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家庭最怕吃药、上学
在海淀区花园路北里28号范文才家里，记者看到不足50平方米的房间里住着老少三代共计六口人的两户人家。一进门的客厅里放着一张床，卧室当中放了一个小小的桌子，范文才六岁半的孩子正趴在一张小木桌上写作业。
范文才的妻子说，她是外地人，自己文化低没有工作，丈夫哑巴，下岗了，公公已经退休，孩子的姑姑家里拆迁，没地方去，暂时住在这里。他们一家六口就是靠公公每月600多元的退休费，再加上政府每月给的几百元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她说：“至于生活方面都可以应付。我们最怕的是上医院看病买药和孩子上学。丈夫范文才一直不断药，去一次医院就得花上100多元，现在孩子也上学了，每学期还不花个千八百的。我们都咬着牙撑着，支付药费和学费对我们来说最困难。”
■“正因为还有手”
居住牡丹园西里47岁的下岗职工孙忠喜就不愿去领最低生活保障金。他的爱人得癌症几年了，刚刚去世，七旬多的母亲每天都离不开药，家里确实很难揭开锅。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是居委会主任主动给报上去的。可发保障金的时候，孙忠喜从不情愿去领。他说自己有手，身体也好，可以挣钱的。目前有的单位不爱用北京的下岗职工，没有一技之长的孙忠喜工作不好找。每一次去领最低生活保障金，他都要求居委会把帮困卡上免费供应的粮票油票转让给更困难的人。
记者随着海淀区花园路牡丹园西里居委会主任渠俊莉来到孙忠喜家，他对记者说：“我自己有手，我愿意工作，通过工作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最好的出路。我爱人得乳腺癌就因经济条件不好，不敢上医院看病，得不到及时医治才去世的。”
他是在渠主任帮助下在当地派出所找了一份做外来人口协管员的活，他很珍惜这份工作。快到3个月了，他希望能和用人单位签合同，长期干下去。
■贫困的创伤不仅在物质上
记者又随渠主任来到李光华的家。刚一敲门，就听见里边一个男人声嘶力竭地喊着：“你们又来了！”
渠俊莉对记者说，住在这家一共是两个人，一个是50多岁的残疾人朱增详，他的智力不及两岁的孩子，是在一岁半的时候发高烧，到医院吃药打针打坏了，而且是间歇性精神分裂症，饮食起居由已经82岁的老母亲李光华照料。别看朱增详什么也记不住，却能记住他母亲的名字。有时发起病来，神志不清，他却能清清楚楚地想起他82岁的老母亲李光华的名字，点名骂她，还动手打母亲的嘴巴。
居委会低保主任渠俊莉常来照顾他们母子，可精神不正常的朱增详对热心的大妈一点“不领情”，见着她就骂，“你们又来了，出去！”
朱增详发病时，年迈的母亲李光华只有给他吃镇静药，强行令他安静下来。但服药过多对朱增详身体有副作用，也难受，但他又说不出来。母亲看着儿子难受直掉眼泪。
李光华48岁退休。当时一个月只有40块钱的退休费，孩子还要吃药花钱，根本不够维持生活，就带着儿子去捡破烂。当时20几岁的朱增详仅仅是腿脚不灵活，但精神状态还好。在捡破烂时，他被人打得精神分裂，成了精神病。每天吃饱了就闹，要不就骂人。
李光华家徒四壁，屋里只有几件简单的木制家具，但在阳台上客厅里都放着花盆，花盆里的植物叶子绿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