳雲負責。一直到搶救運動，都如此。現在很多人的文章把康生和毛分開，就像把文革中的四人幫同毛分開一樣，這是很不實事求是的。康生既是給毛出主意的人，也是毛的想法的直接執行者。康生的資格並不太老，是上海大學的，四中全會後的第二年進入中央，比王明稍晚些去了蘇聯，在共產國際工作，王明是中國代表團團長，他是副團長。康生在莫斯科捧王明捧得很厲害，在共產國際把很多老黨員當托派殺掉。但是回國後發現王明不行了，就很快徹底地倒向毛一邊，狠批王明，得到了毛的信任，康生是歷次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毛的一把刀子。
全黨整風開始批判教條主義就很過份，《解放日報》的一篇社論很有代表性，即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胡喬木寫的《教條與褲子》。我記得發表這篇社論的當天，博古的神色有點緊張，覺得這篇社論是公開對著他們從莫斯科回來的一批犯有左傾路線錯誤的人講的，特別針對的是王明和他。社論中有這樣的話：教條主義一種是不按條件照搬，把西方帝國主義時代的作風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來運用，另外一種把特殊條件不適用的、一般條件的東西搬到特殊條件下來適用，城市革命搬到中國來。……他們安於做留聲機，他們正是害怕改造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害怕承認自己的病症的原故。要學游泳，大家要學游泳，但是他們不肯下水，不肯到水裡面去，不到水裡面去不能游泳呀。問題就是他們不肯脫掉褲子。褲子裡面有什麼東西呢？文章寫得真是挖苦，喬木大概是根據毛跟他的談話寫的，寫好後交毛改的。那時由毛授意，胡喬木為《解放日報》寫的社論很多，這篇文章大概是毛最得意的。文章還說：於是你也來呀，我也來呀，大家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尾巴割下來呀。一定要割下來，大叫一通尾巴，就講尾巴了，完事。可惜尾巴是叫不下來的。大家怕脫褲子，因為裡面藏了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又必須用刀割，還必須出血，而且尾巴的粗細不等，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但總之未必是很舒服的事，這是顯而易見的。……延安的某些幹部與名流難道不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大師嗎？他們現在真的是已經覺悟，已經轉變，查有實據了嗎？延安有許多機關不能實事求是、有的放矢的作風，已經開始消滅了嗎？延安的黨內與黨外的關係，軍隊與民眾、軍隊與地方黨政的關係，各種幹部、各種部門之間的關係，個人對組織、上級對下級、下級對上級的關係，這些關係裡的缺點，已經開始認真糾正了嗎？延安的文藝界、科學界、醫藥界歷來存在不少不應有的內部糾紛，這些糾紛難道說是正確地解決了嗎？黨八股式的文章難道已經絕跡，充實生動的作品難道已經取而代之了嗎？如果這些問題不曾實際解決或者說解決，那麼毛澤東同志再報告他十天十夜，《解放日報》再繼續寫它一百篇社論，各個支部小組再開它一千次會來傳達討論，這不都是白費？還不都成了教條？有些好心的同志褲子是要脫，但是正在秘密的脫，在群眾面前脫不但有傷大雅，而且敵人和反動分子還會在旁邊拍手。但是群眾難道不是共產黨的天然的和法定的監督者和審判者嗎？共產黨之所以區別於其它非群眾性的黨派，所以得到勝利的發展，難道不是群眾的監督和審查的結果嗎？
整風重點是王明張聞天博古等
這篇文章當時的影響極大啊！它當時起的作用就是公開挑明瞭上層整風的重點就是王明、張聞天和博古等這些人，並且普遍性地擴展到各個機關的領導和它們的工作人員。那時延安有一個翻譯集團，翻譯馬恩、斯大林、列寧全集，就是解放以後中央編譯局的班底，主要是俄文，還有英文。延安還有個外國語學校。反教條主義時，把幾個有名的翻譯家都說成是洋教條的祖宗，像柯柏年、王思華這些人，王實味也屬於翻譯家。所有這些中性的人、中性的工作都被輕視，直到解放以後，翻譯工作才比較正常。
所謂整風，講得簡單一點，就是整思想上沒有入黨的，還不是「馴服工具」的知識分子。在中下層起初是以學習為主，學習的任務是聯繫本部門的工作，學習和研究《聯共黨史》結束語的六條和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毛澤東認為《聯共黨史》是百科全書。大家從過去討論一些具體問題轉入到集中檢討黨內存在著的根本思想傾向，即毛澤東所說的自由主義和對黨鬧獨立性的問題。毛有一篇文章叫做《反對自由主義》，那篇文章是源於張國燾的問題。因為鬥爭張國燾的時候，很多和他有老關係的人不肯出來反對，清算王明時也存在這個問題，就給這些人安了個名字叫做自由主義。但是那個時候主要是針對各單位領導提意見。由於各單位的工作性質不同，也不是一律都搞得那麼厲害。我所在的《解放日報》跟中央研究院、黨校情況就不大一樣，因為我們整天要出報紙，工作很緊張，沒有時間多開會，給領導提意見。中央研究院那邊的領導裡面，洛甫下鄉到晉西北搞調查去了，由李維漢主要負責。大家對范文瀾沒有意見，李維漢的作風有些霸道，意見就很多，也給陳伯達提意見。然後就在十一月底出了大牆報，王實味在上面發表了三篇文章，影響很大，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擁護王實味，提出整風的領導機構要由群眾大會選舉，不能由上面來指派，鬧得很厲害。蕭軍不是黨員，也特別頂得挺厲害。那個時候延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新黨員，青年知識分子占大多數，都不大知道「天高地厚」。
《輕騎隊》這個牆報，應該說不完全是自發的，還是有所控制、有所領導的，胡喬木的《白求恩》一文就是在《輕騎隊》上登出來的。那個牆報辦在中央青委所在地大砭溝，中央機關在楊家嶺，邊區政府在城南，離那裡都較遠，可是人們都來看牆報。有一天晚上，沒有人知道，毛澤東提著馬燈去看那期《輕騎隊》，也沒說有什麼不好。所以，四一年底，還沒有人把王實味當作一個敵對問題提出來。到了第二年——四二年三月底《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時，也只認為是個思想問題。但是高層中的一些人，特別是從前線回來的老同志，像賀龍、王震這些人，對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反感得很。於是改版座談會後就開始批判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和平均主義，批判人性論，批得很厲害。
毛批彭德懷搞自由平等博愛
東問：當時彭德懷提出自由、平等、博愛也是這個時候嗎？
啊，毛在廬山會議上還批過彭德懷：你搞自由、平等、博愛。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彭德懷在太行根據地給營、縣級以上幹部做了一次報告，就如何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談了七個問題，其中第二個問題談到在敵後推行「三三制」政權（即成員中共產黨員、進步群眾、中間人士各占三分之一，這是當年黨中央的決定）必須貫徹民主精神，「民主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九日《新華日報》華北版發表了「彭德懷談民主教育」的專訪長文。看到這篇長文後，六月六日，毛澤東給彭德懷寫了一封信，提出了批評，彭沒有回信。延安《解放日報》六月十四日紀念第二屆聯合國日的《抗戰與民主不可分離》的社論中，出現了一大段這樣的話：「我們所說的民主教育，主要的應是為著動員人民爭取抗戰勝利，而不是為著反封建。」「你應該把這種教育安放在民族解放和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現實基礎上，而不應把這種教育放在空洞的名詞或概念（如平等、自由、博愛、文化與科學的發展等）的基礎上。」我在《廬山會議實錄》內，關於此事記錄了毛澤東對彭的批評。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