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圖片來源： JOHN GIANNINI / AFP / Getty Images）
今年1月17日，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逝世20週年。
趙紫陽早已進入了歷史，但是這一頁歷史還沒有翻過去。正如六四。臺灣有228，韓國有光州事件，但是在臺灣在韓國，228和光州事件都已經平反昭雪，正義已經得到申張。中國的六四則不然。六四雖然已經過去快三十六年了，但是六四還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正義還沒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碼的申張。六四這一頁歷史還沒有翻過去。簡言之，六四這事還沒完。同樣的，趙紫陽這事也是還沒完。直到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共當局依然把「趙紫陽」列為「敏感詞」。這就從反面證明，作為歷史人物的趙紫陽，依然對中共專制政權具有現實的挑戰性。我們紀念趙紫陽，不但有歷史意義，也有現實意義。
這裡，我鄭重向讀者推薦盧躍剛的《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趙紫陽傳》（臺灣，ink印刻文學出版，2019年）。盧躍剛是著名作家、記者。此前，我讀過盧躍剛的不少文字，作者的道德勇氣、對中國現實的感知與洞察力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盧躍剛告訴我們，他很早就起了給趙紫陽寫傳的念頭。「冥冥中有某種因緣在」（p1257）。文革中期，盧躍剛在河南南陽讀書，住家曾在趙紫陽任地委書記時期（1948～1951）的南陽地委舊址；1975年，他插隊回到原籍四川雅安，親身感受到趙紫陽主政四川帶來的重大變革。八九民運發生時，他是中國青年報的記者，是六四現場的目擊者和報導者。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盧躍剛通過渠道向趙紫陽表達為他作傳意願。2005年1月趙紫陽去世，他開始了趙紫陽傳的寫作，用了十三年的時間，完成了這部三卷本、一百多萬字的《趙紫陽傳》。
中共高層政治的禁區
趙紫陽長期身居黨國高位，寫趙紫陽傳，勢必要用大量篇幅寫中共高層政治。中共高層政治很不好寫。因為中共高層政治的最大特點就是封閉性，黑箱作業。在民主制下，政治人物誰持什麼主張，有什麼觀點，他和其他人有什麼分歧，互相之間怎麼博弈，還有和民眾的互動，基本上都是公開的，雖然免不了也有閉門商議和私下的交往，但總的來說，民主制下的政治是開放的，是外界能夠看得見因而也是比較容易看得懂的。中共高層政治則相反。中共的高級領導人雖然整天在舞台上對公眾表演，但是他們呈現給公眾的總是高度一致的聲音，外人看不到他們彼此有什麼分歧與差異，也看不到他們之間有什麼矛盾和鬥爭。有時候高層鬥爭白熱化，有的人打倒了，但是外人只能看到其結果，看不到其過程，只能聽到勝利一方的一面之詞，聽不到失敗一方的聲音，因此還是不能看懂看明白。這就是說，要寫好中共高層政治，你必須要有渠道或技巧，能繞過厚重的帷幕，看到帷幕後面的東西；甚至要有特殊的洞察力，穿透帷幕的遮掩，直接看到幕後的東西。
盧躍剛具有這樣的能力。為了寫趙紫陽傳，盧躍剛蒐集和查閱了大量的文獻和檔案，其中很多文獻和檔案都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盧躍剛訪談了幾百位當事人和見證者，這些受訪者也不是誰來採訪都會接受的。盧躍剛的《趙紫陽傳》以其豐富的史料令人浩嘆。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還有非凡的眼光，能把繁雜散漫的史料，編織進一套完整的敘事。
中共高層中的「關係」
在中共高層政治中，有些因素是外人掂不出輕重，或者是粗知其大概而不知其詳，或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例如「關係」。中共黨史專家高文謙說，九大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等幾個軍隊幹部進入政治局，周恩來找他們專門談了次話說，到中央工作，要處理好跟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關係。可見在中共高層政治中，「關係」是何等重要。儘管毛後的中共高層政治生態比毛時代有不小的變化，但「關係」依然是很重要的。
盧躍剛寫道，在八十年代，「幹部子弟參與、影響北京政治，能量之大，圈外人難以想像」（p789）。那時候離紅二代掌權還早，那時候幹部子弟官當的不大，有的甚至沒有正式的官職。他們的能量就是來自「關係」，因此得以在高層政治中扮演了傳話帶話，穿針引線乃至出謀劃策的角色。
盧躍剛寫到好幾個重要的關係。例如趙紫陽和萬里的關係。「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萬里和趙紫陽分別在主政的安徽和四川作出了出色的政績，雙雙調進北京主輔國務院。後來是趙紫陽當上了總理，萬里也想當但沒當上。萬里不服氣，萬趙之間有了「瑜亮情結」。這個情結是如此頑強，以至於到了2005年趙紫陽去世，連趙紫陽的對頭、左王鄧力群都去了八寶山送行，萬里卻連花圈都沒送。很可能，萬里的這段心結也影響了他在八九民運期間的表現。
盧躍剛還寫到趙紫陽和胡耀邦的關係。自胡耀邦在黨內挨批下臺，一直有人責備趙紫陽落井下石。盧躍剛細心整理了各方的說辭並做了認真的分析比較，很值得讀者思考。
不為尊者諱
