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注意到，除了古巴是在拉美。它因为第一代领袖卡斯特罗仍然存在、并以其个人媚力和强权手腕勉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共产制度外，其余的三个共产残余政权都在亚洲。因此一些观察家提出了亚洲特殊论予以解释，后来有人更进一步理论化，借用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来为亚洲残存的共产政权辩护。
应当说，象中国大陆和越南这样的共产国家，自从实行所谓“改革”后，其统治方式已经越来越象传统的右翼威权主义统治方式了。譬如，与台湾在两蒋时代就颇多类似：经济上日益走向市场化、国际化，派大量留学生去西方学习科技；但仍在政治上严控新闻媒体，周期性时松时紧地镇压异议人士，放逐知名反对派人士出国，并禁止其归国。而大陆与台湾的相似之点还在于，当局与反对派的紧张关系以及民主化的动力，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源于历史上未曾解决的旧案“情结”：台湾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大陆则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
但是，中共和越南与当年四小龙等右翼威权主义国家还是有重要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四小龙等国家从未废弃过私有产权制度，其经济与政治发展是在此基地上走出来的。而中、越等至今仍挂有共产国家这一招牌，不能在制度上理直气壮地肯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为财产权不能获得宪法保障，因而其发展道路就存在巨大隐患，有可能导致重大挫折。
不过，无论如何，对这些残存的共产政权而言，当今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压力已经是空前的和不可抵御的了。它们除了民主转型，别无出路。而当年威权党政府尚无如此严酷的意识形态非法性。这是当今的共产政权不及当年亚洲右翼政府的最虚弱之处。譬如，北京政府就不得不签署《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得不力争加入WTO，接受国际通行规范的制约。
目前在中国大陆和其他共产残余国家，多元政治力量已经开始交相激荡。其统治者在一段时期之内，鉴于统治惯性，必将犯下“八面树敌，应接不暇”的战略性错误。在它付出足够的代价后，共产政权必将收缩战线。在那种情势下，民主自由力量历史机会就降临了。在共产当局应接不暇之时，民主力量将获得一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经由顽强的韧性竞争，积累资源，促成对当局而言“镇压成本高于妥协成本”的情势，迎来共产主义彻底消亡的世界。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