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实践的三个阶段
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的实践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从18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中叶是和平、民主和人权作为世界潮流的形成阶段。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的颁布，是这一时代开始的象征，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不可转让。19世纪的欧洲革命、20世纪初的欧亚各国革命（包括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都是民主和人权运动的继续。但这一阶段，敌对势力还处在强势地位，人类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平、民主和人权运动受到极大的摧残。人类的和平组织开始出现于19世纪的上半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联”的创立，则标志着和平与安全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要求。但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仍不可一世，不断掀起新的战争灾难。二战结束前后，联合国的创立及其《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才使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的实践真正汇合成世界潮流。
整个冷战时期是和平、民主和人权得到发展的阶段。二战后以西方民主国家为代表的和平、民主和人权力量已经壮大起来。敌对的黑暗势力，在大战中已严重受挫，但乘隙而起的以前苏联东欧集团和大陆中国等为代表的共产阵营又取而代之，出现了东西两大营垒相互对峙、互不相下的局面。实际上这仍然是拥护和反对和平、民主和人权势力之间的斗争。第三次世界大战虽没有打起来，然而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和冲突仍此起彼伏，对人类人权、民主、和平、进步和发展形成极大的障碍和威胁。
后冷战时期是和平、民主和人权实践全面推进的阶段。由于前苏东集团的解体，一下子有许多欧亚国家摆脱了集权专制统治，其中的相当部份完全和西方民主阵营相溶合，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发展，取得了明显优势。黑暗势力被大大地削弱了。然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专制独裁国家感到末日来临而仍作困兽之斗，却亦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不过它们已无力阻挡世界和平、民主和人权潮流的全面推进。
作为黑暗残余势力一方的独裁专制国家，它们杜撰文化历史的特殊性，强调西方民主模式不适合东方国家；高唱主权高于人权，“不干涉内政”成为它们肆无忌惮地践踏国内人民自由和人权、协助别国独裁者践踏那里人民自由和人权的保护伞，演出了象“六四天安门事件”、镇压“法轮功”这样惨绝人寰的滔天罪行；它们用反对“世界霸权”来打击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事业的中流砥柱；它们利用“世界多极化”的口号来瓦解和平、民主和人权力量的团结，以便各个击破；它们鼓动用“超限战”来不择手段地向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发展挑战。“九一一”恐怖袭击只是新一波的困兽之斗，显示出黑暗势力已经黔驴技穷。
二、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涌现
进入冷战时期以来许多迹象表明，一个人类赢得和平、民主和人权全面胜利新时代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日本、印度、韩国、台湾民主制度之建立、选战之激烈，正说明那里人民的生存、平等、自由等权利已有了保证并且正在不断提高。民主体制已经促进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事实证明，西方模式不适合论已经破产──独裁专制制度才是贫穷的真正根源，才是真正的不适合。
世纪之交发生的科索沃冲突和东蒂汶事件的处理模式，已经突破了“主权高于人权”的游戏规则。“国家主权”曾经是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民人权的正义口号，但到了集权国家独裁统治者手中却变成反对民主和人权的挡箭牌和护身符。科索沃和东蒂汶事件的结局表明，“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已经为拥护和平、民主和人权的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受。
