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穷、孩子的失学和当局主导的希望工程，为慈善秀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大导演张艺谋善于作秀，自然不会浪费这些廉价的资源，一定要把它利用到极致。他曾经是政府不太喜欢的先锋导演，在人们毫无心理准备之时，突然就高奏起主旋律，随后就得到政府的大宗订单。他立刻投桃报李地蒙太奇和慈善秀齐飞，在拍农村失学儿童的影片《一个也不能少》的百忙之中，为该片外景地奉献了一座希望小学。既得了国际大奖又赢得了穷孩子的大救星的美誉，处处透出民族主义的爱国心和平民主义的慈悲情怀。这类慈善，也是近年来一些文艺界的大小“腕”们最爱作的秀种，义演和义卖、捐校舍和认养失学儿童，满世界的明星慈善家。然而，细一琢磨，发现这些明星的慈悲情怀，只作党中央提倡的慈善秀，也等于帮助那些希望工程的主持者们进行个人的原始积累。而对诸如芳林村小学的爆炸惨案，他们的慈悲心就暂时睡着了。无怪乎，国家、企业、社会各界、特别是名流们同心协力的希望工程，丝毫无助于农村教育困境的改善。
演艺精湛者，莫过于轮椅上的张海迪，现在已经表演成政协委员和孩子们的知心大姐。她虽非演艺界明星，但其演技之炉火纯青比那些明星们更有魅力，自从她被团中央发现、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次泪水、微笑和歌咏相混合的报告后，她就成了保尔·柯察金的“身残志坚秀”的中国版的当代传人，专门为青年人和儿童上演身残心不残的大型连续剧。最近她又在两会期间为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操劳，与几位委员联名提出限制网吧的议案。这是权力对残疾资源的挖掘、利用和奖励的典型表演，在权力操纵下展示残疾式效忠之丑陋，并强迫孩子们和其他残疾人欣赏这种丑陋，借以显示独裁政权的慈悲和恩惠，用一个名利双收的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政治秀来提供效忠的激励。
然而，孩子秀绝非大款和名流的垄断资源，孩子们的教育者幼儿园老师也要利用孩子作秀来为自己创收。前几天，朋友讲到他孩子所在的幼儿园，为迎接一位大款慈善家的视察，他的女儿和另外六个孩子，在阿姨的导演下，一直排练到晚上九点多钟，只为了唱好一首慈善家的家乡小调。据说，这位好心肠的款爷，出生在竹林七贤的故乡，又最爱故乡的民歌，他自述能有今天的地位和心肠，就因为遗传有竹林七贤的魏晋风骨，且哼着家乡的小调出外闯荡的。故而，阿姨们就选了七个孩子为他唱家乡民歌。我的朋友因接女儿回家等的时间过长，对此委婉地表示不满，阿姨说：这是你女儿和你这个家长的荣幸！别的家长想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表演，还不够资格呢！
由此自然会联想到各类晚会上孩子们的表演，大致与这所幼儿园的训练差不多。银河合唱团的孩子们大概是所有孩子的典范：动作夸张、表情妩媚、声音甜美，心跳一律。最近中央电视台搞的“校园歌曲竞赛”晚会，两群孩子在舞台作秀，一群围着一个唱歌的女人上下起伏、摇头晃脑，另一群做成圆环围着一个老师模样的女人，身体前倾，双手伸向老师模样的女人，做群星拱月的造型；孩子们脸上的表情完全是训练有素的假面，甚至类似于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脸谱。这类秀，要么为了政治上的荣誉，要么为了经济上的实惠，当然，荣誉和实惠的主要占有者是成人。
据说，想在中央电视台的重要晚会上露一面，为以后的作秀积累资本，首先就要有大量的投入。我在回父母家的火车上，碰到过一位大连籍母女，那女孩念中学，喜欢唱歌且嗓子不错，父母望女成凤，便通过私人关系带女儿来北京，先化钱进入了一个少女合唱队，然后为了在中央台的某个晚会上露一面，便是从上到下一路打点，甚至在排练时连灯光师都要塞足够的小费，起码几百元。我问这母亲大概需要多少钱，那位母亲只是说：“反正够黑的。”在我们闲聊时，少女正趴在火车的小茶桌上赶寒假作业。
