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悲凉的才访，耳闻目睹了每个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事实：中国科技队伍出现断层。
我奔走于中国中观村的大街小巷，为的是完成对中科院系统以及几所高校科学家生存壮态，乃至中国科技队伍现状的采访。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王龙先生痛心地说：“我们这里留不住人啊！每年的研究生一毕业，所里和我们都想尽力留住他们，可没办法，这里的条件差些。
按惯例我们的设备应该是每5年更新一次，可现有的这套设备已用了整整十年，还得继续用。经费是年年缺，而且常常是用了今年的经费，明年的经费能否有，有多少，心里没底。至于待遇，我们这里还算好，在读的博士每月能拿600元，硕士拿500元，在中关村这一带科研所中据说还排第二位，毕业留下来每人还能涨200元。但总的来说，这样的收入放到社会上去比都太低了，所以学生一毕业都想走。也不能怪他们，因为留得住人，留不住心啊。这不，我这当导师的，还不得不给这些想出国的学生写介绍信。”据他介绍，十几年来他陪养的十给个博士，硕士几乎都全出了国，且出去后一般都改了行，去搞计算机或电子研究。在物理研究所等离子体研究室不到30人的研究人员中除了一位不到35岁的博士，其余大部份副研究员，正研究员都已五六十岁了。断层？断层？断层。。。我跑到物理所，植物所，地质所，力学所，“断层”这不祥的声音几乎时刻在耳边轰鸣。据首都高校师资管理研究会1996对北京11所高校统计，1689名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中，年龄在56岁以上者分别占88%和46%。北京大学425名博士生导师的平均年龄已达62岁，29位中科院院士的平均年龄已达70岁。这项调查的结论说：在许多高校，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相当紧缺，有陪养前途的优秀青年教师太少，全面“街班”的问题十分严峻。
* 中国的名牌大学在为谁陪养人才？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是人才。。中国科技队伍出现断层，首先要归于“文革”少陪养了一代人。“文革”结束后，中国奋起直追，陪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科技人才。眼看断层就要弥合，谁料人才流失的狂潮，又一次扩大了断层。谈及此事，中科院院士，北大物理系主任甘子钊感慨不已。北大物理系向来是全国最优秀学生最向往的地方，单科成绩最高的考生一般都上北大物理系。遗憾的是，自“文革”恢复高考以来培养出来的学生，物理系按成绩排列前三分之一都出了国，仅在美国就有500余人。近几年流到外资企业的更是数不胜数。 甘先生说：“所以我们有时戏称北大是在为国外办大学，是为别人办的。现在大家都在说国有资产流失，要我说人才流失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目前就北大物理系而言，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主要都是靠50岁以上的人撑着。按理说像北大物理系这样的地方，我们要人应该是百里挑一，可现在每年学生一毕业，极少主动要求留校的。”
堂堂的北大物理系尚是如此，那么推而广之，整个北大，整个北京乃至全国，这些年陪养的科技人才到底流失了多少？据1997年一月国家教委公布的数字：80年代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突破27万，然而，27万人员中只有9万余人学成归国。人才流失触目惊心。出国的多数是留在国外了。而没有出国的，也正以各种渠道流向在华的外资企业，因为那里有着高薪的诱惑。除了一毕业直奔外企的学生，其它在国内各单位服务的人才，不多久也都经不住外企的诱惑。出国的已经出去了，而种种现象表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争先恐后地到中国高校抢高材生，成了高校长鸣不止的警报。 据不完全统计，在清华的近百种奖学金中，外企公司设立的占了一半，且数额相当高，所有这些外企奖学金的数目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采取“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让优秀毕业生毕业后到自己的企业来。所以有人戏称：外企在中国名牌高校搞起了“希望工程”！不言而喻，外企的“希望工程”无疑使中国的科技队伍雪上加霜！假若中国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都出国或进外企了，中国未来的科学事业谁来继承？
* 两为年轻博士生的叹息，为断层现象做了一只注脚。人，只有雄心是不够的。
甘子钊先生忧心忡忡地谈到人才流失问题：“待遇过低是主要原因一。以我系为例，1950年以后出生的33位教师中22位有博士学位。这些中青年在教学科研中起着重要得作用。但是，他们平均每月从国家和学校领到的工资收入仅为516.8元，低于北京市职工的平均收入。前不久，从法国回来的俞大鹏教授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外出打工。他这一走，原来进行的两项很有意义并可能在近期出成果的项目只能停，俞大鹏走的时候，心里很难过。。。” 在北大现代物理中心的实验室里，郭卫和我相对而坐。他1957年出生，1088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研究和教学。1995年回国在北大物理系任副教授。郭卫24岁出国，在海外生活了14年。原本他可以留在那儿的因为拿到博士头衔后，他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35岁那年，他回国结婚，把一位漂亮的电影演员带到了美国。当他吐露出回国的心愿，妻子便和他发生了争执。两人不得不离了婚。
