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工程，国内外已多有负面评价，其中论述最为全面系统者，当首推旅德学者王维洛先生的专着《福兮祸兮－－长江三峡工程的再评价》。王维洛先生不仅亲自参与过三峡工程前期规划，还得到一批反对派专家的支援。因此，这本专着可视为三峡工程反对派之代表作。
三峡工程引来举世反对之声，何以当政者仍一意孤行，坚持上马？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三峡、葛洲坝的离奇计划
让我们拂去历史的积尘，追溯三峡工程的直接起因。
三峡大坝工程曾几次提起，最高决策当局都知难而退。
１９６９年文革时期，水电部、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再次联合提出报告。这次不再以历次报告所申述的“防洪、发电、航运”为主要理由，而提出了……坦克和装甲车。－－原来，在湖北深山里建设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实际上还担负着重要的军工任务：生产坦克、装甲车。这些重型武器最后神话般地成为一个超级水
利工程的催产素。
这是一个大圆圈：
－－生产坦克、装甲车要用特殊钢板，于是从德国引进了１７００毫米轧板机，准备就近安装在武钢；
－－武钢没有炼钢的生铁，于是为此规划建设了宝钢；
－－１７００轧机耗电量大，尤其是起动电流极大，当时的华中电网难以承受，于是必须在附近新建一座大型电厂；
－－既然要建电厂，水电部就势再次提出上三峡；
－－毛随时准备打世界大战，不愿背上这个大包袱，再次驳回：“在目前战备时期，不宜作此想。”
－－水电部、军方、湖北省在寻找替代方案时，提出了葛洲坝低水头电站，解决了毛怕敌方炸坝的顾虑；
－－于是，便有了葛洲坝工程十万火急上马。（了解了“坦克装甲车”之背景，也许就明白了为什么葛洲坝会边施工、边设计、边修改，十万人马挑着箩筐就匆忙上阵的苦衷。）
在这个连环套里，作为坦克装甲车生产线和１７００轧机的配套工程，葛洲坝必须在开工后三年半就发电，五年全部完工。但事实上十一年半才开始发电，十八年才完全建成。坦克、装甲车和１７００轧机等候不及，早已用拼拼凑凑的办法解决了用电困难。在这个角度来看，葛洲坝工程的规划与决策是失算的。但是，葛洲坝工程局这个拥有十万之众的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此羽翼丰满。水电部更如虎添翼，上下联手，挟葛洲坝工程之余威，三峡工程已是志在必得。我曾于八十年代到葛洲坝采访，对这种情形颇有感受。公开的，他们宣扬葛洲坝是三峡的练兵工程，营造“三峡必上”的舆论；私下里，他们斥巨资修建通往上海的输电线路，进口大量眼下并不需要的设备和载重车辆，制造既成事实，向决策当局施加压力。他们最终如愿以偿：１９９５年，三峡工程上马。坦克装甲车终于奇妙地变成了世界绝无仅有的超级大坝。
三峡工程的真正秘密
什么是三峡工程“主上派”的真实动机呢？
下列动机是易于并已被世人所觉察到的：毛泽东是好大喜功，想以“高峡出平湖”的超级工程来显示他个人和新政权的政绩；周恩来则是投其所好，曲意奉承；林一山在一定程度上是报毛周的知遇之恩；邓小平是维护共产党和他个人的政治权威；赵紫阳、胡耀邦是秉承邓的旨意；李鹏一方面代表水利工程利益集团的利益，一方面也为自己安排后路。
除了上述较为明显的动机之外，还有其他更加隐秘的动机吗？特别是在经过长期论争之后，三峡工程的灾难性前景已日渐明朗，“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之想已不可得的情形下，上马派那种集体性的狂热动力又来自何处呢？
１９８９年，戴晴女士曾问三峡工程的终生反对派李锐。李锐回答：“这也是我三十多年来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李锐先生不可谓不勇，御前廷辩针锋相对，毛邓两朝圣上之眼色皆视若无睹，但至今不敢言明硬上三峡之秘。这个能让李锐噤口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只能是某种利益，某种共同的利益，泼天的利益。
但，究竟是什么利益呢？
有一天，一位朋友吴道平递给我一份在海外也未能发表的稿件：