“九一一”之后国际反恐联盟如此迅速地组织起来，是恐怖分子始料所不及的。不到两个月，国际反恐联盟已打得宾·拉登、木垃·欧蚂这对亲家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神学士匪军屁滚尿流、兵败如山倒。国际反恐联盟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实质意义的最为广泛和空前强大的联合。尽管联盟的参加者对具体做法有这样那样的歧见和保留，甚至于夹带私货（如少数国家把若干地区和族群的反抗强权统治也视作恐怖主义，企图把水搞混），但反对“九一一”那样的恐怖袭击，至少表面看来是一致的。在大联合的内部再没有人提出反对“世界霸权”和倡导“多极化”之类的鬼话了。这一切表明人类全方位地推进和平、民主和人权的局面已经打开。
独裁专制国家，大都属于国家恐怖主义，它们和黑帮恐怖主义、个人恐怖主义一样，都和国际恐怖主义有天然的亲和力，都是它的同盟军和后备队。中共的扩武，输出导弹、核技术、高科技通讯，乃至共党军官不入流的“超限战”思维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要消灭国际恐怖势力，就不能不波及到形形式式的其它各种恐怖主义。我以为，大大小小的恐怖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反对和平、人道、正义和民主人权的最后堡垒；所以反对恐怖主义和开创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的新时代，其实是一回事情。反恐斗争彻底胜利之日，也就是这一新时代到来之时。
三、“九一一”袭击只是黑暗势力的回光返照
有那么一些败类在目睹“九一一”恐怖分子撞楼后，为之欢呼雀跃、幸灾乐祸；现在他们看到神学士节节败退、土崩瓦解，不知又是什么滋味。一些半瓶子醋的帮忙帮闲文人，有意无意地要模糊、歪曲和拨高恐怖袭击的反动本质，替它戴上“英勇”、“圣战”、“东西文化冲突”之类的桂冠。不少媒体的编辑记者，似乎也鹦鹉学舌，过度渲染恐怖战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大有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嫌。搞清楚“九一一”袭击的性质，正确估计其危害的严重复杂程度，对于唤起民众，夺取反恐战争的彻底胜利是必要的。
恐怖活动，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曾经为正反两方面的人物或群体使用过；它是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所要选择的手段，以制造暂时的乃至瞬间的强势来制伏对方，其性质应从实施者的主观目的和产生的社会效果来判定。有人说“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以爱国始，以害国终，不无道理。江湖侠士的除暴安良、劫富济贫，人们总是津津乐道，而助纣为虐、残害忠良，一定令人发指。
人类历史发展到后冷战阶段以后，拥护和平、民主和人权的力量已经占了上风，居于绝对的优势，他们一般已无需依靠恐怖活动来达到目的。而弱势的反对力量黑暗势力一方，往往需要选择这种特殊形态的暴力手段，并使之绝对化，所以人们冠之以“恐怖主义”的名称。无论国际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黑帮恐怖主义还是个人恐怖主义，相对于优势的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力量，总是一小撮，只是实施恐怖主义的空间大小和时间长短、危害烈度不同而已。别看中共这样的国家恐怖主义已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相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讲它仍是弱势，只是依靠国家机器，来延长它实施恐怖手段所需的暂时强势时间而已。所以今天的恐怖主义，其实质都是反和平、反人道、反民主、反人权的非正义的罪恶活动。
有人把“九一一”袭击描述为东西文化冲突。照此说法，既然是文化冲突，那么都有其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存在的合理性。在其相互渗透进而融合之前，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各打五十大板。这是变相的反对和平、民主和人权的文化传统特殊论。诚如阮铭先生所言（见《争鸣》十月号“反恐怖特缉”第41页），物质文明，没有东西之别；精神文明本身只有差别，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不同文化国家之间的冲突是权力、利益争夺所引起的。用暴力、强权、非人道的方式来争权夺利，是一种野蛮，而不是文明。“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是野蛮黑暗势力对文明的攻击，根本不是什么不同文明的冲突！
历史上几乎每一个热衷于夺取国家权力，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阴谋家、野心家，初起之时总会玩弄各种花招，什么“主义”，什么“信仰”，什么“传奇”，不一而足。一旦成了气候，狰狞面目便暴露无遗。他们真正追求的，无非金钱、美人和江山而已。为构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国，那怕杀人如麻。真正兼济天下、造福黎元的革命家、政治家，如坚持“天下为公”到底的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凤毛麟角。