郭卫递给我一张工资条-- 编号:57233,姓名:郭卫,性别:男,国档:275.00,加津:325.00,补贴:48.50，上月余:3.28,房租:59.50,水电:10.00,离退保:6.50,会费:1.38,天线:13.00,房基金:25.00,本月存:6.40,补房基:25.00,应发数:376.78,实发数230.00。郭卫说，这实发数就是他每月领到的工资。此外，系里通过科技开发，科研提成，有偿服务等等多方筹款，每人每月不到200元的津贴；但要在年中，年终各发1000元。所以，每月他得靠这工资条上实发的230元生活。郭卫伤心的说：“这点钱我没法生活，回国后只能靠国外的亲友接济。说实在的我现在完全凭着对专业的执着在这里支撑着。北大物理系的大旗一定不能倒。这就像核研究一样，因为世界还存在各种威胁，所以他必需存在才能消弥外来威胁。北大与圆明园近在chi尺，我们不要忘了，八国联军为何要焚烧圆明园？”
一样感到烦恼和尴尬的是比郭卫小一岁，同在北大物理系当副教授的成泽。成泽是武汉人，1958年生，1978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直至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任教。1993年去以色列工作，1995年底到北大任教。在以色列短短两年时间，这为中国博士竟连续在世界物理最高杂志，美国的“物理评论快报”和“物理评论”上发表十篇论文。他的杰出才能令外国同行飙目相看，他的导师极力挽留他，英国，意大利的同行也诚邀他前去做博士后，可他都婉言谢绝了但回国后成泽感到很不适应。由于科研经费不足，他回来后难有条件继续他在以色列时正劲的风头，难以不断写出并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一年的时间里他只写了两篇半论文。
在以色列时他的年薪是3万美元，而在北大每月的工资实收入是300元。说起他的事业，成泽很激愤:“我算看透了，现在做学问花不来，收入低不说，还损身体，短命。科研的竞争太激烈了，想出成果，谁都得拿生命去拼博。你没看中关村地区高级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才57岁？我来北大也就一年多时间，可在校园里已看到过几则四五十岁的副教授，教授英年早逝的布告。我何必拿自己生命去当赌注？我现在变得实惠了，是环境改变了我。在国外我的学术是一流的，外国同行见到我都要主动打招呼。可现在谁理你？要老婆没老婆要钱没钱，这日子没法过了！”
* 投入固然不够，但是中国科技难出人才，难留人才，岂一个“钱”
字了得？每逢人大政协开会，科学家们和各界有识之士都不断呼吁增大科研投入。的确，投入不足，使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中陷入困境，制约了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然而，使年老和年轻的科学家们一再叹息的，仅仅是一个"钱"字吗？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科技界基本延袭了前苏联的科技体制，形成了独力研究所和高校两大基本队伍科研基构规模庞大，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存在着多头管理，协调不灵等弊端。机构的重复建设，研究方向，任务的雷同，造成了科研课题重复，分散，有限的科技投入被瓜分切片，面面俱到，人人有份。入矿产资源勘探，地矿部有16个研究所，治金，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等部委也有10多个同类的研究所。而在海洋科学研究领域，仅山东沿海就集中了从中央到省市研究海洋的研究所达27个之多。在人员结构方面，中国科研院所的在职人员中，科研，工程师仅占50%，大量的行政，服务人员被国家的皇粮养着，使有限的科研投入不是用到科研上而是用于"养人"上。按中国人口的绝对数看，中国科技人员是奇缺的。可是从具体的科研单位，尤其是一些大院大所来看，科技单位人浮于事的现像又相当普遍。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体制的原因，就像全国众多的科研单位一样，每个科研单位内部的科室或课题组也各自形成了“小而全”的封闭体系，条快分割使得各自的实验室，实验设备出现了从复购置从而造成了科研经费的另一种浪费。由于科研经费的紧缺，科研人员工资收入偏低，使得科研部门都在无奈中不得不想方设法创收。但说到创收，科学家们都持有异议。尤其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其特殊性决定了它难以在以效益为标准的市场中寻找创收的途径。异议归异议，创收还得进行，因为你不创收，就只能受穷。于是，在许多科研单位，规定科学家每年必需向所在单位缴钠一定的款项(俗称人头费，约相当于本人全年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的总合)才能上岗从事研究工作。按现行的科研机制运行和管理体制，即使国家增大了投入，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甘子钊先生说:"照此体制运行下去，10年后北大物理系的科研水平没有了，安乐死!"
采访半年后，我才完成此文，收笔之际，内心不由惦记起采访过的那些科学家，想看看半年来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否有所改善，有所变化，于是便打了几个电话。甘子钊仍旧健谈。郭卫的心以趋于平和，他说他的月收入以增加了150元，是学校给教师增加的补贴。物理所的王龙仍宦裢缝犊蒲邢钅俊Ｖ皇钦也坏匠稍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