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人命的背后

发表:2001-11-30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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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监利县,因一位乡党委书记给朱熔基总理写信,为农民请命,而闻名一时。当事人李昌平因此而丢官卸任,南下广东。在当地轰轰烈烈的整改运动大报“监利经验”的同时,三个月内,有四位农民因不堪税费的重压和干部的暴力压榨,在乡镇政府的大门前含恨自杀。一个中央、省领导特别关注的地方,竟然在三个月内死了四条人命,农民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处境?一个中央级大报的记者为此写的内参,可以回答这个疑问。

一、干部作风恶劣是直接原因;

据了解,监利县动不动就是关、押、打、罚农民是从1989年开始的,发源于当时的城郊乡。乡政府有一个“黑屋”,各个管理区都有一班“打手”,名曰打击抗粮抗款的坏分子的“纠察队”,直属乡主要领导的指挥,备有橡皮棍、电棍、手铐等警具。

虽然城郊乡的“小黑屋”在上级人大和检察机关的干预下撤除,但没有一个干部因此受到处分,相反城郊乡领导还荣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县的“小黑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几乎个个乡各个管理区都有了,甚至有的村里也搞“小黑屋”。一个“小黑屋”就是一个监狱。在监利蹲过“小黑屋”的农民每年都数以万计。

在监利,让农民下跪是经常的事,监利县有位干部曾经有段“精彩”的讲话:“有很多农民来告状,说干部让他们下了跪,我说,你们父母亲要你们下跪为什么不来告状?‘巫婆’让你们下跪你们怎么就乖乖的下跪,为什么共产党要你们下跪你们就有意见?”

在监利,给共产党下跪的农民数以万计。十多年来,监利干群关系日益恶化。每年都有数百起农民和干部暴力对抗事件。农民作为一个弱者,面对干部粗暴的“管制”,往往选择死来抗争,或无力抗争就整死了。

二、县委书记荣升和李昌平出走是间接原因。

李昌平于3月8日给中央领导写信后,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中央领导于3月22日作出批示,于3月底4月初派出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其间,监利县委书记扬道州于4月中旬荣升荆州市副市长,6月湖北省委作出决定,扬道州同志重新返回监利县委书记岗位--“擦屁股”。但仅二个月后,杨道州就回到了副市长的岗位,且主管农村、农业、农民负担工作,而李昌平却背井离乡下海打工去了。这让农民既伤心又绝望。

三、债务危机是经济原因。

监利县乡区村级债务约10亿元,其中村级约5.5亿元,乡区级约3亿元,县级约1.5个亿。并且大量的债都是干部经手借的,一大半属于高利贷。有的是自己的钱,有的是朋友的钱,监利县每年支付利息约2亿元,而全县合理的农民负担才1.5亿元左右。每到收款的季节,乡村干部就拼命收钱偿还自已经手的债务,财政收入自然成了一组空数据。棋盘乡1999年中稻晚入库时,农民实际交粮款800多万元,财政只入库45万元,收起来的钱乡村干部截留还了自已经手的高利贷的利息。

县里领导,对下面干部收钱截留还债不明底细,以为农民真的抗粮抗款不交,真的有很多故意和共产党作对的坏分子。出于财政的压力,对于乡村干部乱罚款、乱加息、乱关人、乱打人的做法便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在国家、集体、农民和债主四方关系中,国家、集体、债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代表国家和集体同农民打交道的干部就是债主。干部们打着为国家、为集体收税的幌子,实际上干的是为自已收高利贷的勾当。监利的干群关系已经越来越象“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了。

四、“黑政”化是政治原因

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但实际上是农民负担逐年加重,监利县1997-1999三年农民负担都在3.6亿元以上,其中合理的负担只有一半,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干部特权阶层的利益,不可能减轻农民负担,但面对群众日益对立的情绪和中央三令五申,县乡政府主要官员又不敢“以身试法”。于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体就有了用武之地,由一两个干部和一帮流氓地痞组成的小分队横行乡村,“管束”农民,欺压农民,只要不出人命案,告状是不起作用的,出了人命案,如果上面追责任,县乡领导往往会既唱红脸--假装从严处理责任人,又唱花脸--用钱把事情摆平。

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在同政府的“合作”中,既得到经济利益,又扩大了自已的势力范围,这是地方流氓势力求之不得的。如果这种“黑政”任其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老百姓死于非命,会使农村社会变得非常黑暗。

五、农民的贫困化和非人格化是社会原因。

由于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再加上农民非农业领域就业空间越来越窄,在非农领域获取报酬呈下降趋势,所以农民越来越贫困了。

在监利,一个农户种15亩地的收入不超过800元,这是田种得很好的农户,一般的农户种田没有利润,有的还亏本。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四年,而农民的负担却居高不下,每亩都在200元左右,教育收费也很高,小学生每年收费600元左右,初中生1500元左右,农民生了病根本看不起医生,甚至用不起电,贫困使很多农民失去生活的信心。

很多农民外出打工情况也非常糟糕,他(她)们每天要工作12-15小时,还经常遭到工头的打骂和欺诈,打工的生活是很艰辛的,酸楚的。

在农民贫困化情况下,贫民渴望能得到社会和政府对他们予以扶助,能得到人间的温暖。但是,这些年来,干部粗暴的作风,动不动就对贫困的老百姓关、打、罚款、罚跪,贫困的农民失去了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遭遇过非人待遇的贫困农民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往往产生厌世心里,选择死来对抗“黑政”。

记者在这里所说的是监利,但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情况在中原地带的农村是不是普遍存在呢?农民的活路究竟在哪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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