宾·拉登及其神学士支持者，不过是一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自以为是地球上的“真主”的无耻流氓。所谓“圣战”只是故技重演、用来欺骗民众的一种舆论手段。暂时有些不明是非和真相的支持者、拥护者，也和当年德国人狂呼“希特勒万岁”、天安门前红卫兵傻叫“毛主席万岁”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随着反恐战事的节节胜利，神学士匪兵们相继叛逃，其头目纷纷以据点内的平民为筹码以求交换自己苟活、逃脱罪责，所以其信誓旦旦为“圣战”而捐躯的神话早已被打破、不值一哂。北方联盟进入喀布尔，当地百姓剃胡子、去纱巾、放风筝，高高兴兴听音乐、看电视；南方部落刚将神学士逐出坎达哈，城内百姓就涌上大街纷纷拔除神学士旗帜。这足以说明这群恐怖分子恶魔是怎样的不得人心。
恐怖主义者藏在暗处，手段残忍，突发攻击，令人防不胜防，因而反恐斗争必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但随着神学士政权的垮台，恐怖组织不断被摧毁，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不断被挫败，一个个东躲西藏，吓得连吹嘘已久的新一波攻击也未敢妄然出手。国际反恐联盟端掉贼窝，断其财路，消灭其主体实力之后，相信大规模国际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并使欲效尤者却步。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国际恐怖主义虽然猖獗一时，但终究不过是人类反动黑暗势力的垂死挣扎，是僵冷之前的回光返照。其必将为全人类唾骂的命运和凶极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邓牌四项基本原则、奥姆真理教等等并无二致。
四、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已成定局
20世纪的上半叶，社会主义运动曾经以和平、民主和人权相标榜，一度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军。但到了世纪的下半叶，整个冷战时期，一变而为对抗世界和平、民主和人权潮流的主体和核心力量。从韩战、柏林墙、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都是和平与反和平、民主与反民主、人权与反人权两股力量的较劲。前苏东集团解体以后，社会主义仅存的残余力量，还在负隅顽抗。海湾战争、科索沃事件中，又是反对和平、民主和人权势力的幕后支持者，之后还向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暗通款曲。因此在反恐斗争推进和平、民主和人权的事业中，不能不对社会主义运动残余势力的现状和趋向，作出恰当的估计。
平心而论，马克思构想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对任何靠劳动维生的人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是否可行，至今还是个迷。照马克思的说法，没有商品和货币，价值规律不起作用。分工之下不可避免的交换如何等量进行？初看之下，每个人劳动的质与量要受劳动的时间、技能、条件、态度四大因素的制约。这就需要有一个能正确反映这四大要素的客观分配标准。没有这样的标准和实现它的必要条件交换不会是等量进行，劳动者没有积极性，社会劳动生产率提不高，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八级工资制只反映技能高低单个因素，充其量只是一种按能分配，毛泽东不知就里，形而上学地把它当作按劳分配，自然不解决问题。至于工资由领导决定、个人自报、集体评议都是主观标准。平均主义、大锅饭都只是把问题简单化。这一切都绝对创造不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相反，如果不计算剩余劳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创价值的分配大体和按劳分配的精神相一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很高的基本支撑点。从前苏联到大陆中国，没有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真正实行过社会主义，其经济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按劳分配的客观标准以及相应的贯彻这一标准的必要条件。
所以，撇开政治腐败、贪官污吏遍天下等一切超经济干扰因素不谈，光从经济角度来考察，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行不通的。
独裁专制统治下的“公”有制，由于没有民主监督，实际上等于各级官僚当权者的私有制，和历史上封建领主等级所有制并无本质区别。这种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封建主义，仍然可以称之为“封建社会主义”。这是从经济到政治全方位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的民不聊生的社会主义。
以大陆中国为例，滨临崩溃边缘的经济，直接威胁冒牌社会主义的集权统治，于是不得不引入市场机制来解燃眉之急。市场经济下的公有制，又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即投资风险、经营风险、销售风险。私有制下，这些风险均由业主一力承担，轻易解决了。但在公有制下，谁来承担不解决，就会失去竞争力，固步自封、亏损连连最后败下阵来。朱溶基拯救无力，三年不成是必然的。国企改革无功，只好把宝押在对外开放引进外来资金开办企业之上。
