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有两处涉及到警察。
一是车夫将老妇人挂倒后，问伊怎么了，伊说摔坏了，“我”说伊是假装的，劝车夫别管,周围又没人，但车夫还是扶着伊向前走去，前面是个警察署。于是“我”感到车夫愈走愈高大，需仰视才见。
二是车夫和老妇人进警察署后，一会儿出来个警察，对还等待在车上的“我”说，车夫不能拉“我”了，叫我自己再雇车。
文章记叙的是民国六年(1917)的事，按理说，中国的警察制度当建立不久，按现在的话说，肯定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况且时值民国之初，按历史书上的说法，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作为中国的早期警察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好口碑的，应该都是为大军阀的专政服务的。但是，我却从上述简略的记载重隐约看见了一幅警察和百姓融洽相处的和谐场景。
车夫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在周围没人，老妇人也未见撒泼纠缠的情况下，首先想起通过警察局来解决这个问题，乃至于放弃了“我”这桩活儿，这说明当时的警察局在百姓当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力，大家相信警察局能解决好问题，在困难时候，警察是百姓的依赖，至少大家不觉得找警察会把事情搞得更麻烦。而且，找警察是车夫主动提出的，也更证明了这一点。
后一场景更令人感动，警察局接待了两个“当事人”后，没有忘了外面车上还坐着一个人，他也是人。于是，有个警察特意出来通知“我”自己再雇车走，不要再等，耽误时间。我想，那个警察未必知道车上坐的就是后来要大红大紫的大文豪才特意如此照顾。警察对平头百姓的关照，可见一斑。
其实，大家可以看见，上述事情并不费警察很多事，甚至也是警察的职责。之所以特意提出来，并进行闭门造车的想象，一方面是有点怀念当时淳朴的中国民风，另一方面，也是有感于与当今的一些对比。
当时警察制度雏形初成，国家秩序很坏，警察们从小又没有经过高尚的理想情操的教育，按理说，现在的警察应当比他们的祖宗们干的好。
然而，如果一件小事发生在今天，大家见到的也许就是以下场景：
首先，街上一大早就有了人，而不是空荡荡的没有人。事故发生后，最先是围上来一群围观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兴趣勃勃而有无动于衷。这时，如果车夫不肇事逃逸，老妇人也不夸张声势、呼天抢地，则双方很可能经过讨价还价而私了。但这协调需要过程，周围人还难免插嘴，乘客就会被晾到一边了。先生如果当时用度迥，没有钱再打车，又要耽误正事了，就会难免发脾气，导致另外一个争执发生，不过，这对围观者却是好事。
如果车夫和老妇人不能私了，则很可能是老妇人一边揪着车夫的车把，一边请求围观者中有手机的人麻烦报个警。围观者一般不会多这个嘴，于是直到造成大规模交通堵塞，警察便闻讯赶来。
警察来后，先是没收了车夫的行车证、准运证等，然后不容分说地将他们带到派出所。乘客鲁迅因为瘦小木讷，又急着赶路，面色急迫，又不知道派出所的深浅，于是也跟着一起去了，留下一些伸长脖子的观众，等着他在小说中将他们一并掐起来。
进了派出所后，警察首先问先生：“你是什么人，进来干吗？”先生说自己是乘客，正待补充几句，警察大声呵斥道：“你先到外面等着！”先生这一等就是两个多小时，不敢进去，也不敢随便走掉，不知该怎么办。先生肚子肯定要饿的，正事又没办成，以先生极坏的脾气，心里肯定要骂人了。
等到交通事故处理完了，先生才发现自己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而且本来可以早就走的，由耽误了事，愤懑之余，难免会写出一些出格的文章来。
好在以上只是假想。先生虽然一生抨击时政，尖锐犀利，颇受政府敌视，但先生终于没有死在警察的手中，而是身体不济，因疾而终，也算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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