“……从１８７５年起，满清政府计划拨款建海军，当时曾打算每年拨款白银４００万两。但是经费被大量挪用，相当一部分款项在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年间被拿去修建颐和园了。当时清政府连年战争，内外交困，为什么要花钜款做这种不紧要的事？一方面，是当政者慈禧贪图享乐，另一方面，是满清内务府的鼓动。内务府负责皇室生活供应事务，是当时最大的贪污场所。内务府贪污，一是从其常年经费中克扣，但常年经费有成数，靠从中刮一点，发不了大财。另一是从经手的工程款中贪污，这就可观了：包工有回扣，买材料有回扣，到地方上办差有孝敬。据估计，一笔工程款最后几乎有一半落入私囊。因此内务府最怕的是皇家不办工程。为了让慈禧‘修园子’，一边要骗当太后的说天下太平，该您享享福了，一边要威胁手上有经费的王公大臣掏荷包。当时管海军的是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他明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虽贵为亲王，既不敢得罪慈禧，也不敢得罪内务府。他懂得‘光棍不断财路’，若一味公事公办，会有不测之祸，只得拿出大笔军费交内务府‘修园子’。于是，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民不聊生，而内务府的官员却大发横财，乃至街头民谣说‘房新画不古，必是内务府。’”
三峡工程数千亿投资，即便仅“雁过拔毛”似地剥一层皮，千分之一中饱私囊，也是上亿！利益如此之大，当然要强行上马。至于对国计民生有多大危害，甚至最终建得成建不成，或建成之后因为危害太大而不得不炸掉，只要私囊已满，他们并不关心。曾经有许多人建议以建设几个较小的水坝来代替三峡大坝发电。对主建派来说，这真是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跑到什么金沙江、大渡河上去建坝，有省长厅长当吗？搞小水电站，能出国考察，招标，订货吗？有美元上腰吗？
以上种种，以宦海沉浮四十年之历练，李锐先生岂有“难以理解”之理？在庞大的利益集团面前，连权柄在手的醇亲王奕王也不敢点破，又何况已告老还乡的“老右派”李锐。不点破，谈科学技术，尚有些微抗辩之余地；点破了，当今中国大陆社会，说有“不测”也未可知。
到此，一些断片式的疑点也许可以连缀起来了：
为什么“长办”执法犯法，在国家法令不允许垦殖的分蓄洪区重新安置移民？
为什么“长办”违反规定，允许在分蓄洪区内建筑永久性建筑？
为什么三峡工程上马前要“寻找、安排”耗电企业用地，以消耗过剩电力？
为什么水利部对国务院加固长江堤防、安排行蓄洪区的决定阳奉阴违？
为什么“长办”（“长委”）和水利部百折不挠地想上三峡工程？
为什么政府当局要实行“舆论导向”，压制不同意见？
为什么可行性报告的提出、审批和批准竟然是同一批人？
哲学家罗素在研究政治权力时，对支配大型工程的“巨大组织”有以下论述：
“尼罗河从很早时候起就在助长着整个埃及的内聚力，因为只要控制住尼罗河的上游，就足以破坏下游埃及土地的肥力。这里没有使用先进技术，但是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已提出的圣劳伦斯水路，则是河流的同一种内聚力效果的科学延伸。向各地输送电力的中心发电站，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在疆土辽阔时比在疆土狭小时要有利得……所有这些现代的进步，都增加了那些支配巨大组织的人们对个人生活的控制……”
罗素所批评的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缩写ＴＶＡ，又译田纳西流域署），在美国社会学界已是公论。后期的ＴＶＡ建坝成瘾，四处收买勾结地方官员，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理睬经济发展趋势和舆论批评，为自身既得利益盲目扩张。有旅美中国学者概括道：“一个大型工程如果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演变成一个公共机构，它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分与该机构有利益关系的政治家的工具，而这个机构本身也
