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来自认为是“人民的公仆”，推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今，中国的工业发展正举步维艰，8亿中国农民仍挣扎在贫困线上，社会治安较以往更加混乱，爆炸暴乱罢工曾出不穷，朱熔基却只要老百姓承认他是清官就行了，这是何其自私的想法！
当然，中国老百姓历来是世界上最容易满足，最容易统治的老百姓，大家对政府的最大愿望也就是一个“清”字，但，作为一国之相，难道朱熔基也是以此为终极目标吗？自从入主国务院以来，他以举世瞩目的姿态，是做了不少事情的，而且大家也公认他是中国除了董建华之外，唯一一个算得上“清”的大官。然而，作为一介草民，笔者感到他所做的事情也仅仅是一种姿态而已，或许潇洒痛快，但于我们的生计无甚裨益。
在2000年朱熔基亲手抓的潮汕税案中，恐怕大部份中国人都不知道，案子查到汕头便再也查不下去了，把几十个倒霉蛋判了刑之后便不了了之。为什么呢？此案究其根本，错其实在于地方政府。当初潮汕地区政府实行包税政策(不按销售额的比例征税，年度只交纳固定税金)，潮汕人觉得有机可乘，便发起了替外地人代开税票的财。这类政策性的漏洞是中国政策的通病。当朱熔基发现这个问题时便下令严查严办。结果就是抓人，可是能抓到谁呢？开票的小商人们走的走，逃的逃，有些地方甚至整个税务局的人都全部逃光。小喽罗是抓了一大批，但是，大后台就是撬不出来，钱也追不回来了，那么，丢失的税谁来补？
最终倒霉的只能是接受了这些税票的企业。这些企业大部份，根本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国家政策规定，收取了发票。最后由这些冤大头，主要是民营企业，补交了所有的税款。要发票也是错，不要也是错，要了发票还要被罚，不如当初就买没有发票的黑货了。而同样接受这些发票的国营企业，只说了一句不知者不罪，便安然无恙。此后不久，朱熔基在视察广东听取汇报时，有人汇报说，广东经济开始萧条，出口连连下降，朱总理来一句，那就缓一缓吧，结果广东税也不查了，连走私也不用打了。
这样的虎头蛇尾，欺软怕硬，就非常令人怀疑朱总理的严打严查姿态背后的真实目的。他到底是想以廉政风暴来打击官商勾结，整顿国家经济秩序，还是因为国库实在空虚，需要一些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民间小企业的血汗钱来填补呢，还是纯粹想发发威，让四方摄伏，给自己的政绩加码，以满足自己心理需要？
对于中国出名的“猪市”在此不想多提。朱熔基任职总理之初，认为中国经济过热，泡沫过多，完全听不进经济学家厉以宁的意见，一厢情愿的冷却股市，当他觉得太冷的时候，又人为的发布指令，将股市抬上来，中国的股市，就随着他个人的意志涨涨跌跌，他为什么敢于这样做？中国在97年金融风暴中稳定过渡，朱熔基作为一国之相，大出其名，什么经济沙皇，铁腕宰相，各种赞美纷纷而来，冲昏了他的头脑，真以为自己是个经济专家了，事实上，他为什么敢这样做？如果中国没有97年之前大搞改革开放，积累下充足的外汇储备，朱熔基拿什么到金融市场去一掷亿金？现在，中国的小股民们早已被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姿态弄得九死一生，痛苦不堪。
三年扭亏，更是弥天大谎。当时的主要政策是债转股，简单地说，即将国营企业无法偿还的债务，转化为银行的股份，使企业脱掉包袱轻装上阵，将来赚了钱再归还(其实谁也没想还)。在这件工作中，充份体现了中国人际关系网的重要性。
凡亲近中央，亲近银行的国有企业，达到或接近标准，都可将债务摆脱。一些国企负责人事后感叹：“真后悔当初没多借点债啊！”这样的债转股会有用吗？谁都知道，真正要使国营企业复活，不改变政治体制，不改变经济体制，是不会有用的，这样的做法只能相当于又制造了一个“新的”国有企业，并让它沿着老路，将国家资产，人民血汗再度亏空。相信朱熔基其实是深知这一点的，不然，不会送他的子女都出国深造，学成后，儿子朱云来更在涉外金融机构位居高职。他当然不会放心让自己子女与自己治下的国企绑在一起，断送前途。
记得草庵居士在一篇文章中曾推测，中国加入WTO，之所以一直没有对国人宣布内容，是有图谋的，朱熔基，龙永图等作为主要谈判代表，是希望让中国快快入世，以牺牲国人的巨大利益为代价，促使国外先进民主思想以及强大的经济势力进入中国，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但纵观朱熔基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出他有这样的想法。在现今的中国，最有活力的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无庸置疑，当然是前者，然而朱熔基在执政后，所有政策基本都是向国有企业倾斜。除了上述的债转股之外，银行的贷款政策，出口政策，无不是国营单位有优先权。