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行中国的包装报道

顾名思义，“包装报道”就是指通过包装的手法，来树立被采访者的光辉形象的采访报道，而被采访者通常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如果遇到了某种麻烦（如民间流行的不利的传闻），或者有了某种私利的需求而又难以得到满足（如提拔晋升）的话，往往会比较难办。他们若针对传闻直接出来辟谣，则往往会越辟越糟，并必然加快流言的传播速度。而他们也不便于把自己的某种些私利直接说出。于是，通过包装报道来树立正面的形象，就成了最佳方案。包装报道虽然通常是放在各种报刊的普通栏目而不是广告栏目里，但往往也要收取昂贵的费用（比媒体更有权势的高官可能除外）：记者编辑的高额润笔费不用说，报社还要拿一笔天价的广告费。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包装报道与人们已经熟知的有偿新闻的概念是不同的，后者只是把广告变成新闻播发，远远不如包装报道这样，会给社会带来不可预见的、并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危害。为此，笔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当今中国盛行的包装报道。

包装报道的一个臭名昭著的近例是去年下半年引起不少轰动的“院士做广告”。它终于蔓延到了中国的最后一片净土－－学术界。在中国科学院2001年的院士增选评选前夕，这种半版甚至整版的宣传“科学家”事迹的报道蜂拥而至，成为去年下半年许多中国媒体广告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当然也使得知识份子的形象在中国降到了新低。最近中国的反学术腐败的呼声也显著增强。

不过，包装报道最初源于80年代后期的中国政界。90年代初期笔者还在国内时，就看到一篇登在《小说月报》的讽刺小说，描述的是一群京城的记者跑到一座小城市去采访这个市委的领导班子，由于在位者和企图篡位者斗得你死我活，而这群可怜的记者亦受到了热一天、冷一天的待遇，并且提心吊胆，生怕原来承诺的采访费拿不到了。这实际上就是包装报道的雏形。目前包装报道的新特点是，贪官往往最热衷于此道。所以，如果某一中国高官过频地在媒体中出现的话，就很可能是他遇到了某种麻烦。这是因为任何贪官想贪得不留痕迹是很困难的，必须搞包装报道来掩人耳目。典型的例子就是沈阳市前任市长、“沈阳腐败大案”的主角慕绥新，在事发前他一直是被吹捧的新闻人物。

但包装报道搞得最热火朝天的，还是在90年代实施市场经济以后的中国商界。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这些年来，中国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所谓“强强合作”、“结成战略联盟”之类的用词频频地出现在中国的新闻采访报道之中。但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许多这种“合作”、“联盟”，实际上就是简单的需求和供应的关系，只是规模稍大而已。其实，只要双方签个合同就得了，有什么必要花天价来召开庞大的新闻发布会、请记者来大幅报道呢？原来，这种“合作”、“联盟”的背后有难言之隐：企业不仅无法偿还到期的债务，可能还需要继续借贷才能维持。此刻的这种大规模的对企业以及对企业领导人的包装报道，实际上就是虚张声势、企图掩饰还不了债的窘境，并继续谋求贷款。在很多情况下，所谓“强强合作”的两家企业，可能曾经强过，但当前至少有一家已是强弩之末了，必须通过这种“强强合作”、“结成战略联盟”来度过难关。至少，这是为银行继续贷款提供“证据”：如此“声势浩大”的企业，银行能不扶植吗？

最后，人们不禁要问，以上这种包装报道骗得了谁？实际上，局外人和局内人都可能受骗。局外人是真受骗，如股民要决定购买哪一种股票，只能从公开的媒体里去找消息，包装报道也就成了消息来源之一。局内人则是“假”受骗，例如，银行怎么会不知道，此刻的企业已经撑不住了。但必须要有“强强合作”的“证据”才能继续放贷，此时放贷人员就可乘机敲诈一笔，反正贷出去的是国家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