被中共吹嘘得天花乱坠的所谓“中国模式”无非是以廉价劳动力和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开办企业。兼具买办功能的官僚集团和外来资本份享利润，蚕食鲸吞国有资产，开始了私有化过程。这种靠社会主义骗人，靠资本主义发财的社会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可以名之为“资本社会主义”。上个世纪的80年代起，中国大陆开始了从“封建社会主义”向“资本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当然这也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进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陆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官僚买办集团和外来资本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只能是一种弱势的资本主义。因为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外来资本得大头，买办官僚集团得小头，劳动者则几乎得零头。外来资本得大头所以国穷，劳动者得零头所以民穷。这种以弱势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残余势力，仍可以用比民主国家高出许多倍的军事预算比来扩展军备，具有一定的破坏力，世人不能掉以轻心。从镇压“六四”、“法轮功”等来看，在其管辖的范围内，还在扼杀民主和人权。但它已无力再振冷战时期的“雄风”，失败的大局已定。其对国际恐怖势力的支持，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海湾战争、科素沃事件和“九一一”袭击，都说明了这一点。
今天作为“社会主义”残余力量的几个国家，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具有两面性，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们和国际恐怖主义者一样都把维护和平、民主和人权的中坚──美国作为头号敌人，本身又都是国家恐怖主义的实施者，私底下同情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又怕被孤立在国际反恐联盟之外，受到打击。江泽民既打电话参加反恐，又提出“要有证据再行动”（昏话）、“不伤及平民”（废话）等等有所保留，就是这种两面心态和尴尬的典型表现。这也恰恰反映了社会主义残余势力已近尾声。
所以，从上个世纪延伸下来的社会主义残余势力已经势单力薄，要想阻挡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这样伟大潮流的全面推进已不可能。是否会有新一波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要看是否能创造出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标准和实现标准的充足条件，是否能有效地解决市场经济的三大风险而定。不过可以断言，不论是否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社会只要真正实行了按劳分配，那么它一定已经排除了一切经济和超经济权力的干扰，不会再构成社会阻力，而是使和平、民主和人权的人类文明之花开放得更加灿烂辉煌。
五、俄罗斯如何定位关系极大
前苏联东欧集团解体以后，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游离于和平、民主和人权力量同国际反动黑暗势力之间的具有一定实力的准民主国家。它的未来走向和定位极大地关系着国际反恐联盟的巩固发展和时代进程。
现时俄罗斯的游离状态是有其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决定的。俄罗斯部份领土在欧洲，较早接受民主思潮。这种地缘关系的衍射功效，也许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没有能震垮中共却震垮了前苏联的一个原因。现在已经建立起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制度，有了与西方民主国家靠拢的政治基础。但它的前身又是前苏联的主体，背上了历史包袱，似乎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不甘在国际中事务退居从属地位。这是它与西方若即若离，时而又与组成国际反动黑暗势力的独裁国家纠缠不清的主要根源。
俄罗斯幅员广大，资源丰富，有相当的经济技术基础。如果它走老路倒向反动黑暗势力一边，虽不能改变黑暗势力一方的弱势地位，却可以大大加强它苟延残喘的能力，阻滞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新时代的到来。反之，如果俄罗斯变成和七国集团一样的民主国家，就会大大加速黑暗势力的末日来临，加速新时代的到来。
横跨欧亚的俄罗斯，究竟出路何在？
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变迁、多党制准民主国家的建立、斯大林时代的灾难仍记忆尤新。种种内外条件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决定了俄国不会走前苏联的老路。走中国大陆发展经济模式之路也不可能。中国是集权专制国家可以用超国民待遇等非常做法吸引外资；经济发展水准底，有廉价劳动力可供驱使；除了外国资本，还有台港澳以及海外华侨长期奋斗累积的资金可供利用；集权统治下，可以强迫民众接受财富外流造成的弱势资本主义地位。俄国是准民主国家，不会允许有中国那样的买办性政府用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也没有中国那样的台港澳及大量侨民资金可供利用；经济生活水平早已高出中国许多，因而没有那么多的廉价劳动力；弱势资本主义地位，俄罗斯人恐怕也难以接受；更何况俄国的“震荡疗法”三九已过，春雷响起。
