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驷驹“双规”审查期间，中纪委、总参保卫部曾对陶驷驹在京的两所住宅搜查过四次。前三次，包括地板、墙壁都搜过了，但仅搜到了一些“礼品”、“首饰”。第四次采用高科技x光探照器，终于在电视机内抄到陶驷驹的数额巨大的匿名存款单、债券及七万美元等。
在犯罪的证据面前，陶驷驹不得不做出了交代和揭发。陶驷驹在任公安部长期间，亲自批准挪用公安部下属经济实体的资金、没收走私货款，自九四年至九七年，合计五亿五千万元。用上述款项，在北京、天津、青岛、大连、烟台、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珠海、深圳、武汉、成都、海口、厦门等十五个城市，购买了三百二十套豪华住宅、别墅。又将这些每幢价值一、两百万元的豪华住宅、别墅，以每幢仅3000至5000元的价格，“卖”给当时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陶驷驹指示收取地方海关查扣没收的走私、贩私、骗出口税等款项共七十多单，金额一亿五千多万元。其中一部分用于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到美、欧、日、澳及香港等地旅游、购物。另一部分，一千七百多万元，购买了三百多块名表〔多属劳力士等名牌〕。再将这些平均每块5万元左右的名表以每块100至5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中央各部的高级干部家属、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
陶驷驹本人拥有四幢住宅、别墅、三块名表、二辆轿车〔一辆敞蓬宝马、一辆日制越野〕；收受贿赂二百十多万元人民币、不记名债券，七万美元。
根据陶驷驹的交代：公安部党组十一名成员中，有七人〔包括二名副书记〕都收受过现金、债券、轿车、手表、贵重饰物等贿赂。
根据陶驷驹的交代：在李鹏为总理的八届国务院的各部委办中，只有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国防科工委的领导，没有接受陶驷驹“卖”给的豪华住宅、名表。在国务院领导中，只有朱镕基、钱其琛、迟浩田、罗干的夫人没有接受名表。李鹏等人的夫人，都曾以低价从陶驷驹那里“买”过一至二块名表。
陶驷驹交代后，这些接受了巨额贿赂的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在得到中纪委的通知后，才将脏物、脏款上交。
高官们上交的财物经清点有：一百二十一幢住宅、别墅，现金四千五百多万元，一百七十多万美元的外币，五百三十多件名贵礼品，二百四十多幅（件）国画、油画、古玩，二百多件名贵装饰品，八十五辆欧、美、日高级轿车、旅行车，十二艘七十吨至一百二十吨的游艇等。其中，十二名副总理级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拥有的资金、财产、礼品，价值达一点七亿元；五十二名省部级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拥有的资金、财产、礼品，价值近四点五亿元；合计六点二亿元。
去年十一月初，中纪委在人大党组扩大会议上宣布：由于陶驷驹能配合中纪委、检察部门对案件的查办工作，能主动交代、检举中纪委、检察部门尚未掌握的有关重大变相贪污、收贿、腐败事件的内情，陶驷驹在组织的严肃批判、教育下，对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影响性，有较深的认识和悔过，中纪委经研究、讨论，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中纪委的建议：对陶驷驹的问题免予法律起诉、追究；建议中共中央停止陶驷驹中央委员的职务，建议人大常委会停止陶驷驹人大常务委员的职务；建议对陶驷驹给予留党察看二年、以观后效的党纪处分。在中纪委的处理决定中，讲了陶驷驹的很多好话，什么配合查办，主动交代、检举，对自己问题有较深的认识和悔过，全部都是假的。是为中共中央包庇陶驷驹寻找借口。
陶驷驹涉案高达七亿元，不但本人大肆接受贿赂（超过了五百万元的线，按法律规定，应判死刑。），而且腐蚀了数百名中央和省部级高官及家属、子女，其罪大恶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中央却对其处理如此之轻，而与他同期处理的成克杰、胡长青却被判了死刑，这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中共中央如果要刑事处理陶驷驹，必须公开案件内容。将陶驷驹送上法庭，那么另外几十名高官要不要判刑？因为涉及从李鹏为首的太多的中共高官，使中央根本不敢公开此案。如果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这个案件，中共真的要下台了。所以有人说：“陶驷驹的交代和招供，爆出了中共高层普遍腐败的内情，牵涉部门之广、人员之多、级别之高，堪称‘世界记录’。如果处理，就要伤筋动骨，一党专政的名声将扫地以尽，所以必须要‘保’下来。”成克杰、胡长青有些傻，他们搞腐败采取单干的方式。陶驷驹很精，他懂得自古以来法不责众的道理。他搞腐败的同时拉很多人下水，要完蛋一起完蛋，否则就都没有事。
