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解题
怎么称呼中国？成了台湾的一个难题。
当今世界，称中国为中国，称台湾为台湾，从来不成问题。在台湾却行不通。偶读西方论着的台湾译本，遇到“中共”、“大陆”、“中国大陆”之类令人困惑的文字，一查原文，原来都是China，译者就是不肯按作者原意译为“中国”。
这回在上海APEC，台湾记者提问，照例称中国为“中共”，唐家璇勃然大怒，说“中共已是历史名词！”又一位记者改口称“大陆”，唐又大怒，弄得记者不知如何是好。
我一九九七年到淡江大学教书，开宗明义给学生说清楚、讲明白，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和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这两个概念难以区别，我讲课一贯用民主台湾（Democratic Taiwan）和共产中国（Communist China），简称台湾（Taiwan）和中国（China），全世界都不会弄错。后来我开了一门课，就叫“台美中三国关系研究”，理所当然台湾放在前面。这叫国家认同，是国民的权利，也是义务，必须清楚，不容模糊。
共产中国跨进二○○一年，申办奥运，主办上海APEC会议，提出“中国－－东协自由贸易区”构想，加入WTO，号称“四喜临门”。加上美国遭到“九．一一”恐怖攻击，身处民主台湾而向往共产中国的一群政客、商人、学者及媒体操盘手，联手造出一个“二十一世纪神话”，叫做“中国奇迹”。他们宣扬“中国的崛起”、“美国的没落”，“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发展的火车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台湾再不接受“一中原则”、“九二共识”成为“中国的一部份”，就要被“边缘化”，就“完蛋”了。某些党派头目把这样一则“天方夜谭”，炒成了二○○一年台湾选战的主菜。
本文宗旨，即揭开台湾版“中国神话”之面纱，一窥共产中国之真面目。
■ 二、中国是21世纪火车头吗？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同毛泽东的封闭年代相比较，共产中国确有巨大变化，人均国民收入自二百美元增至八百美元，达到邓小平预定目标八百至一千美元的下限。中国的发展，主要靠国内丰富的廉价人力资源同国外的资金、技术、行销通路相结合。在中国的说法，叫“一靠老乡，二靠老外”，或“两头在外”。
◆ 中国发展“一靠老乡，二靠老外”
“一靠老乡”，指源源不断来自中国农村的廉价人力资源。二十年前，他（她）们是被国家捆绑在人民公社土地上失去劳动自由的农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他（她）们获得了半自由，成为可以离开土地流向城镇的“盲流”或“民工潮”。他（她）们获得的，只是在城镇出卖自己劳力的那一半自由，而得不到城镇居民的身份和权利，连子女入学的自由均被剥夺。过去有人断言，“盲流”或“民工潮”是中国动乱因素，弄不好要出陈胜、吴广。当时我就说他（她）们不但不是动乱因素，他们是保障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最根本的稳定因素；他（她）们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创造者，正像古埃及奴隶创造出奇迹金字塔一样。全世界除了中国，没有任何地方找得到如此大量、劳动工资低、劳动环境差、无工会组织、无权利和安全保障的制造业工人。他（她）们以奴工的待遇，创造出熟练工人的业绩。这样的人力资源，除了共产中国从哪里去找？中国将不可阻挡地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基地，道理就在这里。
“二靠老外”，就是靠国外投资，以及随外资进入中国的管理、技术、产品设计、产品国际行销通路等等。所谓中国“磁吸现象”，就是靠老乡吸老外，靠源源不绝来自乡村的廉价人力资源把外国资本、技术等吸进中国。
但如果认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那是神话。共产专制国家的奴工只有生产能力，没有消费能力。赵紫阳当年提出的方针叫“两头在外”，即原料、产品设计、零组件、品牌等等都从国外引进，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加工成为消费商品，全部外销国际市场。陈云曾批示广东省委，广东生产的运动鞋，不准在国内销售，“内销一双，就是卖国”。这样奇特的陈云禁令虽已成为历史，但共产专制制度下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分配给生产者的只是极小部份的事实并无改变，用陈云的话，叫“国家拿大头，企业拿中头，个人拿小头”。因此人均国民收入八百美元，国家、企业拿走了“大头”和“中头”，全国生产者只剩下“小头”可分，每人每日分不到一美元，养家糊口已属不易，哪来“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人力资源靠“老乡”，资本来源、消费市场靠“老外”的中国，能成为二十一世纪引领全球发展的火车头吗？
显然不能。中国人自己都不相信这种台湾商标的中国神话。他们只说过加入WTO后中国要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倒是近乎真实。
◆ 江泽民时代发展吃毛邓老本
中国在江泽民时代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吃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老本。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底亚．森（Amartya Sen）指出，中国发展的动力、巨大人力资源的形成部份应归于毛泽东无心造成的结果。他说：“毛泽东并未认真想过中国大陆会出现繁荣的市场经济，所以他自然也不会想到在他的领导下，社会变迁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如识字率的提高、基本医疗及土地改革，确可以增进人类的能力，即所谓人力资本的扩张。”（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Random House，1999。）他也指出某些社会目标如农村医疗、农村教育、婴儿死亡率（尤其女婴），今天在中国遭到负面冲击。
