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偏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社会对自然界态度的戏剧性变化。也许，从最古老的治疗方式到最现代的医疗－－即从治病的草药到致命的西药的转变，最能清晰地代表我们对自然界态度的变化。
草药治疗源于一个整体观的传统，此传统认为不仅身体，而且心灵（或精神）也有治疗的力量。不管是在配制还是在服用草药的时候，人们往往同时行祷告、吟颂、念咒或其它仪式。这类仪式通常被认为是草药神奇力量的基本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仪式，药就不会有疗效。
如果说草药治疗是基于一种整体世界观的话，西药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医疗则是基于一种二元世界观。整体观尊重人体与大地的治疗力量，现代西方医学则是基于一种对自然的治疗力量不信任的基础之上。西方医学的历史是一场漫长的征服自然生命力的斗争，要剥夺自然的生命力。西医认为给世界以生命的是逻各斯或奴斯(逻各斯（logos）：希腊语中指理性、理念；奴斯（nous）：希腊语中指心智、理性) ，而不是如人们过去相信的，是自然或伟大的神。渐渐地，人们不再认为生命的活力（包括治疗的力量）是在于大地或身体这些“单纯的物质”，而是在于“理性”、“科学的”心智。
促使早先那种世界观走向消亡的两种最重要的观念，是培根和笛卡尔的哲学。笛卡尔的世界观把征服自然的观念推到其逻辑的极端－－即自然的死亡。活力论者相信一切生命皆有其不可化解的活力，笛卡尔则与此相反，相信自然是一架机器，没有理性，也没有灵魂。
征服自然的观念和把自然视作机器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成为了现代西方医学的命脉。根据这种现代的、科学的观点，疾病反映的是身体这架机器出了故障，有病时就需要修理这架机器。修理需要手术、药物、器官移植等，而这些无论哪一种都得由具备专门知识、技术和技艺的人来做。只有医生及其所使用的工具能修复这坏了的机器。
现代医学既把人体视作一架机器，当然也就认为它得服从牛顿力学的因果律。根据这种观点，疾病有一外在的“原因”，通常是病菌、细菌或其它微生物；要恢复健康，只需弄清引发疾病的病因并将其根除即可。根除病原的战斗一般用的是化学武器，而这些武器又是在另一条战线上（即现代的研究实验室）从自然那里攫取到的。
今天，药物已经成为西医对疾病之战的主要武器。西医相信的不是自然的治愈力量－－如膏药、植物和身体自身的治愈力量，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进攻“疾病”。正如培根试图以科学的工具去猛攻自然的城堡一样，现代医学也宣布了一场战争，这就是它对人体和整个自然界的战争。西医不相信自然的治疗力量，于是选择用“穿透自然”的方法来取得疗效。植物自身已不再被视作有价值，西医是要把植物中功效最强的成份分离和提炼出来，并将其合成为化合物和药物。自然成了一种资源，只有经过转变后才能有用。
在西方医学对疾病的战争中，人体成了主要的战场。对癌症的“战争”中用的两种武器－－氮芥与核幅射－－都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作武器。在现代的医学界，战争的术语随处可见。例如，1971年的一份总统法令宣布了“对癌症的战争”；医学界人士常常谈论用一系列药物及“神奇子弹”“瞄准”癌变的组织，对细胞进行“轰炸”。反过来，被称作敌人的人也常被描述为癌变肿瘤或其它形式的疾病。最重要的，我们被告知只要从事生物医学的科学家有足够的经费，这场战争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但不足为奇的是，向癌症及其它疾病开战的结果是受害者多于被治愈者。的确，西方医学的战争心态使得医疗致死事件成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很常见的现象。在美国，处方药已成为医源性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每年致死的人数超过了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根据FDA（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报告，1978年有150万美国人由于药物反应而住院治疗（而这些药是被认为有治疗效果的）；住院的患者中约30%的由于治疗而病情加重；美国每年服药致死的人数估计为140,000。”药物疗法如此普遍，以至于60%的医生治疗普通的感冒都要用抗生素。不幸的是，许多药的副作用几年后才能显示出来，使人们无法预料会出现的什么样的后果。
与医疗对我们发起进攻的同时，化学物质又在另一条战线对我们的身体进行攻击，那就是杀虫剂、添加剂和其它化学药品在不断地污染水源、食物和空气。大规模的化学进攻破坏了我们体内的“生态”，即我们天然的免疫系统－－而免疫系统实际上才是我们唯一真正的防御。
本文系译自 ">From Healing Herbs to Deadly Drugs: Western Medicine's War Against the Natural World"，见Judith Plant ed.， Healing the Wounds， 1989， pp.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