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类人是：科技企业家；私营企业主、个体企业主和股民；金融证券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代理人；以及中介机构的高级专家。
萧氏声称：这五类人收入高，消费也高，对经济增长有很大促进作用。由于收入稳定，他们在银行的存款和手中的股票相对较多，一旦社会不稳定，物价上涨，股票贬值，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这些中等收入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萧教授把他的论点最后归结到“社会稳定”上，正是中南海当局的顾虑所在。然而，仅仅将这五类人归为“中产阶级”，却是萧教授的偏颇或糊涂。
实际上，为了维护所谓“社会稳定”，既维护当权者的既得利益，江泽民等人早已费尽了心机。在他们精心炮制的利益框架中，优先需要满足的，有党政干部(公务员)，知识分子，和军人三大类，党政干部，是中南海赖以依靠的走卒；知识分子，是中南海招安求稳的对象，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军人，则是维护中南海自身特权的不二工具。
一再地加工资，一再地改善福利，都冲这三类人而来，所谓社会保障体系，主要也成了这三类人的“护身符”。鉴于这三类人的平均收入，相当于中产阶级收入，实实在在，稳稳当当。因此，是中南海当局人为制造的一组特殊利益集团，即御用中产阶级。
比较之下，萧教授定义的“中产阶级”，属于民间自发产生，与中南海人为制造的御用“中产阶级”，既有共同之点，也有差异之处。如果说，前者的利益，取决于社会稳定；后者的利益，则决定了社会稳定。也就是说，如果御用中产阶级，即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军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社会稳定”则极易遭到破坏；一旦“社会稳定”遭到破坏，民间中产阶级，即萧教授所归纳的五类人，利益受到损害，则极易造反。
于是，两种中产阶级，都使当局不敢掉以轻心。一旦失去平衡，恐怕是玩火自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局小心侍候的中国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颗难以掌握的“烫手山芋”。
曾经长期被冠以“领导阶级”光环的工人阶级，早已经“靠边站”，不再是当局考虑的重点，因其分散，当局不以为然；曾经被美其名为“可靠同盟军”的农民，因其“愚昧”，当局对之更是不屑一顾。
然而，一亿五千万的工人和九亿农民，恰恰是中国人口的生力军，对他们利益的故意忽视，最终将产生何等的后果，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