而孩子，一旦被做成政治秀，实在让人快乐不起来。政治本身具有先天的残酷性和表演性，区别只在于，民主政治的表演性大大高于残酷性，而独裁政治的残酷性远远超过表演性，而且它的残酷性随表演性的提升而成几何级数加强，表演性增一分，残酷性就增十分；台上的表演越精彩越文明，台下的现实就越粗俗越野蛮。被独裁政治利用的孩子，要么升入虚幻的天堂，要么坠入真实的地狱。被莫名其妙奉为民族英雄的孩子，就会得到全社会的呵护，从最高领导人的怀抱和贴脸，到大款们的慷慨解囊。那孩子将来干不成别的，起码童年的记忆会把他或她培养成职业作秀者。
我在监狱里看电视，某年的世乒赛，一个16岁的女孩拿了冠军。她在打球时，父亲去世了。她特别爱父亲，家人就没敢告诉她。可她拿到冠军回国后，媒体就拿着这件纯个人的痛苦说事。先是她一下飞机，记者们围上去问到她父亲的死，那女孩一下就傻掉了，她还不知道这噩耗。最可恶的是中央台的“综艺大观”栏目，着实利用这女孩的亲人之死狠狠地作了一把爱国主义秀。他们按这些年的惯例，把拿了诸项冠军的中国乒乓球队请到演播现场。周涛这个一脸假笑的主持人，先是声声悲凄地向全国亿万观众说明了女孩父亲的死，接着一脸亲切地说这女孩如何如何爱父亲，最后才引出死人加孩子秀的主题，声调高亢，表情深沉地说这女孩如何如何坚强，如何如何化巨大的丧父之痛为更巨大的强国动力，一举拿下了世界冠军，为国争光之类。这还没完，因为那女孩如果不顺着主持人的煽情表表态，这场秀就不完整，此台悲剧和荣耀共同表演的爱国秀的资源就还没有全部挖掘出来。果然，周涛在半拥抱着那女孩的亮相姿态中，自己熟练地完成了由悲痛到同情再到坚定再到高亢的一系列激情秀之后，亲切地稍微低下头，把话筒送到女孩面前，非要让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的女孩讲些大义凛然的话，唱唱爱国主义的高调。这女孩完全有理由拒绝这类近于强迫的无理要求，我看着节目的当时真希望那个女孩，摔掉周涛递上去的话筒，转身走开，让这场精心策划的爱国秀砸锅。
但是，这不可能，在中国，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要挟和敲诈──以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名义，个人几乎没有力量也没有意识与之对抗，何况背后还有政治强权为支撑，何况又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内，和当红主持人一起面对亿万观众。这个态一定要表，这是国家的利益、民族的要求、观众的期望和党的命令。还好，女孩只是象征性地说了几句诸如感谢领导和全国人民关怀之类的话，就再没有听从周涛的进一步煽动。
这样，一种纯个人的痛苦，在这么个无聊的节目中，变成了一桩爱国主义壮举并向全国的亿万观众展示。周涛那甜蜜而温存的外貌和精心保持的苗条体形，代表的却是一种野蛮的力量，逼迫女孩为了抽象的整体利益而放弃个人痛苦。多冷酷，满脸堆笑的周涛；多残忍，把个人痛苦作为政治宣传的素材，创作出舞台上供亿万人观看的爱国秀，而且是一个年轻女孩的痛苦。我们这群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学会过应该怎样尊重人、爱护人，把人当作人。个人的一切包括痛苦都要作成各类为政治或为商业服务的表演秀，一个也不放过，孩子娇嫩的身体不放过，孩子痛苦的心灵也不放过。
可见，衰败的独裁政治与强盗式的资本主义的结盟，其结果就是外在法治和内在德治全无的社会荒漠。支撑着台上的莺歌燕舞的作秀表演的是幕后的肮脏交易。
2001年5月20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