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润：“是剽窃，还是白日抢劫？”
2000年10月杨正润教授参加在浙江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时，向大会提交了论文提纲《当代西方传记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并针对其中的问题作了半个小时的发言。这篇论文包含了他多年来研究西方传记理论的心得和他在美国半年时间的艰辛劳动。
据了解，杨正润教授从事西方传记文学和传记理论研究已近二十年。他1987年开始陆续发表论文，94年出版了专着《传记文学史纲》，曾获江苏省和国家教育部优秀成果奖。在承担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传记理论研究”时，由于特别需要借鉴西方研究的成果，杨正润在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下，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作高级访问学者，从事其中的核心子项目“当代西方传记理论”的研究。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正润告诉记者，由于涉及论题复杂，除给华盛顿大学和南京大学博士开过讲座，这篇论文还没正式在刊物上发表。他向大会提交这篇论文，就是想听听同仁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吴松江也参加了会议，拿到了杨正润的论文。杨教授没想到，不久前在拜读《文艺报》上吴松江教授的大作时，骇然发现：其文章的主要部分竟然与他的论文提纲几乎完全相同，约1500字的论文提纲，只有不足50字没有抄用！此外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也有约900字被抄袭，两项合并共约2300余字，占吴全文4300字的约54％。
杨正润愤慨地告诉记者，由于论文在会议发表与在刊物发表有个时间差，这就给某些人剽窃以可乘之机。以前他遇到论文被别人抢先发表的事时，往往碍于面子，忍气吞声也就算了。这一次，当他把涉嫌抄袭的证据和有关材料寄给《文艺报》并要求给予解释，结果据说吴教授一口认定文章就是他自己写的。
从杨教授提供的材料来看，吴文涉嫌对他的抄袭包括论文和发言两个方面。在其文章的第三个部分，涉嫌抄袭的内容占这一部分的91％。据杨教授介绍，吴文这一部分对其提纲中的基本观点全盘照搬，只是行文略作改动：原文的（一）、（二）、（三）改为“首先”、“其次”和“再一个”，原文的“应当”改为“必须”，“衰落”改为“式微”，“解释”改为“诠释”，美国传记家艾德尔（Leon Edel）被改译为埃德尔，“将来”改为“在21世纪”等等。
杨教授认为，对他论文的抄袭，白纸黑字，自有公论。而涉嫌对他大会发言的四处抄袭，可能由于没有书面文字的根据，无一没有“硬伤”。
杨教授在发言中引用美国学者约瑟夫·胡根（Joseph Hogan）1994年提供的统计资料：自1970年以来，美国研究自传的论着增加了25倍，吴教授却误认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西方的传记论着增长了25倍”，“美国”被换成了“西方”，“自传”被换成了“传记”。杨教授认为，这一换，误差岂可以道里计。
对于吴文中“现代传记学者对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杨译为斯特拉奇）所著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中几个20世纪最重要的形象进行研究，发现斯特雷奇所描写的三个女性形象都是他母亲形象的投影”一段，杨教授认为这里闹出了大笑话。杨教授告诉记者，斯特拉奇是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传记家之一，他这部作品被称为“英国传记的里程碑”，研究西方传记的没有不读的，此书分4篇，各写一人，其中只有南丁格尔是女性，其他三位都是男性，并没有什么“三个女性形象”。杨教授在大会发言中讲的是一个常常被人引用的例子：霍尔劳伊德在《斯特拉奇传》（Lytton Strachey：A Biography，1973）指出，斯特拉奇三部名著中的女性传主身上都有他母亲的影子，这三位女性除南丁格尔外，其他两位是《维多利亚女王传》中的维多利亚女王、《伊利莎白和埃塞克斯》中的伊利莎白女王。
杨教授还指出，吴文中“传记研究学者对《尼克松传》的传主进行分析”的说法，既弄错了书名，也没有听清楚作者是谁，只有含糊其辞，让读者也跟着莫名其妙。事实上杨教授在会上介绍的是美国传记家白劳底（Fawn M Brodie）的传记名作《尼克松性格的形成》（Richard Nixon：The Shaping of His Character，1981），白劳底认为，童年时代两个兄弟的死亡造成了尼克松的精神疾病。
另外，吴文“司马迁……笔下的传主有二百多是悲剧人物”的说法也犯了传记学中属于常识的错误。杨教授介绍说，他当时是引用了《史记》专家韩兆琦教授提供的统计资料，司马迁《史记》中大约有200个主要人物，其中120个是悲剧人物。
