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绥德一农村，两名歹徒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学校，将一名青年女教师轮奸。而众多的家长、村干部、老师及领导竟围观一个多小时。
从孔孟之乡济宁发往文明城市青岛的长途客车上，抢劫得逞的暴徒众目暌暌之下将一名女青年强奸。
新千年３月５日，湛江市徐闻县16岁的少年邓大智因抢救一小女孩沉水。曾国令和一位16岁的少女邓亚军在水下打捞了近20分钟，赶到的５名巡警竟没有一人参加救助。好不容易把邓送到医院，一名医生见没有病人家属在场，一把拔掉正在往邓体内滴水的吊针，扬长而去。这位小英雄就在警察和医生的围观下，惨遭厄运。
更可气的是，某地派出所门前，两名歹徒将一位农村人打得头破血流，110队员竟呆呆地观看始终，而无一人出面制止。当受害人要求公安机关严惩歹徒时，在场的警察却要受害人找两个以上的群众证人，农村人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歹徒大摇大摆离开。
这一幕幕看客们的表演，真可谓“阳光下的罪恶”。
文章说，所有的为非作歹都是那些大胆的，极具冒险性格的极少数人的罪恶。尽管他们是极少数，但是，懦弱的、沉默的羔羊，却占了我们中间的大多数。
并非歹人天生胆大包天，倒是我们对恶势力心太软，该出手时却缩手，才使得原本胆怯的坏人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更有不少人，面对残暴，患得患失，希望和期待着祸及它人而自己幸免，看到他人不幸再踏上一脚，拿冷酷、无情、冷面、铁血、无棱角、不阴不阳、不人不鬼、难得糊涂作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把忍气吞生、逆来顺受、能忍自安、转嫁灾祸和一时的幸免作为养晦自全的最大的本领。
奥尔森认为：“就每个人而言，斗争的成功虽然对他有利，但斗争意味着他必须靠牺牲自己利益的代价去争取，这时最‘理性’的方式是别的和他一样的身份的人去牺牲去斗争，成功了他必然可以可以同样的身份得到同样的利益。然而，麻烦的是当大家都太聪明、太理智地充当寄生的看客，等待别人去争取时，结果经常是这样的人群愈大，行动愈容易瘫痪。”梁启超先生言看客为旁观者，称天下最可恶、最可恨、最卑鄙的人，莫过于旁观者。
柏杨说：每个人都全身远害，结果虽然并全不了身，远不了害，（呜呼，全世界哪个国家民族，有中国这么长久的内乱外患，砍砍杀杀没有个完？）但却养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淡漠和冷酷。正如怀特所说：“每个人都降生于先于他而存在的文化环境之中。当他一来到世界，文化就统治了他，随着他的成长，文化赋予他语言、习俗、信仰、工具等。总之，是文化向他提供作为人类一员的行为方式和内容。”套用一句文革说法，一个人来到人世间，无时无刻无不打上先辈的烙印。
然而，时至今日，责任感、同情心、时代精神、公共意识的缺乏，已成为社会问题。深思之后，不免怆然。
大路不平众人踩。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帮助自己，替别人解围，也是为自己解困。不铲除为恶的环境和土壤，恶就会不断滋生和蔓延；对恶势力坐视不管，无益于引火烧身。因为大火决不会只烧邻居不烧自家。
正是我们平时对罪恶的冷漠，才导致罪恶的盛行。正是我们这种东郭先生式的愚昧，我们宽容了他们的恶棍，像寓言《农夫和蛇》的农夫一样，把快要冻僵的蛇让他们融入我们怀抱。但是，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并不领我们的情，他们拒绝我们对他们的原谅，反而犯下了更多令人发指的罪恶。
美国波士顿的犹太大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德国神父马丁的一句名言：“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