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怀着内疚的心情，复印、邮寄了大量公开发表过的关于《底层》的文字。其中不乏长篇报导和大幅图片。我希望以此减轻《南方周末》的“罪责”。但是……和许多经常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的自由知识份子一样，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恶化。自由言论的阵地再一次被专制机器摧毁，那样轻而易举，不露痕迹。甚至连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大批判的过场也不走，就直接下达文件。轻飘飘的几页纸，就使与《南方周末》“血肉相系”的数万名知识人束手无策。
真不愧是技术官僚的后集权时期，不与口若悬河秀们讲理就直接砸饭碗。《东方》、《方法》以及稍后的《书屋》，都是上峰下达一纸行政命令、换掉编辑班子、就将惨淡经营数年的文人事业给毁了的。每一次，大伙都忍了，谈论和叹息了。我们照常绕开具体而敏感的事件，写有关自由、正义、失败与启蒙的抽象文章。如果现实不能谈，我们就谈历史；中国不能谈，就谈外国；法轮功不能谈，我们就谈基督和尼采。甚至奥斯维辛也可以成为一个学术话题，只要小心翼翼地避开“6．4”。知识份子的千秋功业就是笔墨。写了，当然要寻求发表；一家杂志变了天，总会有胆大的、应市场需求的重新冒出来。
90年代的不少知识人，就这样在言论钳制的夹缝里成名、成家，很有生存智慧和勇气，却没想过自己是吃他人的血馒头长胖的。几天前，好友刘晓波来我家，说到《南方周末》出事之际，他曾想起草一份抗议或请愿的文件，但思之再三，仍作罢，原因是，他想不出谁会在文件上签名，最后只能以个体方式着文抗议。“只要有几十位著名知识份子联署表达异议，就能在国内、外造成影响，对当局形成压力。”晓波道。我说，我会签名，反正已上了黑名单，死猪不怕开水烫。晓波又问：“⒆⒆会签吗？还有《南方周末》的主要作者⒉⒉、⒏⒏⒏会不会签？”接着，我俩相对无言。因为，大家心知肚明，写文章是一回事，集体签名又是一回事。这是独裁体制下生存的底线，是官方给知识份子画定的圆圈。谁敢违犯游戏规则，把脚伸出圈外，谁就危险了。
晓波为此付出了3次坐牢的代价。但他“死里逃生”，仍活得身心健康。我们这类因“6．4”而被打上烙印的人，被这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划定在学术、文化甚至文学之外。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苦难与抗争都成了政治性的，而不是出于人最起码的良知。难道良知和勇气只存在于纸上，只像米兰．昆德拉的一个书名──《生活在别处》吗？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正是在如此的意义中，给中国作家开了先河。
文章千古事，人生草木秋。激动有啥意思呢？既伤身体，又乱性情。还是铁了面孔、冷了心肠做纯文学。只要闷棍没打自己，就永远不以得奖、禁书、换班、侵犯人权、迫害作家等具体理由批评中国政府。
（2001年8月底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民主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