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作家中的“千万富翁”
靠写作也能致富，看来是不争的事实，但一提到致富的人数，又多少令人有些失望。全国庞大的作家队伍中也只是近些年才有“千万富翁”“浮出水面”，况且也就是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位。
如果周百义的话属实的话，二月河肯定在“千万富翁”行列里。那么，有资格进入这个行列的还有哪些作家呢？
这个行列起码不应该漏掉在纪实文学与科普创作之间行走的叶永烈。
61岁的叶永烈显然是“江南才子型”的真正“写家”：11岁起发表诗作，18岁起发表科学小品，20岁时出版第一部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21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此后，多年从事科普创作，后来转向纪实文学创作。看看其纪实文学作品目录的单子吧：《王洪文传》、《张春桥传》、《江青传》、《姚文元传》、《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早期交往》、《江青，从上海到延安》、《中国改革的试验区》、《陈伯达传》、《是是非非何智丽》、《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梁实秋夫人韩清》……这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单子。计划出版的《叶永烈文集》共50卷，累计1000多万字，不用说一般人，就是国内的作家，对这个天文数字恐怕也只有望洋兴叹。叶永烈的作品不仅大都是畅销书，还常被报纸转载、广播电台播出，只是由于作品体裁的限制，很少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收入过千万元，人们恐怕不应该感到意外，这毕竟是半个世纪心血的累积。
下面就该数着王朔了。要说大红大紫过的王朔至今还没有“阔”起来，恐怕全国人民都不相信。自1984年发表处女作《空中小姐》起，王朔共创作了22部中篇小说、3部长篇小说，此外还有数十集电视剧－－其中，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顽主》、《过把瘾就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编辑部的故事》。虽然作品总字数不过160万字，可王朔的字是“用金箔剪出来的”。据媒体报道，上海《青年报》的记者向王朔约稿，王朔的口气很牛：“你们报社能给我多少钱？我写一个字5元钱，2000字就是1万元。”
除上述几位外，还有一位作家不应该被漏掉，他就是海岩。
要说名气，海岩比不上二月河、叶永烈、王朔，但其势头很猛，如果眼下他还不是“千万富翁”的话，那也为时不远了。看看他的作品目录就知道了，从《便衣警察》、《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永不瞑目》、《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玉观音》，到今年新鲜出炉的《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海岩笔下的“印钞机”比上述几位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千万元大厦”是怎样砌起来的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作家的收入是个秘密，但对于内行而言，这个秘密早已公开。作家的收入一共来自三大块：一是版税收入，二是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收入，三是作品被报纸、网站、电台转载、播出而获得的稿费。
版税是作家收入的大头。现在，出版社与作家签约实行的都是版税制，版税及书价一旦确定，再根据印数就可以算出作家能拿多少钱。用公式来表示就是：作家收入＝书价x印数x版税。
以二月河为例，199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拿到《雍正皇帝》第一部时还犹犹豫豫，给二月河的稿费只有千字25元，没想到当年售出1万多本。后来，出版社付给二月河的稿费也涨到每千字45元。当时的版税比较低，二月河只能拿到1%。到1995年，《雍正皇帝》行情看涨，每套定价58元，当年销售8万套，该社主动将二月河的版税从1％调高到6％。到199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根据二月河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该社又把每套图书的定价涨到80元，当年售出多达25万套。据周社长介绍，仅此一部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共销售出50万套书，总码洋约2000万元，一共付给二月河150多万元。