江泽民统治共产中国十二年，把这个十三亿人口大国演变成外强中干的军事霸权恐怖帝国。江泽民帝国有两强两干。
第一强如前所述，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吸引外国资金、技术投入的潜力强。第二强是倾国家财力购买外国武器装备扩张军事力量对外争霸的欲望强。江泽民在把军事费用上升到世界最高比例的同时，中国的教育经费下降到了世界最低比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教育经费仅占GDP的百分之二点四，在全球有统计数字的一百五十三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百四十五。世界发达国家教育经费平均占GDP百分之六以上（台湾百分之七），发展中国家平均百分之四以上。中国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一半和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军费则相反，已上升至GDP百分之四点七，远远超过日本的百分之一，美国的百分之三；以绝对数字计，不及美国，与日本不相上下。美国与日本是人均国民收入三万多美元的最富有国家，中国是人均收入仅八百美元的最贫穷国家。要收入不到人家三、四十分之一的中国穷老百姓去负担江泽民同世界最富有国家拼“军备竞赛”，中国老百姓还能不被江泽民榨干？
所以两干是：榨干老百姓的血汗，耗干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人均八百美元在中国，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穷，而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贫富悬殊。原因就是江泽民顽固拒绝政治改革，极力推行权力市场化、权力资本化。在上海等少数中心城市及其市郊，经济迅速发展，特权者与依附特权的少数人暴富的同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经济萧条，农民消费下降。农民收入扣除各种苛捐杂税、各色摊派后，往往所剩无几甚至血本无归，致使农民不但无法进行生产性投资，而且大量弃耕。
乡镇企业在权力市场化的排挤下，或倒闭，或裁员，农民非农收入急剧下降，而负担基层政府的开销加重。邓小平时代国家教育经费不足时，由于农村经济上升，基层政府和农民家庭还可以负担得起，农村教育得以维持。今天这种局面已难以为继。
◆ 榨干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发展
江泽民政权掠夺式的经济开发不但榨干了人，而且榨干了自然资源。整个中国的空气、水、土地都遭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 沙漠化与沙尘暴
北京青年报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报导，根据卫星遥感监测显示，中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中现有水土流失面积三百六十七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一以上。中国国土沙漠化面积目前正以每年二千六百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造成国土沙漠化的最大因素是掠夺式的耕作和对森林植被的乱砍滥伐。
国土沙漠化使空气中沙尘量增加，导致频繁的沙尘暴灾害。今年截至五月下旬，全国已出现沙尘暴十八次，其中强暴三次，普通暴十次，扬沙五次，总日数高达四十一天。
◆ 水环境严重恶化
中国不但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承认，中国七大水系三分之一不能达到使用功能，接近一半的城市河段污染严重。长江三峡大坝库区、黄河小浪底库区及其上游、松花江、丰满水库上游等河流严重污染。中国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坦承，广东水源污染严重，揭阳等地河水，连洗脚都不行。
◆ 江河断流，湖泊消失
黄河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八年的二十六年中，有二十年发生断流，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严重。一九九五年断流一百二十二天，一九九六年断流一百三十六天，一九九七年断流二百二十六天，一九九八年断流一百二十二天。海河变成季节性河流。南方湖泊面积减少百分之五十，江汉湖群因围垦消失湖泊九百八十三个，目前仅存湖泊八十三个。根据美国卫星观察显示，中国华北地区已有数千个湖泊消失。
◆ 水资源严重浪费
农业用水浪费。目前中国农业灌溉年用水量达四千亿立方米，占全国总用水量的百分之七十。世界上大部份国家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已达○．七－－○．八。中国仅达○．四，用水量是国外的两倍。
工业用水浪费。目前中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一百○三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十至二十倍！水的重复利用率为百分之四十，而发达国家为百分之七十五－－八十五。
生活用水浪费。中国城市生活用水的五分之一是由于水管网的跑、冒、滴、漏以及种种浪费而白白流掉。
◆ 矿产资源破坏
中国煤炭、金属等各种矿产的胡乱开采，导致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矿井崩坍、爆炸、水淹等灾难事故不断发生。矿工收入低微，生命安全毫无保障。截至八月底，今年仅煤矿灾难事故死亡人数已达三千二百人。每年中国矿工死于非命者远远超过恐怖分子攻击纽约世贸大楼的死亡人数。而矿工一天卖命所得仅一．二美元（十元人民币）。
江泽民帝国就是这样用榨干自然和人的生命来增长党国财富的。
■ 三、权力转移能终结恐怖制度吗？