这些苟延残喘的机构在他的大力扶植之下，并没有改变它们即将被市场淘汰的命运，越来越多的下岗工人， 正无情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民营企业由于得不到政策支持，反而受到变相压制，错失前几年世界经济繁荣时有利发展的宝贵时光，面对WTO的来临，单薄的底子，将使他们同样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如果朱熔基明知入世在即，仍用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厚此薄彼，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他这种深奥的思想和政策。或者他认为世界大同，可将整个民族经济拱手送人？
2001年初在农村试点的费改税政策，据说是一项朱熔基关心农民的善政，可以让农民少交不合理的钱，结果却是实行了不到半年就草草收场。他本人的解释是：此政策使得乡镇财政收入减少，农村教育办不下去了。笔者认为他还隐瞒了另一个原因，中国农村各地的收费并不相同，有些地方的费确实多如牛毛，有些地方的费还算合理，当全国农村的税费实行一刀切之后，本来多交钱的地方固然减少了点负担，而原本交非不多的地方凭空增加了一大截，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而且费是可以有增有减的，税，却是铁板钉钉， 难以再挪动。如此一来，恐怕是愁的更多了。不经过认真全面的调查，想当然地以雷厉风行的姿态，推行某项政策，不成后，作无奈状，随便找个理由推到别人头上，是他常用的一招。
综观朱熔基在经济治理中如此多的失误，“朱熔基神话”已经一天天地破灭了，然而在中国的老百姓心目中，他仍然是一个可信赖的，与众不同的总理。究其原因，就在于朱熔基念念不忘的清官光环，那是中国老百姓心中的梦想。以清官自居的朱熔基，在吏治中做了什么呢？
2000年，他纵容他的嫡系部队--国家经贸委向国家外经贸部发起进出口配额的权力之争，(谁都知道发配额是块肥缺)，想将原属外经贸部的配额的分配权夺过来，可惜没有成功，转而成立行业办，通过控制企业进出口间接控制外经贸部的出口配额分配，一个儿子两个爹，且不说中央领导们的勾心斗角，只苦了那些被管的企业。原说要精简机构，机构却越来越臃肿。
在打击贪污腐败的早期事件中，红塔山集团的老总因收回扣一千多万，曾被判死刑，全云南的老百姓都在为这位老总喊冤：红塔集团原是只有十多万资金的一家民营小厂， (注意，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之后，每年上交国家几十亿的税，对于这样的厂长，国家即使奖给他一个亿也不为过吧？但作为国家政权的总执行官，竟然赏给他一个死刑，弄得他妻子疯掉，儿子逃亡，女儿自杀身亡。在全体红塔集团职工联名递交请愿书之后，才改判为有期徒刑。
就笔者所知，类似的案件还有相当多起，贪官污吏他确实抓了不少，但其中的冤案有多少？因得罪他被他下令重判的又有多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给一个说法。在2001年的APEC会议上，他向加拿大总理索要赖昌星的行为，不但成为笑话，而且证明了他根本没有现代法制观念。
2001年，在清华告别会上，朱熔基讲述了自己和儿子的一个故事。当他还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回到家，看到儿子拿着一块油毛毡搭花棚，他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偷的！”于是问也不问，立刻一个耳光打将过去，随后儿子委屈的告诉他，这是从垃圾堆中捡来的。他知道错怪了儿子，但是出于“父亲的尊严”，说道："即使垃圾堆里的，也不能捡。"于是就陪儿子把破毛毡送回了垃圾堆。朱熔基以这个故事来标榜自己教子有方；以“反腐反贪”“三年脱困”来标榜自己治国有方。实际上这一切正充分反映了朱熔基一贯的姿态--封建大家长：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在家乱打儿子，在位乱打老百姓，将老百姓的利益源源不断地送进当今世界最恬不知耻的政府的无底洞。
一个真正的清官，应该不仅仅是不扰民，在个人经济问题上清白就够了。作为一个“官”，所谓在其位而谋其政，他就应该对人民负起责任，以百姓的利益为重，更重要的是他应该有能力和素质负起这个责任，为百姓谋求利益，这包括：明察秋毫，有方有略，广纳兼听，宽厚待人等等。仅仅清是不够的，尤其是为清而求清；为了他一己之清，而断送天下老百姓的利益；甚至为了衬托他的清，而不惜任意给无辜的老百姓扣黑帽子，背黑锅，填黑洞。这样的清官又能好到哪里去？
《道德经》中有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