去年八月中旬，中共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的有人大党组、政协党组、中直机关党委、中组部、中纪委的负责人。胡锦涛在江泽民的授意下宣布：“在‘三讲’中、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能主动、自纠，并做出自我批评、检查，讲清问题的，一律不再追究。如无新的、大的问题发现，或与大的腐败事件有牵连的，一律不翻旧账，不翻已有组织结论的事件。”其宽松程度到了极点。会议宣布“保”了十二名副总理级高官。九月八日，在另一次会议上，又宣布“保”了五十二名省部级高官。这一切都发生在对成克杰执行死刑的前夕。
十二名获保的副总理级高官是：全国政协党务副主席叶选平、全国政协副主席、前政治局委员杨汝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前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前政治局委员、前人大副委员长、前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人大副委员长布赫、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前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全国政协副主陈锦华、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等。
五十二名部级高官的部分名单如下：贺国强、李其炎、李伯勇、邵奇惠、葛洪升、伍绍祖、岳岐峰、钱冠林、朱森林、李泽民、陈敏章、赵志浩、李灏、王忍之、全树仁、廖晖、厉有为、李子彬、卢瑞华……等。
胡锦涛所说的“能主动、自纠，并做出自我批评、检查、讲清总问题”，指的是以下九个方面的“主动”：
（一）主动上交超标准的住宅；（二）主动上交以非正常市场价所得的住宅； （三）主动上交收受超过一万元以上的现金和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四）主动上交作为礼金、酬金馈赠的高达一万元或以上的礼品、财物；（五）主动上交以非正常手续所得、所占有、所借用的名画、古玩、中外装饰品等；（六）主动上交在规定享受待遇外的轿车、旅行车、游艇等；（七）主动上交经配偶或家属、亲属代本人持有非正常所得资金、资产等；（八）主动上交本人和配偶用他人姓名所持有的物业、银行存款等；（九）主动上报、公开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所拥有的物业、持有的资金及其来源。
中共中央唯恐委曲了党内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又制定了内控的六条“区别对待”政策：
（一）能在党内“三讲”中主动讲清楚，和隐瞒腐败活动、顶风搞腐败要区别；（二）因人情、人际关系收受钱财，和利用职权、权力关系谋取、骗取、侵吞钱财的要区别；（三）收受不当钱财，和为他人或某部门、集体、单位（公司、私有公司）谋取、骗取不正常利益作交易的要区别；（四）对利用职权使国家利益严重受损，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有民愤的，和收受不当利益，但未造成较大影响，能正确对待、认识的要区别；（五）长期在工作上对国家、对人民有较大贡献的干部受影响收受不当财物，和长期利用工作职权，为个人、家庭谋私利，情节严重的要区别；（六）对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腐败行为，和建国后参加工作的高、中级干部的腐败行为的处理要区别。
这就是中共所谓的“从严治党”。成克杰的被执行死刑后，中共几乎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大造舆论，什么表明了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什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但我们从陶驷驹一案中，看到的却是对贪官污吏的肆意地包庇和纵容。中共中央竟然如此反腐败，谁又能相信它能够遏制党内严重的腐败。
江泽民、中共中央口口声声要依法治国。在中国法律何在？谁给江泽民这样的权力，可以对这些真正的罪犯不移交司法机关，不判刑，甚至不给行政处分？上述的十二个副总理级高官，五十二个省部级高官，已经触犯了刑律，交回脏款、脏物可以考虑减刑，甚至免于起诉，但不等于无罪。并且如何处理应通过司法机关，按法律程序办理，不能一个中共中央决定，一个中央文件就没事了。江泽民等人犯了包庇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