转化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它就不会再遵循当初创建时的宗旨，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活动；不是在造福当地，而是浪费了钜额公款，并留下种种后患。”
中国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正是这样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存在的“巨大组织”。
在他们利用大型工程猎取集团和个人私利之同时，政治家们强化了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黎民百姓也获得了民族自豪的心理满足。
也许，这才是三峡这个“政治工程”的真正秘密。
重现云梦泽之巨灾
从宏观生态的角度来考查，三峡工程背后隐藏着一些怎样的秘密呢？
兴建三峡工程的主要理由是解决长江水患。
前文已述，自古以来有河患而鲜有江患，盖因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云梦泽、洞庭湖、江汉湖群、鄱阳湖、太湖等众多可调蓄洪水的低地与湖泊。
自明代张居正塞九穴十三口，实行“舍南保北”政策以来，云梦泽基本消失，行蓄荆江洪水的功能南移至洞庭湖。
上世纪中叶，洞庭湖面积与湖容达至极盛，后因淤积与围垦由盛至衰，尤以中共建政之后为甚。
五十年代初，“长办”提出并开始实施荆江分洪工程，治理长江水患。向北分洪或向南分洪直接关系到湖北、湖南两省利益。因此，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之前，湘鄂二省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下，湖南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个“出了力却淹了自己的”局面。
七十年代中后期，在重新讨论长江防洪问题时，两湖又爆发激烈争吵。因文革期间洞庭湖被大面积围垦，湖北要湖南尽量退田还湖。湖南当然不愿放弃已开发出来的鱼米之乡，更记着荆江分洪工程的一箭之仇，便提出最早是你们湖北人先围的田，“沧海桑田，要退就退到云梦泽时代去”。
在这种情形下，三峡工程被再次提出，实际上是把最早由云梦泽，继而由洞庭湖所承担的分蓄洪功能转移到三峡去。为了这一防洪目标，“长办”提出的三个方案都是高坝，分别是坝顶高程１９０米、１９５米和２００米。这一次，矛盾的双方成了四川和湖北。三峡工程将给湖北省带来巨大经济利益，而四川省却要淹没土地，迁移人口，加剧水患，威胁重庆，有百害而无一利。四川认为为解荆江之险，不惜四川之灾，实属“与邻为壑”，明朝“舍南保北”，现在不能再是“舍上（游）保下（游）”。
为了缓解四川的反对，水利部又提出了一个少淹四川的１５０米方案，防洪功能基本上没有了，一心想的就是上工程，捞利益。１９８２年，邓小平权衡折冲，同意了这个低坝方案，以为既可解决荆江之险，又可向家乡父老交代。邓小平哪里明白其中之奥妙：所谓１５０米，系指正常蓄水位１５０米，而实际坝顶高程则是１６５米或１７５－１８５米（第二期建成）。
于是，一个把古云梦泽从洞庭湖移到三峡的宏伟计划开始实施。
以三峡来取代洞庭湖的计划将孕育着怎样的灾难呢？
“当云梦泽被割断与长江的联结而干枯后，正是长江以其特有的方式与洞庭湖建立了姻缘，用其特有的方式扩大了湖区，使其成为吞蓄洪水的地方。当洞庭湖走向死亡时，大自然已在孕育着一个新的云梦泽，沧海桑田，桑田沧海”（王维洛）
一个新的云梦泽会怎样出现并将出现在哪里呢？
最温和的方式是“和平演变”，即防洪功能接近于零（或退一步：待淤掉大部防洪库容之后）的三峡大坝任由洪水在荆江河段去与人争地，闯荡出一个新的云梦大泽。
最暴烈的方式是“暴力革命”，即在漫长且极为脆弱的施工期间，大坝被一个特大洪峰所摧毁，刹那间荆江大堤全面崩溃，漫天洪水，在富饶的田园上杀出一条血路，再建云梦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荆江北岸溃决，将在古云梦泽之旧址上再现云梦泽；如果荆江南岸溃决，而萎缩了的洞庭湖难以容纳，则洪水必然向北摧垮北岸堤防；又因为“舍南保北”造成南岸不断溃堤分洪，地面越淤越高，现南岸已比北岸地面高出７～１０米（今日武汉低于长江水面３０米的固定资产已达４００个亿）；如此形势，洪水必然北蓄，于旧址上重造云梦泽；如果南北两岸同时溃决，情形亦无二致