吴松江：“很抱歉造成侵权，但这中间有一些误会”
收到杨正润的材料后，为慎重起见，记者与《文艺报》李维永女士取得了联系。李编辑告诉记者，她接到杨教授的电话后，感到这件事非常严重，随即在给吴松江的样报中附了个通知。但究竟是否抄袭一时还不能确定，具体情况可以直接采访吴松江教授。
由于吴松江出差在外，记者数天之后才接通他的电话。在说明采访意图后，吴教授首先向记者坦承，由于主观上的原因，造成了对杨正润成果的侵犯，再由于一些因素，没有及时与杨教授取得联系，解释原委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他对此非常抱歉。
对于杨教授提出文章没有注明引他论文的出处，涉嫌剽窃的问题，吴松江解释说，由于地址有误，我9月上旬才收到《文艺报》8月29日挂号寄来的样报，才知道文章已发表。信封中有李维永的一封短信：“文章已见报，寄上样报两份。遗憾的是，随即我信即接到读者来电，称此文为他所写。这让我们十分为难。究竟此文是谁的？希望能给我们一个回答。”当时我感到非常纳闷，随即给李维永打电话，介绍文章的成文经过和资料来源，提到其中有一些资料是根据杨正润教授金华会议发言所记的笔记整理的。我随即根据1999年北京会议通讯录上的电话号码给杨正润打电话，打了四五次，一直没有人接（据了解，杨教授由于搬家，电话号码已经更换）。因当时急着校对出版社催要的一部译着的清样及另一部的书稿，日夜加班，就把这事耽搁了。
针对杨教授提出文章中存在的一些“硬伤”，吴松江说，由于筹备第二届传记文学国际研讨会，急于在暑假前向有关人士发出第一轮会议通知，同时也想为会议和传记文学作些宣传，因此在6月底7月初向《文艺报》李维永寄发会议邀请之前，根据手头资料匆匆写了一篇综述性的文章连同邀请一起寄出。因习惯手写，打字不熟练，请同事代为输入并打印。虽然打印后也匆忙校对，改了一些错误，但后来发现还是有其他好些错误没有校对出来，如“现在传记学者对斯特雷奇所著的《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等中几个20世纪最重要的形象……”中就漏掉了重要的一个“等”字。不过，我的原稿中并没有将“美国”改为“西方”。另外，寄出的文章旨在综述介绍西方传记文学发展与研究的情况，标题为《西方的传记文学与传记理论研究》，没分章节，文章发表时编辑将标题改为现在的标题，并分为三部分，加上了副标题。对于文章中引用杨正润论文提纲和发言内容的情况，吴教授解释说，提纲比较简单，只有1000多字，没有具体论述和例子，会议结束后与往常一样，就与其他与会论文提纲一起丢在宾馆了，这篇文章中所用的资料都是根据笔记整理的。杨教授在提要中谈到传记文类的界定、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传记的渗透、自传契约、精神分析对传主人格的诠释，传记作家与传主的关系等问题，以及发言中举的一些例子，直接用在了文章中。
引用了这么多内容，为什么没有说明出处呢？吴教授说，这主要是他主观上的一些原因和不严谨造成的。首先，他并没把这篇文章作为学术论文，而是作为综述介绍来发表，其中引用的内容都没有注明出处。这篇文章除引用杨教授的提纲和发言外，还有Encyclopaedia Britannica，CD2000等9种参考书，他本人96年赴美访问后写的论文《美国传记文学评述》，费力朴·乐热内（Philippe Le jeune）的《自传的契约》，以及去年金华“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上记的其他笔记等，也都没有注明出处。
事情还未了结
几天之后，记者又对吴松江就其与杨正润勾通后的情况进行了采访。吴松江说，根据记者提供的电话，他与杨教授取得联系后，在电话中就侵犯其研究成果向他道歉，并提出补救措施。杨教授在电话中并没有说此文不是我写的，而是指出第三部分主要是他论文摘要的内容，要我在《文艺报》上登个声明，就文章第三部分引用他提纲和发言的情况，在《文艺报》上做一个声明。按照杨教授的要求，我将声明传真给他，略作了一点修改。吴教授还告诉记者，他对文章第三部分详细比统计了一下，总共只有2141字左右，杨教授的统计数字有些出入。对其中认为是引用别人的成果的内容（7处887字），除了他认为是大家所熟悉的理论表述没有注明，对哪些是别人的研究成果还是加以区别指出了。不过，忘了最根本的一点，应该注明这些资料是根据杨正润学术报告的笔记整理而成的，是杨教授近20年的研究成果。因此实际上造成了对杨教授研究的侵权。吴松江表示，以上说明并不是想为自己辩解，而是订正一些事实，这是我最大的不严谨，后悔莫及。
对于这一事件，吴教授还表示，经过事后的反省，写文章尊重别人的成果，注明出版，这是应有的学术规范，但由于自己的不严谨，违背了这一规范，这是应该记取的严重教训。人都会犯错，重要的是敢于承认，知错就改。另一方面，对别人的错误，也要实事求是地批评。记者原以为事情基本解决了，也再次采访了杨正润教授。不料杨正润却告诉记者，吴松江10月中旬给他发去要在《文艺报》刊登的声明的初稿，征求他的意见，杨正润表示基本同意文稿中对事实的叙述，不过问题的性质是“抄袭”还是“误会”，请《文艺报》编者和读者确定。可是近两个月过去了，其小段囊毡ā返睦畋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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