盧躍剛在《趙紫陽傳》的「跋」裡寫道，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趙紫陽尚健在，他曾經通過渠道向他表達過為他作傳意願，被趙紫陽拒絕。趙認為，傳記從小寫到老沒什麼意思，他的歷史，晉京擔任總理、總書記風雲激盪的十年才值得寫，其他不足論。趙紫陽這話當然有道理。不過以他這樣一位歷史人物，一部「從小寫到老」的傳記總還是需要的。盧躍剛這部三卷本的《趙紫陽傳》，下卷寫的就是趙紫陽晉京擔任總理、總書記風雲激盪的十年，上卷和中卷寫的是他從出生直到晉京當總理之前那六十年。我讀了前兩卷，感到出乎意料的好，不但寫出了趙紫陽那段歷史，而且也是從一個側面寫出了中共那段歷史。趙紫陽後來自承，「我過去也是很左的」。確實，在土改、反右、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農村社教等運動中，趙紫陽都很左。盧躍剛不為尊者諱，對趙紫陽在這些運動中的錯誤言行都給予了如實的記敘。在毛時代，趙紫陽也做過一些比較開明的事。例如在大飢荒時期，身為主管農業的書記，趙紫陽曾經在廣東省的一些地區推行過包產到戶。廣東發生過好幾次「逃港潮」。逃港人數多到了成「潮」的規模，那也是地方政府有時會網開一面，放鬆邊防，而且不肯把逃港者當「敵我矛盾」的結果。尤其是李一哲大字報事件。李一哲大字報在當年能產生全國性的重大影響，大字報本身的思想深刻、文字優美，表述方式富於政治智慧固然是基本因素，但也和當時主政廣東的趙紫陽採取的開明態度分不開。大字報的作者沒被抓捕沒判刑，大字報沒被撕毀，允許民眾圍觀、抄寫、拍照；廣東省委宣傳部組織過幾場批判會，允許李一哲在現場辯論和寫反駁文章，還把李一哲的大字報及回應文章和當局組織的大批判的文章一同收入文集出版並廣為散發。趙紫陽主導下的這些做法，無異於幫助李一哲做宣傳擴大影響，以至於李一哲大字報的作者們要說，趙紫陽是「假批判真保護」，是「明反對暗支持」。最後，當局對李一哲的處理也比較輕。1975年趙紫陽調離廣東赴四川上任，廣西的韋國清接替趙紫陽主政廣東。1977年3月李一哲被逮捕入獄。兩相對比，高下立見。接下來，1978年，習仲勛調到廣東，給李一哲案平反——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趙紫陽傳》的下卷講述了趙紫陽晉京擔任總理、總書記風雲激盪的十年。鄧小平被很多人稱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其實要說八十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趙紫陽才是設計師。趙紫陽是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實際上的領導者和設計師。好比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是得到宋神宗的重用與信任才得以推行變法的，但變法的理念和措施無疑是出自王安石而不是宋神宗，所以我們把這場變法稱為王安石變法。我以為，對趙紫陽在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中的作用，我們也應該做類似的評價。
「四二六社論」內幕
在《趙紫陽傳》的下卷，盧躍剛用了很大篇幅寫八九寫六四。趙紫陽堅持對話，堅持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決問題，堅決反對用武力鎮壓和平抗議的民眾。趙紫陽說：「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為了堅持這一原則立場，寧可放棄總書記的權力。六四後，趙紫陽拒絕認錯檢討，被軟禁長達16年，至死不渝。反對暴力鎮壓和平抗議，雖然它只是體現了最基本的人道人性和最起碼的道德良知，但那就是對專制暴政的釜底抽薪，那就意味著整個國家開始走上和平的民主的正確軌道。這就是趙紫陽的偉大之所在。盧躍剛在記敘趙紫陽在八九期間的言行時，提到了幾個有爭議的問題。
1、關於四二六社論。4月23日至4月29日，趙紫陽如期訪問朝鮮。盧躍剛認為，這是「犯了他一生中最嚴重的錯誤」。（p1160）趙紫陽訪問朝鮮之前對學運有三條意見，強調要疏導、要對話，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趙的這三條意見，本來是得到鄧小平的認可，在高層也沒有異議的。4月23日趙動身去朝鮮，在車站對前來送行的李鵬等人還特地叮囑了這三條意見。趙紫陽前腳剛走，第二天，4月24日，李鵬就利用趙的授權，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畫、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25日，李鵬同楊尚昆向鄧小平匯報，鄧當即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以解決。當天夜裡，李鵬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4月26日又把這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公開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畫、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有兩件事需要進一步說明。在趙紫陽去朝鮮訪問之前，趙的盟友（如田紀雲）、智囊（如陳小魯、孫方明）和後來所說的強硬派代表人物（如李鵬、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驚人一致，都勸趙紫陽召集常委會議或延期訪朝，以應對學潮的升級。但趙沒同意。另外，趙訪朝，把主持政治局常委的工作暫時交給了李鵬，李鵬本來是很抱怨的，認為趙是給了他一個「燙手山芋」。24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並不是李鵬首先先提出、而是萬里打電話給李鵬建議召開的。四二六社論是對趙三條的替代。因為趙紫陽離開了北京，所以才有了四二六社論；如果趙一直在北京，就不會有四二六社論了。