国家规定的版税在8%－10%之间，但对于那些炙手可热的作家来说，他们并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一般来说，由作家和出版社共同商定，12%是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比例。比如二月河2000年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签订合同，于今年推出《二月河文集》，包括其已出版三部作品，每套定价310元，目前已售出三万套。合同规定，出版社在五年内销售不少于10万套，并按12%的标准付给二月河版税。仅此，出版社就要支付330万元。
很多名作家写的长篇小说后来都被改编为电视剧本，如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都被改编为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其中的《康熙大帝》被改编、拍摄了两次。按照时下每集1万元左右的行情，二月河的收入可想而知。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播出，作家不但从中赚了一笔稿费，而且因电视剧播出又带动了书籍的销售，其连锁效应不可小瞧。
作家从报刊、电台转载、播出自己作品中获得的报酬虽然比不上版税和改编成电视剧的收入，但正所谓“薄利多销”，加起来也非小数目，对建造作家的“千万元大厦”也起到了添砖加瓦的重要作用。
作家“千万富翁”－－消费文学亮出的旗帜
在当代文学领域造诣颇深的高文升教授认为：“作家中‘千万富翁’的出现，表明消费文学渐趋成熟，这是消费文学亮出的旗帜。”
高文升认为，消费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俗”字。对作家来说，创作欲望的满足渐渐退隐，而让作品成为市场俏销商品的欲望渐趋强烈。不论是二月河的历史小说，还是王朔、海岩的作品，其创作取向都带有明显的迎合市场的痕迹。
关于这一点，甚至被称为“文化精英”的著名作家余秋雨也不例外。一部《文化苦旅》曾经洛阳纸贵，而其去年的大作《千年一叹》和新近上市的《行者无疆》，则使其“精英成分”大打折扣－－一位文化记者打趣说：“这简直就是日记。”
由于作家创造性的缺失，我们看到的一些文学作品已经几乎不再是艺术品，而是大量生产的、廉价的、标准化的消费品。写作不再是“十年窗下的工作”，而成了“与时间的战斗”，变成了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以海岩为例，他的每部作品看上去都不相同，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节……然而只要读其中一本书，你就能充分领略其作品的“奥妙”。
但为什么人们还能一本接一本不断地读下去呢？有人总结道，那正体现了其作品作为感情消费快餐的“迷魂汤”功效：“海岩小说俗得讨巧：让道学家看见教化、政治家看见时代、英雄看见崇高、小人看见狡猾、男人看见美、女人看见爱……它具有让读者爱不释手、废寝忘食的巨大‘杀伤力’，所有本本流行。”
高文升分析认为，消费文学之所以盛行，还与出版社、电视台及其他文化中介机构的“插足”有关。在这中间，他们作为“销售”环节发挥的作用，比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或作为“消费者”的读者要大。
一位文学评论家指出，消费文学既然是因迎合消费者的阅读胃口而起，那么它肯定会对消费者有意义，它虽然弱化了文学的审美功能，但凸显了其娱乐功能，使读者的自我意志得到张扬。消费文学是让在社会激烈竞争中失去尊严的人们重获健康和幸福的一剂“良药”。
消费文学也需要精品
不少关心文学的人士担心，当金钱成了第一要义，作家还能写出好东西吗？可有人反驳说，这简直是杞人忧天。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只顾金钱不顾艺术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相反，只有作家富裕，不再为五斗米而折腰，才能写出精彩的篇章。
还是来看看作家自己怎么说吧。作家海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我在特别困的时候，经常写得驴唇不对马嘴，但我尽量少改；甚至是这样，前面写错了，宁可后面写一段话，圆过来。我一年要写70万到80万字，主要包括一部长篇小说、一个电视剧本和一个电影剧本。对我这样一个每天工作10小时左右的人，读者也不能要求我精益求精吧。那可能有人会说，我可以不写。但我觉得，我的作品有读者，我应该给他们写一点东西。 ”
一位文学评论家对此评论道，以这样的标准来写作，恐怕只是能看而已，要做到“精彩”实在是缘木求鱼，而其写下去的原因恐怕也不是为了读者，还是为了钱吧。
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冲击的确给文学创作带来了负效应，然而真正优秀的作家可以经受住这种考验，把负面效果降到最低限度。比如湖北作家池莉，她的作品本来不属于消费文学，但随着《来来往往》和《小姐你早》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后，她的小说也很畅销，而这些市场反应好像并没有影响她的创作。
二月河也对记者强调说，他的创作态度永远都是严肃的，不会因为金钱的缘故降格以求。
高文升认为：“读者的胃口虽然变了，但对精品的要求并不会改变，消费文学同样呼唤精品的出现。即使从追求效益最大的角度而言，作家也应当像生产企业一样需要控制自己作品的产量，最高的产量未必意味着最高的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