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你能结识几位中下层的中国朋友，随便聊聊，或者你懂中文，随便上几个非官方的网站(如果你能上得去)看看，你就会感到心头发沉：中国怎么搞成这样。就这德行，外国人还往这圈套里钻？
江泽民末世，中国社会表面歌舞升平，内里早已危犹累卵。一位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美国律师章家敦已大胆预言：“中国政府的垮台将在奥运会到来之前，而不是结束之后”。
平心静气，无论从学术研究出发，还是从商业投资出发，你都可能发现中国社会的底蕴处在剧烈动荡之中，而表面的繁华经济就像那片漂在动荡的湖水上断了茎的浮萍。
首先，中国总体经济十分脆弱，经不起入WTO后全面国际竞争的打击。中国的工厂效率低下。国营企业根本无法应付外冲击，倒闭和工人失业将大量增加。农业人均产值(360美元)低于印度(395美元)，无法进行国际竞争。中国银行坏帐严重(5000亿美元)。据估计，坏帐比例占总贷款的27-54%。虽然经过1998-2000期间两次重整，目前仍处于资金周转不过来的困境。据章家敦分析，虽然表面上中国的债务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23%，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关卡，但是政府要支出的退休金就高达85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79%。2000年底，国家银行给国营企业的贷款高达4900亿美元。这两项加在一起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40%，超出国际公认的安全关卡的两倍。当进口货象潮水般涌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也许减少的幅度只有百分之一到二，但是哪怕经济只衰退一点点，对现政权的稳定都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其次，动荡的社会基础坐大形成，社会贫富严重两极化，成了社会矛盾冲突爆发的暗火山口，投资的政治风险极大。据披露，官僚资本与平民百姓拥有财富悬殊：全国二百万县，团、处级或以上中、高级现职、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实际拥有、占有全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财富。
江泽民家族代表了两极分化中受益的一极端。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留美回国后不久，即坐直升飞机当了中科院副院长。随后，以老子江泽民为背景，生意做到几十亿，揽科技、信息、网络大权于一身。又动用国债约六百五十亿，在上海建立起“晶片帝国”。
江泽民带了这个头，大小贪官一踊而上，争先倾吞社会财富。至去年六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七万五千二百亿元，其中的四万二千七百亿元是用匿名、假公司开设的帐户。 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申报的个人储蓄仅二千二百十五余亿元。但这些人实际拥有的存款达三万八千亿至四万亿元。在全国个人外汇存款的八百七十二亿美元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七百亿美元以上。股市证券市场中的六万亿元，其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四万五千亿元。在五万名持有二千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四万三千多个。
这种官僚资本的急剧腐败非常可能导致类似1989年的大小城市“反官倒”、要求改革的政治风暴。那次用坦克压出来的“稳定”，使许多外国投资收缩停滞了近两年。
农村不断的抗税抗霸动乱预示了更可怕的前景。中国的农民代表了两极分化中被剥夺的另一端。四亿七千万城市人口拥有、占有全民百分之八十八以上的财富，而八亿四千万农村人口，仅拥有、占有全民百分之十二以下的财富。就人均收入而言，农民仅是城市的百分之四十，而他们的各种税费却是城市人的九倍。按照收入水平和缴税比例计算，农民就是交纳税最多的群体，有的农村所上交的税甚至是负数，即农民辛苦一年还要欠政府的税费。 中国加入WTO后，朱熔基反而忧心重重，他说最担心的就是农业。他心里非常清楚，他没有进一步向农民放权让利，反而在农村独断地实行与WTO的自由贸易格格不入的新统购统销，以损害农民的利益换取了国际贸易中的平等权利。有看法认为，一旦几亿农民失去基本生活保障，中国就会暴发农民革命。
再者，从上到下，道德衰微，诚信全无。不腐败不成生意，讲信用定被人砍。中国人已经完全习惯于这种败坏的商业风气。经济技术上再完美的项目在中国可能也行不通。“官商勾结”、“官官相护”的现实使外商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种环境。这使投资的风险成本和额外成本进一步递增。对外资来说，最应该警惕的是，要弄清对方吸引你投资的真正目的。除了为数不多的项目，大多数的情况是套外资改头换面，使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所以结果往往是企业最终还是死了，又拖了个外国垫被的。
甚者，在中国，政治干扰企业是天经地义的。共产党支部遍布一切社会机构，保括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公司企业。在外资企业中的党组织直接或通过有关政府部门，对中方外方雇员甚至业主进行政治监督。无论雇员的业务表示如何出色，出于政治需要，党组织可以通过有关政府部门对企业主或企业管理层施加压力，甚至逼迫企业开除雇员。许多担任业务骨干的法轮功学员受到类似的迫害。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这严重干扰了企业正常的运行，破坏了熟练雇员的相对稳定，使企业利润受到重大损害。其实，这一政治风险不但干扰了企业，而且直接威胁到外国投资者的人身安全。据报道，一位投资中国多年的意大利企业主仅仅因为修练法轮功竟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被逐出国门。这是外国投资者必须考虑的一项政治风险。
另外，在全球性的跨国企业经营中，总部与分公司运用互联网电子信件迅速沟通商业信息、进行各种内部交流早已成了惯例。但在中国这可能就行不通了。近年来，江泽民集团为封锁网上消息除花巨资开发特殊封网软件外，还建立了广泛监控网民的严密措施，每台上网机器必须登记注册和装载指定的软件，带有敏感关键词的电子邮件被过滤掉，大量非官方网站被挡火墙封杀。这不但剥夺了中国网民和外国投资者的基本权益，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公司内部商业机密迅速流通。网络警察的干预使商业机密暴露，更使生意坐失良机而失败。迫害法轮功两年多来，为掩盖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江泽民集团对网上的封锁越来越严密，网民因上网阅读海外消息而入狱的消息也频频传来。这是外国投资者的又一项政治风险。
在中国的综合生活指标也含有重要的风险因素。外国投资者不会吃饱了饭，躺在高级宾馆或公寓里睡大觉。他们有宗教信仰，喜欢社交结友，希望听到看到真实的新闻消息。但在中国是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集社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中国媒体是政治的附庸，一切谎言，歪曲报导，洗脑说教皆源于此。最近，江泽民集团开展“治理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原本每天可以收看的境外频道遭到封杀。据新华社报导，负责治理工作的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声称，卫星电视接收设施的专项治理工作“关系到社会稳定、信息安全和舆论导向”。其实维护社会稳定是假，掩盖真相和维护独裁统治是真。一个靠封锁消息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权怎么会是稳定的呢？
外国投资者只有两种业余生活的选择，要么从公司下班后就扎进Hard Rock Cafe或Starbucks Coffee把已经是一团浆糊的脑袋弄得更麻木，要么去交几位有棱有角的中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真相，向世界告之中国的真相，但这可把身家性命别在了裤腰带上，极有可能尝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