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报报导，对郑州发动机具工厂的工人来说，这场冲突只是他们长期抗战过程中的一场小胜利。一九九六年，这家中共国有企业的一千八百名工人接获通知，工厂即将关门。在担心下岗之余，这些工人尚足以告慰自己的，是根据中共法律规定，工厂固定资产拍卖所得，主要将归工人所有。
但一天夜晚，当有卡车到工厂准备搬运机器设备时，工人们才知道，工厂经理正准备把工厂的机器设备和土地以极低价格出售给他的朋友，并打算将这些所得中饱私囊。于是，工人们愤怒了，他们接受其他工运人士的建议，把自己组织起来，共同对抗资产剥夺。到今天，双方对峙已经将近五年，也有数名工人遭到逮捕，但工人们仍不屈不挠，工人领袖之一周金舵（音）就说：“工人是团结的，我们有信心最终会打赢”。
最新一期“远东经济评论”报导说，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进一步向市场经济靠拢的同时，国有企业的这种类似场景，在中国大陆各地屡见不鲜。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为数八千万的国有企业工人是受害最深的一群，据估计，从九十年代初期至今，半数以上已经下岗。
虽然大陆国有企业走向没落已经是众所皆知的事，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国有企业的资产，竟被企业经理人员系统化的私吞，大陆自由派经济学者何清涟在她的畅销书“中国的陷阱”中，对此已经有过描述，大陆社会科学院专研工人问题的学者戴建中（音）甚至认为，国有企业的倒闭，最直接原因在于中共官员的贪腐文化。
报导说，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贪污腐败，是造成中国大陆工人抗议事件四起的主要原因。根据香港“中国民运信息中心”的统计，一九九八年中国大陆约发生六万起工人抗议事件，其中多数为国有企业工人，而隔年的工人抗议事件即增加到了十万起。
对中共政权来说，工人运动不同于法轮功，不能把他们视为一种“邪教”，因为无产阶级毕竟是共产党的骨干，所以处理类似事件特别困难。据指出，中共秘密警察一直关注工运人士的动向，担心他们发起全国性的串连，并组成类似波兰“团结工联”的组织，所以中国大陆工运人士的行事也非常低调，避免形成联系网络。
一位北京的工运人士表示：“我们只是以国有企业工人谘询者的角色出现，因为成立组织是一件极其敏感的事”。
多数观察家相信，中国大陆的工人运动，并不会对西方多国企业的运作造成威胁，因为大陆工人运动的起因，多数是官员的贪污腐败。戴建中表示，最担心中国大陆工人运动发展的，是中国共产党，但他表示，中共政府相信，只要工人没有被组织起来，就不致构成威胁，可以用暂时性的补偿政策予以安抚。例如郑州市政府，对下岗工人就每月发给一百七十元人民币的救济金。
美国研究中国大陆工人运动的学者布莱契表示，中共对付工人运动的方式，是在严厉的棍棒下搀上一点胡萝卜，在提供救济金之余，任何带头发起工人运动者，只要环境需要，立即会遭到逮捕。更甚者，北京的算盘，是不断提供新的工作机会，让工人因下岗而发起抗争的动机冷却下来。
此外，如果一切努力都失效，中共也还有最终的武器，即动用大量警力。工运人士指出，中共公安处理工人抗议事件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他们首先会把工人赶离开大街，如果工人抗拒，他们会把抗议工人丢进厢型车并载到郊区，等到这些四散工人好不容易再回到抗议现场时，一切抗争都已经结束。
但并不是这些策略都能奏效，重庆市公安局官员黄建（音）即表示：“工人抗议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没有一种彻底解决的办法”，而与此同时，大陆工运人士则表示相信，时间对他们有利，因为一旦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开放的结果，必然使大陆更多的国有企业倒闭，而工人的生活越是困苦，越容易组织起来。他们说：“我们正在等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