江泽民政权是在军事暴力镇压宪政民主运动的血泊中诞生的。江泽民也只能靠军事暴力（“枪杆子”）和意识形态暴力（“笔杆子”）来维持他的政权；倚仗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消灭政治、文化、宗教等一切领域可能挑战共产党恐怖统治的自由主义力量于“萌芽状态”。
今天的问题是：共产中国正面临也许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权力转移，从“第三代核心”江泽民向“第四代核心”胡锦涛的权力转移。自苏联－－东欧共产帝国解体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席卷全球直至亚洲的蒙古和台湾。世界上除了金正日、卡斯特罗等几个专制小王朝外，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后一个共产军事霸权帝国。中国人民能否终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个帝国的专制恐怖制度走上人类普遍遵循的自由民主之路，决定性的选择就在这未来十年。
◆ 年轻的三朝元老
胡锦涛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生于上海，现年五十九岁。五十九岁不算年轻人了，但作为参与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朝统治的“元老”，则算得上年纪尚轻、资格已老的一个。如果把胡锦涛的经历同江泽民做个比较，可以看出他们担任中央和地方领导职务的经历是齐头并进的。江泽民虽比胡锦涛年长十六岁之多，但在一九八○年前，担任的都是技术性的业务工作和基层的分厂厂长、研究所副所长之类职务。一九八○年后江泽民开始担任部一级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和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那时胡锦涛已从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调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了。一九八五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长时，胡锦涛也由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调任贵州省委书记。两人都从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开始，连任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历届中央委员至今。
胡锦涛是邓小平“钦定”的中共“第四代接班人”，四十九岁就被选进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担任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批评毛泽东生前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是“封建主义做法”，他自己却连死后接班人的接班人都预先指定，远远超过毛泽东和中国历代皇帝，却让江泽民失去了自己选择接班人的机会。
◆ 挑战者与合作者
有人断言中共十六大接班人之争剧烈，指名曾庆红是胡锦涛的挑战者，而且江泽民属意曾庆红而非胡锦涛。但我看江泽民即使有心支持曾庆红挑战也未必挑得动。
一是资历不能服人。曾庆红虽比胡锦涛大三岁（一九三九年七月生），但大学毕业（一九六三）后就靠父母（曾山、邓六金）关系当了余秋里秘书，一当就是十九年。一九八二年余秋里退休，才介绍他去海洋石油公司当了个副经理。后来还是靠父母关系调到上海，才成为江泽民的亲信。他为江泽民立的最大功劳，是向江报告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报导胡耀邦逝世座谈会事件，派工作组停刊整顿。江泽民为此受赵紫阳批评想改正时，曾庆红又从太子党小道得悉邓小平要罢黜赵紫阳，让江顶住。江因此被认为立场坚定成为“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为报答曾庆红，任命他为中办副主任，后又调走温家宝，任命曾庆红为中办主任。但曾庆红直到邓小平去世后的中共十五大才进入中央委员会。虽然江泽民破格提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又让他当执掌领导干部任免大权的中央组织部长，但比历任四届中委的胡锦涛还差一大截。
二是太子党身分不得人心。曾庆红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身分，谢非（政治局委员）去世后就该递补，但两次中央全会均未补上。中共十六大江泽民退下，为给江面子曾庆红应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但绝无可能如海外太子党支持者所期待，“江泽民有一个长远计划，让曾庆红在中共十六大江泽民卸职时接班。”
与胡锦涛资历、能力大致相当的，还有另一位年轻的三朝元老温家宝。温家宝与胡锦涛同年（一九四二年九月生），也同胡锦涛一样曾在甘肃工作过。胡耀邦时期温家宝担任中共中伊公厅主任（一九八六年），中共十三大当选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兼任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赵紫阳时期）。中共十四大继续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温家宝很有可能在中共十六大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二○○三年全国人大换届时接替朱□基成为下届国务院总理。
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中，除胡锦涛外，唯一到中共十六大时（二○○二）未满七十岁的是李瑞环（一九三四年九月生）。李瑞环同江泽民、胡锦涛一样，是中央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也是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朝元老。他可能继续成为胡锦涛的第四朝元老。
