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其治明史的水平被胡适认为现代中国第一人；他又是现代自由知识分子走向左倾的典型代表。北平和平解放时，他以军管会副代表的身分接管清华大学，接被任命为清华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后来又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在缺乏延安生活的光荣履历的旧知识分子中，其地位之显赫，仅次于郭沫若、茅盾等人。
吴观点值得玩味
在这本杂文集中，吴的许多观点颇值玩味。例如，他在《报纸与舆论》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他又说：“目前的事实，是报纸杂志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心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他也许没有想到，旧政权能够允许他的批评，新政权却没有这样的雅量。他一生研究明史，俗话说以古鉴今，他怎么完全觉察不到自己所盼望中的“红太阳”，是一个比朱元璋更阴险、更暴虐的独裁者呢？
由勇士演变为奴才
一九四九年以后，吴再也写不出任何有锋芒的文字来了。他虽然战战兢兢地建议多写一点杂文，但自己却大段大段地应用毛泽东的话；他虽然义正词严地写《谈骨气》（此文八十年代以来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却已经堕落为一个自己批判过的、没有骨气的说谎者。在“反胡风”、“反右”等对知识界大规模的迫害和整肃活动中，吴都无耻地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对其他“落后”知识分子的辱骂简直就是歇斯底里的。
一九五九年，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建议，吴开始研究海瑞，次年写出历史剧《海瑞罢官》。没有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伟大领袖没有理会他的忠心，反而选择他作为靶子，将对他的批判作为一场血腥的政治运动的序幕。
“文革”开始之后，吴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最后连同妻子、女儿一起悲惨地死去。
极权主义的最可怕之处，就是把那些曾经敢于说真话的人变成真心实意的说谎者。由勇士变成奴才，也许并不全是吴自己的错误；但他那可怕的结局，显然与他当初的选择密切相关。(苹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