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恐惧正在一点点被打破－－回望2001年

2001年春天，我在写《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份子评传》时，感到中国知识份子，特别是中年知识份子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超越恐惧，不仅是外在的恐惧，更是自己内心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无所不至、无所不在的恐惧，半个多世纪以来极权统治所造成的深入人们骨髓的恐惧，已内化为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反右、文革等一个接一个恶梦中跋涉过来的知识份子，面对这个制度所制造的种种罪恶时几乎只能噤若寒蝉、选择沉默，鲜有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以许良英先生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知识份子曾有过可圈可点的群体表现。即使在1989年之后的沉沉暗夜里，他们发出的人权呐喊、宽容呼吁，穿透了弥漫着血腥味的夜空。年轻的89一代人从广场的血与火中诞生，不少人经受了铁窗、逃亡、失业的考验，在极为悲惨的处境下成长起来。不管他们有多少的缺陷与不足，他们毕竟更富于行动的热情，带有更多群体抗争的特征。他们奋斗过、牺牲过，至今仍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煎熬。相比之下，经历了文革的中年一代，在最近10多年来，我们很少听到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声音。他们正年富力强，思想、学问正处于黄金时期，是社会的中坚。近些年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作为个体，他们中不少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如何能作为一个群体（当然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站出来，承当一些能够承当、也应该承当的社会责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超越恐惧──这是21世纪他们所必须面对的。否则，那些书斋里的学问，那些诱人的思想之花，都会变成一种美丽的讽刺。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干嘉时代。

2001年下半年以来，以中年知识份子为主体的一批人文知识份子的作为，使我的这一期待变成了活的现实。面对《南方周末》、《今日名流》等报刊遭到新一轮的厄运，在经过一阵可怕的沉默之后，9月6日，中国知识界包括丁东、徐友渔、葛剑雄、崔卫平等杰出知识份子在内的33人，在《问题与主义》网站公开了《我们有话要说》，以“每人心里一句话”的方式向受到整肃的新闻从业人员表示敬意，对这一侵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事件表示关注。“一句话”仿佛在一沟绝望的死水里投入了一块小石子，漾起了一层层色彩斑斓的涟漪。短短几天内，写下“一句话”的人数不断增多：秦晖、李新宇、高增德等各地学者，都写下了精辟的“一句话”；李新宇先生还在自己的个人网站《学者庄园》特别推出了《我们有话要说》。如果不是“9．11”事件的发生，参加“一句话”的就不会只是48人。表达自己良知的人还会不断增加，甚至可能酿成1949年以来第一次稍为象样的争取言论自由运动。

“9．11”打破了全世界和平生活的美梦。当这个泱泱大国沉浸在愚昧、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一片幸灾乐祸声之中时，又是以一批学有成就的中年知识份子站了出来。9月12日，包遵信、刘晓波、谢泳等14位知识份子率先发表《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14日下午，朱学勤、秦晖、徐友渔、丁东、崔卫平、葛剑雄、肖雪慧等一大批学者发表《关于“9．11”事件的三点共识》。南京大学哲学教授顾肃等很多学者都纷纷发表文章，从理性和良知出发痛击幸灾乐祸，强调“生命共识”。他们的声音虽然未能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广为传播，但在文明悲剧发生的那一刻，他们坚定地表达了一个知识份子的立场，通过网络对社会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山西记者高勤荣因为率先报道山西运城地区的假渗灌事件得罪地方权势集团，被诬陷入狱，判刑12年，至今沉冤未雪。11月9日是中国记者节，戴煌、李普、张思之、邵燕祥、丁东夫妇、秦晖夫妇、崔卫平、周实等知识份子为此联名发出呼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回响。签名人数近200人。高勤荣案一时成为网上论坛的焦点。11月15日的《南方周末》也对此作了报道。

当杨子立等四位北京青年以“颠覆政府罪”受到审判时，我们也听到了刘晓波、张耀杰、余杰、王天成、樊百华等11位知识份子发出的呼喊。虽然他们的呼喊在一个极权体制下回音空荡，但公民的声音是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声音。它比一切钦定的声音更真实地呈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面貌。

当然，我清醒地知道，这一切都仅仅是一个开始，但不得不承认恐惧正在一点一点被打破。中国知识份子在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压制、迷惘和失望之后，正以自己的独立人格，一点点站起来，象一个真正的公民一样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