如果李瑞环留任中共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可能的职务是李鹏二○○三年退休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从而形成胡（锦涛）、李（瑞环）、温（家宝）体制。李、温将是胡锦涛的合作者而非挑战者。
这个胡、李、温体制均为中共三朝元老，无派系色彩，也无太子党色彩，有改革开放色彩，较能获得多数认同。曾庆红即使有江泽民支持，挑战胡、李、温体制并不容易，恐怕只能寻求妥协。
◆ 中共如拒演变将陷孤立
当胡锦涛、李瑞环、温家宝体制主导中国政局之时，共产中国的内外条件已与江泽民、李鹏、朱□基体制时代大不相同。蒋经国当年的名言“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如今落到了胡锦涛的身上。
◆ 时代在变
在共产中国发生天安门大屠杀，接着苏联－－东欧共产帝国分崩离析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现在是美、俄联合，全球自由民主力量一致对抗恐怖组织与恐怖政权的时代。共产中国恐怖政权如果拒绝演变，将日益陷于孤立。
◆ 环境在变
共产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外部环境方面，江泽民的幸运是遇到克林顿当美国总统、叶利钦当俄国总统，让他有机会运作联美压台、联俄制美。叶利钦和克林顿成了江泽民的两根国际支柱，他们同他结成“战略伙伴”。叶利钦源源不断卖给他现代军事装备、现代军事科技。克林顿同他并肩在天安门检阅共产中国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现在美国换了布殊，俄国换了普京，共产中国外部环境变了。纽约“九．一一”遭恐怖攻击后，江泽民一面假惺惺给布殊总统打电话表示支持反恐怖，一面又想趁火打劫，提出同时要反所谓“分离主义”（即武力镇压西藏、新疆和武力威胁台湾），要在APEC上海会议上捞一把。结果一点儿也没有捞到。布殊在上海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不得把恐怖攻击同少数民族独立运动混为一谈。布殊同普京在上海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标志美俄合作关系已超越克林顿时代的美中合作与中俄合作。
内部环境方面，共产党军事独裁统治下的权力市场化、权力资本化导致党政军官员的贪渎腐败和共产党恐怖统治强加于全国大多数人民的不自由、不平等，已遭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普遍不满，江泽民靠“枪杆子”（军事暴力）、“笔杆子”（意识形态暴力）消灭自由民主因素于“萌芽状态”的法西斯统治已经延续了十二年。这种经济开放、政治封闭的紧张状态，已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胡锦涛接掌政权之后，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早已提出，却被“六四”屠刀消灭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政治改革课题，将不可避免地提到“第四代核心”的面前。
◆ 潮流在变
“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的自由民主力量被残酷镇压，或被关进监狱，或被迫逃亡国外。中共当局和一群奴才知识分子兴起了一股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民族霸权主义浊流。他们把自由、民主、人权统统贴上“西方”、“美国”的封条，流行的口号是向自由说“不”，向民主说“不”，向人权说“不”，向美国说“不”，向民主台湾说“不”。
“九一一”后，这股民族霸权主义浊流又蠢蠢欲动。当这群奴才知识分子幸灾乐祸地为恐怖分子攻击美国拍手叫好时，立刻遭到自由知识分子的痛击。
九月十二日与十四日，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包括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诗人、学者、教授、哲学家、法学家、书店经理、共青团书记，连续发出致布殊和美国人民公开信。他们宣布：
“今夜，我们是美国人。”
信中指出，反恐怖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超越文明差异，超越肤色、种族、意识形态。信中谴责一部份人的幸灾乐祸，呼吁教育、宣传、新闻部门进行反省，并作出改革。
如此理性的声音已很久未在中国出现，连江泽民也不敢把他们“消灭于萌芽状态”。
这说明潮流在变。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潮流击退民族霸权主义浊流的新时代将在中国来临。
◆ 第四代核心不容逃避的选择
中共第四代核心将如何迎接中国历史的新的转折？
首先，第四代核心胡锦涛、李瑞环、温家宝没有背负“六四”屠杀的血包袱。
第三代核心的主要人物江泽民、李鹏抗拒政治改革的深层心理因素，就是怕“六四”翻案。一个心惊胆战怕下台，一个毛骨悚然怕审判。第四代核心没有这个包袱。一九八九年胡锦涛在西藏，李瑞环在天津。温家宝那时在北京，担任中伊公厅主任，戒严前（五月十七日）还陪赵紫阳去天安门看望学生，有照片为证，当时没有人料到他还可能升任国务院总理。
其次，他们既是三朝元老，就无需抱紧江泽民的“凡是”不放。他们可以拿出邓小平早期的，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言论和规划，重新起步。
其三，唯一的阻力可能是曾庆红，他是江泽民一朝红人，最需要抱紧江泽民的“凡是”不放。但他即使进入中共十六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也是少数派，位置在胡、李、温之后，寡不敌众。他在全党的支持者，也只是利害相同的太子派，掀不起多大风浪。海外对曾庆红及其在党、政、军的影响力估计过高。
总之，在内部与外部压力下，迫使中共第四代核心效法蒋经国在一九八六年的台湾，跨出“政治革新”的第一步，终结中国的共产恐怖制度，恐怕是不容逃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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