最佳选择看来只有溶入西方自由竞争和民主人权之路。像二次大战后的英法德意和日本那样，在国际资本的援助下，互通有无，发展经济。这是光明之路。但最大阻力在于后冷战时期，俄罗斯的一系列表现让西方人不放心。如把先进武器扩散给不负责任的危险国家；在包括禁运和制裁等一系列国际事务中，与西方民主国家持不合作态度；对国内地区和民族问题采取不人道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继续限制人民的新闻自由；丢掉历史包袱，清除前苏联的负面影响，尚待时日。
“九一一”之后，普京总统作了明智的抉择，迅速向民主国家靠拢，这是良好的开端。如果能结束十年徘徊，沿着一条光明之路迈步前进，在国际事务中完全和民主国家站在同一立场，不做让西方民主国家不放心的事，不但俄罗斯的经济振兴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不会太久，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的新时代，也一定会提前到来。
六、联合国应当跟上时代步伐
在冷战时期即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力量的发展阶段，联合国作为国际讲坛，促进各国之间的沟通，两大营垒对峙双方的了解；作为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协调仲裁机构，对终结殖民主义统治，维护国家主权，缓解矛盾冲突；作为国际合作组织，推动各国科教文卫和经济贸易交流等等方面，曾经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
但从冷战阶段的后期起到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联合国已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停滞徘徊，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主要表现在：(一)维护和平与安全渐渐失去主动和效率。如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干预比之韩战已大为逊色。(二)维护民主和人权，始终停留在一般号召，对主权国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的罪行听之任之，没有施加压力。许多民主国家都对中共用坦克机枪镇压“六四”爱国民主运动进行严厉的谴责和制裁，联合国却不能反映它们的吁求而无所作为。科索沃危机，倒是北大西洋联盟各国采取主动，进行干预。联合国又表现出被动，退居到陪衬的角色。更有甚者，居然还有把维护《世界人权宣言》实践得最为出色的国家──美国，排斥在联合国人权事务的核心机构之外这样的怪事，使人感到这个联合国是否已患了老年痴呆症。(三)在经援和人道救助方面，大量浪费各国（主要是美国）纳税人的金钱。众所周知，许多国家的贫穷主要是独裁专制政府倒行逆施造成的。它们不顾人民死活把有限的财政收入供自己挥霍和发展军备，搞什么导弹、核弹。联合国不去帮助它们真正铲除贫穷的根源，只是一味的投入而且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以至援助越多，那里的民众被搜刮得也更多，独裁者挥霍得也更厉害，军备、导弹核武也搞得更起劲。难怪部份会员国要拒付经费了。
这样的联合国，如果不进行改革，恐怕作为处理善后的救济机构也将不合格了。
我认为联合国应当把和平、人道、民主、人权视为最高原则，只有在不违背最高原则的前提下才能继续维护主权原则，使得《世界人权宣言》对任何国家都具有约束力。各会员国有义务接受相关的监督检查，不得妨害传媒采访报导。对任何违反“和平、人道、民主、人权”准则的国家，停止其会员资格和一切经济与人道援助，组织必要的制裁措施直到军事干涉，重建这个国家。
在科索沃、东蒂汶已经这样做了，阿富汗正在这样做。这一切说明上述做法已经是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全面推进的现阶段的时代要求。把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的好事加以发扬广大，并用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有朝一日如果联合国跟上时代的步伐，真的这样做了，一定可以再振昔日的辉煌，成为国际事务的核心，为开创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全面胜利新时代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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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衷心祝愿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不断巩固和发展，在消灭国际恐怖主义者的同时，铲除一切恐怖主义的孳生地、同盟军和后备队；推动俄罗斯尽快结束游离状态，成为民主国家的合格成员；促进联合国的整顿改革，使其跟上时代的节拍；努力开创人类和平、民主和人权全面胜利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