盧躍剛說：「若趙在北京，在既定方針下，李鵬等強硬派繞不過趙『總書記』這個門檻去見鄧。李錫銘、陳希同在趙面前說不出渲染事態、推卸責任的狠話來。他們知道總書記的態度。他們必須遵守紀律，有所收斂。」
關於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的講話
1989年5月19日凌晨4點，趙紫陽由溫家寶陪同到廣場和學生見面，（圖片來源： 合成圖 今濤拍暗）
2、關於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的講話。在5月16日下午的會談中，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講到鄧小平依然掌舵。趙紫陽講這句話的動機何在？有人說趙紫陽是把責任推給鄧小平，是出賣鄧小平；有人說趙紫陽是向鄧小平攤牌，是挑戰，是逼宮。趙紫陽本人事後解釋說他毫無上述動機。參照趙紫陽講這句話的上下文（包括當天上午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的會見），這種解釋也可自圓其說。盧躍剛也傾向於認同趙的解釋。這裡，我們暫且不去揣測趙紫陽講話的動機，只考察這句話的後果。無可否認的是，趙紫陽這句話激起了抗議者們反鄧倒鄧的情緒，也激起了鄧對趙的不滿以致不信任。不過從後來的情況看，趙紫陽這句話似乎並未造成什麼直接的不利影響。就在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的會談結束後，當晚，趙紫陽立即召開了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與會者沒人拿這句話向趙紫陽發難。這次會議的結果是決定發表趙紫陽代表五常委的書面講話。這份書面講話是學運發生以來中共最高當局對學運的最溫和最正面的表態。當這份書面講話在5月17日早上發表後，遺憾的是廣場上的學生並未作出正面的回應。接下來，5月17日下午，在鄧小平家舉行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楊尚昆、薄一波列席）。在這次會上，有姚依林向趙紫陽發難，指責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講出鄧小平依然掌舵，是把責任推給鄧小平，把學潮的矛頭對準鄧小平。鄧小平則鄭重向常委會提出：動用軍隊，在北京實行戒嚴，堅決制止動亂。
然而，按照戴晴在《鄧小平在1989年》書中的描寫，當五位常委於晚上「到中南海勤政殿繼續開會時——意見依舊難以統一。到了最後，對戒嚴與否，就算鄧已經發話，五人意見依舊一致不起來：李鵬姚依林同意，趙紫陽胡啟立反對，喬石中立。」5月18日上午，李鵬等在人大會堂會見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代表。當天還播出新聞：5月18日凌晨，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到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看望因絕食病倒的部分學生。再接下來，5月19日凌晨4點，趙紫陽由溫家寶陪同到廣場和學生見面，勸學生「盡快結束絕食......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上，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通過以上事實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從5月16日晚上趙紫陽召集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到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到廣場和學生見面，當局對學運還是按著趙紫陽的溫和路線走的。可見趙對戈爾巴喬夫講出鄧小平掌舵這句話沒有造成什麼直接的不利影響。只是在趙的溫和路線一次又一次沒得到學生的正面回應的情況下，強硬派便得了勢，溫和派靠邊站。5月19日上午10點，鄧小平在家中召集會議，沒讓趙紫陽出席。會議決定在當天晚間召開宣布戒嚴的大會。5月19日夜，廣播和電視都播放「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主持會議的喬石說趙紫陽因病不能出席。在會上，李鵬、楊尚昆宣布戒嚴。這就是我原來講的：在給定的上層權力格局之下，某些時刻，不是上層的權力鬥爭決定了下面民運的命運，而是下面民運的進退動止，決定了上層的權力鬥爭的誰勝誰負。
該不該委曲求全，忍辱負重？
3、趙紫陽該不該委曲求全，忍辱負重？趙紫陽堅決反對用武力鎮壓和平抗議的民眾。為了堅持這一原則立場，寧可放棄總書記的權力。對此，盧躍剛給予高度肯定。不過他在他的書裡也提到了幾種不同的觀點。有些體制內改革者為趙紫陽扼腕嘆息。他們認為，如果趙紫陽肯委曲求全，忍辱負重，與鄧小平合作，保住總書記位子，以期東山再起，至少由趙來執行戒嚴令可以少死人，以小惡阻止大惡，挽救改革於危亡；那要比主動放棄總書記權力更好。因為八九民運最後落得個最壞最壞的結局，因而人們免不了要推測、也有理由推測，如果當初趙紫陽做出不同的選擇，即便在道德上有虧欠有污穢，最後的結果反而要好些，再壞也不會比六四更壞。在講述八九和六四時，盧躍剛開篇第一句話說就是：「1989年後的中國歷史走向和世界格局因為「六四」而改變。」（p1146）換言之，六四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在六四過去36年、趙紫陽去世20年後的今天，我們格外深切地體會到這一點。
（原文有刪節）
（文章只代表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