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尤其是在某些激进的受政治或宗教迫害而流亡海外的人士看来，中国是“暴秦”，虽不说要“揭竿为旗，斩木为兵”而灭“秦族”（中共的别名），至少对暴秦的政策要口诛笔伐。文采焕然者，写下了不少“过秦论”名篇。在另一些人，主要是在那些自视有贾谊曹错之才，但又未获“朝廷”重用的在野知识分子看来，中国是“病‘汉’”。什么病？用贾谊的话说，病在“股”、病在“踵”：“股”大于腰，“踵”大于股。意思是说，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控制力下降。其中翘楚如胡鞍钢、王绍光者流，向朝廷上过不止一篇“治安策”。
在下既身在海外，又是前朝旧吏。以贱眼观之，当今中国似乎半秦半汉，合起来，是个秦汉综合体。说它半秦，是因为它政治上的虐政未除，中央高度集权有如秦制；说它半汉，是因为经济上已开始休养生息，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未顺，潜伏着新“七国之乱”的危机。因之，我借《信报》金角，前一年开“解读中共”专栏，意在为文“过秦”；现在新开“政治中国”专栏，旨在进策治安。
名为“政治中国”，自然是要讨论中国政治，核心是政治改革。经济学是我的本行，但因一个特殊机缘，我于80年代中后期涉足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当时我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供职，从事政治法律方面的调研工作。1986年，邓小平感受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先后多次讲话，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为此，“书办”（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新世纪编者注）专门成立政治改革研讨小组，我是成员之一，着手为中央准备政治改革方面的参考资料。我们阅读了大量中外政治学著作，召开过许多座谈会，在此基础上，编成7卷数百万字的《政治体制改革参阅资料》。
1986年下半年，因胡耀邦失宠，邓将政治改革的任务交给赵紫阳去办，赵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央政治改革研讨组，后改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由鲍彤领导。我被调去参加中共13大报告起草工作，中断了我的政治改革研讨工作，但并没有中断我对政治改革的思考。1989年1月，我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表《新权威主义述评》一文，简要地表述了我在两年时间里对中国政治改革思路的想法。
那篇文章表达的新权威主义观点激怒了许多人，但获得了邓小平的赞同。争论被中止了，但问题还在。新权威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让有秩序的自由做民主的母亲。新权威主义把混乱、地方政权的坐大以及对自由化改革的障碍，看成是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主要威胁。80年代末中国特有的政治主张的情绪化和标签化的后果之一，是用攻击代替理性批评，在围攻之下，我丧失了认真思考不同观点的能力。
拜天之所赐，1989年年中，我开始了长达3年的“闭关”修炼。修炼的结果，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我“进去时，还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出来时，已经变成一个联邦主义者了”。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我的变化；中国为什么数千年专制，近100多年来梦寻民主，又为什么屡梦屡空；中国是否能在拒绝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完成现代化；中国的政治现状能维持下去吗，政治改革还能拖延多久；中国最大危险究竟是地方权力过于分散，还是中央权力过多集中；联邦主义的政治安排是否适用于中国；联邦主义是个什么东西，它会导致国家分裂吗；中国目前的政治现状离联邦主义有多远；中国应该先联邦化还是应该先民主化，或者两者同时进行，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将要在本专栏里与读者讨论的。这些讨论是重大的，但往往并不有趣，我尽量多准备些佐料，让它们有滋有味。
有人会问：中国目前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局有意图进行政治改革，谈论它有必要吗？一个国家的政治改革，等到决策者决定动手时再来讨论它，就已经晚了。从其他国家改革政治体制的成功经验看，深思熟虑之后的政治改革，建立在广泛共识基础之上的政治改革，比被形势所迫、仓促行事和认同程度低的政治改革更少失败。幸亏有个香港，留下一点言论自由的空间，使得这种讨论成为可能，这是值得庆幸的。
一个更为现实的考虑是，开辟本专栏，是想为即将到位的中共第四代政权，以及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提供一点政治改革的参考资料。如果胡锦涛不仅是邓小平遗嘱的继承人，也是邓精神的继承人，那么，政治改革便将是他不能背叛的邓小平政治遗嘱。继续邓时代已经开始，在江时代被拖延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政治力量，找到共同语言。
这对于我来说，或许是一个力所不及的目标。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望读者有以教我。
2001年10月28日于美国麻省康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