，同样是洞庭灌云梦，在江汉平原上重现云梦泽。
－沧海桑田，桑田沧海，本是大自然之铁律，不足为奇。只是苦了亿万生灵。
隐蔽于生态灾难后面的制度因素
从生态平衡角度观察，这是一个与水争地的轮回报应。
其根本症结在于生态破坏而导致的国土承载力超载。
简而言之，这主要是一个生态平衡问题，而不是工程技术问题。
剔除社会的政治的种种因素，荆江水患和三峡工程之弊，说到是犯了一个企图用工程手段来解决生态困境的错误。前总理周恩来曾就数十年间水电工程的“急躁情绪”下过一个颇为沉痛的断语，叫做“屡犯屡改，屡改屡犯。”其实，“急躁情绪”恐言之过轻。错误之一是：在治水的工程问题上，违反了先民自大禹以来以疏导为主的科学思想，层层堤坝，四方围堵。错误之二是：试图以工程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其结果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主要不是一个对自然规律的认识问题。
农民懂得，水旱灾害归根结底缘于森林植被之破坏。农谚曰：“水是一条龙，先从山上行，治下不治上，到头一场空。”去问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县长、县委书记，他们都会给你宣讲“一草二灌三乔木”的治理策略，即要想恢复植被，只要实行封山，第一年会长出草，第二年会长出灌木，第三年会长出乔木。封山育林才是保持水土，脱贫致富的正路。
封疆大吏和官员们也懂得“治水必先治山”。江西省先欲治湖，劳而无功，发现治湖先要治江，继而发现治江要治山，最后总结出“治山为主，林草为先”的“山－江－湖”经验。１９８１年四川大水后，省委的结论是：一定要下决心坚决制止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扭转林业落后的状况，把植树种草，保持水土搞上去，否则我们就将犯历史性错误，受到自然界更严厉的惩罚，愧对子孙，遗害无穷。
科学家们当然更懂得治水的关键。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先生早就提出过“先上后下，先支后干，先易后难”的三项原则。中科院综考委在对小流域治理进行大量考察后，得出结论：几十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流域，每平方公里投资３万元，即可做到“水不出沟”或“清水缓流”。以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烈地区１０～１１万平方公里计，（除维持已有的农、林、水投资，）国家投资不过３０～３３亿元，就可根
本改变面貌，而投资仅小浪底工程的三分之一。不治山，水土流失依旧，小浪底不过是抵挡一阵而已，修十几年，淤十几年，最后如三门峡，成为泥库。而且，这还不仅仅是个投资效益的问题。全国８万多座水库，其控水能力总和不过才是全国土壤、森林蓄水能力二十八分之一。换句话说，就是造林比造库的作用大得多。森林覆盖率下降１０个百分点所损失的蓄水能力，相当于现有水库总库容的２·２７倍
，也就是说需要再造１８万座水库。在森林急速减少的情形下，不管怎样大建水库也无济于事。
林业部官员指出：砍了几十年，林子基本砍完，不能说一棵树都没有了才算砍完。而林业上投入的造林资金一年只有２亿，水利部门上百亿，９１年华东大水之后，国家一下子能拿出６０亿。造林投入太少，国家损失太大。
治水先治山，古今中外皆然。清人赵仁基《论江水》一文说：“水溢，由于沙积，沙积由于山垦”。日本、欧洲、北美根治水患的共同经验都是治山。日人更称：治水在于治山，治国在于治山，“能治山者才能治国”。
这是一个无须高智商就能明白的道理。
但是，分散的数额有限的林业投资“油水”太小。
这个明白的道理违背了一个强大的水工利益集团的利益，于是这个利益集团指鹿为马，上下勾连，大建其坝，假公以济私，哪怕洪水滔天。
在现存社会制度下，他们如鱼得水，他们永远是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