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九八九年的二八四”屠城事件，我们更加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对中共的幻想彻底破灭了。血泪将我们民主党人和主张民主救国的共产党人凝结在一起，为结束中共一党独裁专制，使中国早日走向民主化而又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原名救国同盟会”，在人民群众中扎扎实实地做了下少工作，也得到了下少群众的参与、同情和支持，
一九九O年六月四日，正当我党、我盟在纪念二八四l屠城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一批人却被中共党局无理逮捕了，并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而我却被作为首要分子判刑十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二00年六月四日，我刑满释放后被当局送回原单位－－湖北长阳上家族自治县水泥厂监管。然而，回厂半年多来却无人过问我的工作和生存问题。经我反覆申诉，直到二OO一年一月十日，当局才派人与厂方座谈我的事，并将《座谈纪要》印发给全厂职工。《座谈纪要》的主要内容是：(一)曾祥冬属政治犯罪，厂方早巳把其开除，不应接收回厂:(二)；从人道主义出发，有关当局应配合厂方向社会筹集善款，解决曾祥冬三年的基本生活费〔每月二百元人民币)，往后就由曾祥冬自行解决了；(三)在领取基本生活费之前，曾祥冬必须迁疟他在水泥厂的城镇户口并交出住房ܧ
为了生存，别无他法，我只好交出住房，迁走户口，回老家投靠亲友。但是户口却没有地方肯接收。须知，在中共的独裁管辖下，在农村没有户口就不能享有分配使用土地和林山的权利。也就是说，中共当局一方面要迫我离开城镇工厂回农村，一方面又剥夺了我作为中国公民的分配使用土地和林山的权利，这岂不是要堵绝我的求生之门吗？我哪里还有人权呢？另方面，中共当局口是心非，当初答应要我迁疟户口交出住房后帮我解决三年的基本生活费，但至今我却仍未拿到一分钱，叫我怎样生活下去呢？半年来，我虽多次请求中共有关当局协助解决，但最后的答覆竟然是：“你的生活问题我们已无法解决了，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吧!”天哪!我去哪里想办法呢？
我已是五十五岁的人了，又身患职业病〔尘肺)，基本上已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找无依无靠，在我坐牢期间，妻子病逝；两个女儿也被她们各自的养父夺走了。为了生存，我回到老家〈高家堰)后，不得不向亲属租了一块林山，种植了一些药草和养了一些鸡，然而当局却常常来骚扰和找我的麻烦，时而说我的户口不在此处，没有发展权；时而说我还有三年的附加刑，要接受当地监督，每月要向当地公安派出所写一份思想汇报，外出要先打报告经批准后方可成行：每月要缴交管理费……搞到当地亲友对我另眼相看，我所种植的药草也常常遭人破坏。
我是中国人，但我在中国大陆已没有 “居住权、发展权、生存权”，也没有起码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我可能要被迫定向极端了ܨ我呼吁国际人权组织等社团及热心友好人士伸出同情之手，救救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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