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共极力封锁罢工消息，但仍难掩问题的严重性。据华盛顿邮报报导，一份政府文件最近透露，参与罢工的人数已经是九○年代前叶的两倍多；另一份内部刊物也指出，二○○○年已发生三万起有规模的劳工抗议事件，平均每天有八十多起。
上海北边一百五十英里的苏北大丰市，当地“全锋”（音）纺织厂去年十二月发生的怠工事件，就足以刻划近来的大陆劳资冲突。
为解决国企的严重亏损，中共于九○年代中期开始推行“抓大放小”政策，就是中央不再负责小型国企的盈亏，交由地方政府管理，以便中央能集中财力抢救大型国企。
但地方在实施小型国企的“灵活经营”时，却经常出现不规范的情形。以全锋纺织厂为例，九六年实施所谓“员工认股”时，工厂四千名工人全都被要求认购工厂股份，否则就失业，许多员工因此被迫交出一辈子的储蓄，当时平均每个员工都认购了五百美元到六百美元的股份，相当于他们一年多的工资。
认股后的五年当中，员工只拿过一次分红，而且从未获准出席股东会；去年十一月，厂方突然宣布破产，原来的厂长和经理群摇身一变，成为新工厂的老板。这是一起大陆经常发生的“假破产、真转移”案件，也就是国企的负责人故意转移公司资产，造成公司亏损，然后宣布破产，最后再以低价收购公司，把国企变成私企。
全锋破产了，但负责人却变成新公司最大的股东，原来被迫认股的员工现在不但一无所有，当时逼他们认股的国企厂长，现在又以私企老板的身分要他们减薪；据大丰当地人表示，这名老板是大丰市委副书记的密友。
根据工人得到的厂方文件显示，这家工厂已经积欠工人一千四百万美元，其中包括员工认购的两百万美元股份和已经缴纳的三百万美元养老金；此外，文件还显示，政府曾付给厂方近八百万美元，让厂方支付积欠劳方的债务及福利金。大丰的地方官员证实确曾支付厂方这笔钱。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当厂方宣布减薪一半，把月薪降到二十五美元至四十美元，随后又开除两名带头抗议的工人时，工人终于忍无可忍，有两千名工人参与怠工。
由于中共的一九八二年宪法取消了“罢工自由”，全锋纺织厂的工人在抗议时，小心地避免刺激当局。他们不喊口号，不写大字报、不举布条，轮流到工厂，但拒绝工作，只是静坐；虽然厂方要求他们推举代表对话，但工人坚持不推代表，因为一旦推出代表，很快就会被警方逮捕。
工人中有人暗中集会，策划怠工行动，但只透过亲信传话，而且只传口信，以免被警方发现；另一方面，工人也推出三、四个人，暗中离开大丰，到北京上访。
当地政府和厂方一方面派出便衣渗透，在工厂内安装摄影机，监看人员进出，以抓出工人当中的策划成员，同时利用凌晨两、三点，工人较松懈的时间，出动大批警察，有时还有武警，冲入工厂，把静坐工人拉出工厂；就连其他不是全锋纺织厂的工人，也因为声援全锋员工而被捕。
据中时电子报消息，由于厂方逐一打电话要员工回厂上班，再加上到北京投诉的工人代表也被捕，在怠工后的第十一天，全锋纺织厂的工人开始放弃怠工，到厂上班。
虽然，大丰市的怠工事件平息，但附近的盐城等地仍发生罢工，大陆其他地区的劳资冲突更是此起彼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