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勇头顶被乱剪了四五刀，成了阴阳头，很难看，当时他的同伴资文青虽然自己的头发也被剪了，还是忍不住笑他难看的样子，结果惹恼了剪发人，他冲过去又第二次把资文青的头发剪了几下。除了女性和个别平头的男性之外，20多人都被强行剪了头发。之后梁和其他被抓的人才被允许打电话给朋友来交钱赎人。由于梁小勇和资文青的朋友认识某个联防队员，联防队“网开一面”只罚了他们一人60元，而其他没有熟人的则是每人罚200多元。
我是在2001年12月30日的《南方都市报》上看到这条报道的。看了以后我最直接的感受是现在的人，真的已经是非常的恶毒了。这样恶毒的人居然就生活在我们的国家里，居然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而且他们还掌握某种特殊的权力。如果他们是强盗，是土匪，那么民众还可以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反抗，进行打击，而他们却又穿着联防队员的制服，以正常执法的名义，随心所欲地侵犯着那些中国公民的人权。
而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早就在这样做了。在他们的眼里，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已经习惯了。有时侯我会非常天真地想，他们在做那样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自己的行为是恶毒的呢？会不会想到自己就是一个恶人呢？但我马上知道他们是不会这样想的。他们在做那样的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充满愉悦与快感的，在那些失去自卫能力的可怜虫面前，他们在淋漓尽致地发泄着自己的欲望。
但我关注更多的还是那几个被伤害过的打工仔。他们在事后会怎样呢？我想他们会产生深深的仇恨与愤怒。我从后续报道中看到，他们在找有关部门，要讨个说法，还找到律师事务所，说要打官司。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因为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那几个联防队员就根本不敢如此放心大胆地作恶。
我在后续报道中看到记者前往联防队去采访时，那些联防队员在讲述事件经过的说明中说：“一名队员把他们染成红色、绿色、黄色的头发剪掉。”而事实上梁小勇和同伴资文青都没有染头发，他们是一个打工的，哪有钱去染头发呢？由此可以让我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作恶者是不会轻易忏悔的。也是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有效地阻止他们的恶行，那么也就没有一种力量，可以迫使他们为自己的恶行忏悔，或者承认错误。
于是那些被伤害的打工仔，他们心中所积聚的仇恨与愤怒，很可能就会找不到正常的渠道进行宣泄与释放，而会长久地积聚在心中。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让自己不受伤害，也没有能力在受到伤害之后为自己讨回公道。那么他们将不断地受到伤害，不断地在心中积聚仇恨与愤怒。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心理就会变得扭曲，变得异常。如果遇到比自己更加弱势的人，他们也不会同情与关怀，而是冷漠与轻视。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甚至还会去伤害那些比自己更加弱势的人，而且他们的手段同样是那么的冷酷与残忍。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获得一种强烈的快感。其实是长期以来积聚在他们心中的仇恨与愤怒，得到了宣泄与释放。
我看到过很多民工犯罪的报道，那些民工在作案时，手段往往极其冷酷与残忍，他们在杀人抢劫或者毁坏物品的过程中，往往流露出疯狂的痕迹，旁观者很容易就能看出，在他们的心中，其实积聚着深不可测的仇恨与愤怒。而那些仇恨与愤怒是如何积聚出来的呢？很简单，是长期以来受到伤害的结果，是长期以来没有被人当成人来对待的结果。
发生在广州的那几个联防队员给民工剃阴阳头的事件，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那几个联防队员根本没把那几个民工当人对待。他们没有那种意识。所以他们才会随心所欲对伤害那些民工。而且他们还不仅仅是没把那几个民工当人对待，对其他的人，他们也没有当人对待，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还有这样的内容－－
下午4时左右，记者在梁小勇的带领下来到他被剪阴阳头的棠景街治安联防队一中队，这是一栋4层楼高的小楼。一楼临街的一个房间是治保会，上面挂着“白云区棠景街治安联防队一中队”的牌子。当时房间内除了穿制服的联防队员之外，还有十多个人靠着墙和桌椅蹲成一圈。外面一个年轻男子告诉记者，那是今天下午被抓来的没有暂住证的人，他妻子就在里面。他说，由于他妻子1个月后要离开广州，就没办暂住证，他没想到今天下午她会被抓进来。接到妻子的电话后他很着急，准备了要求带的300元钱后匆匆赶来赎人，但被告知目前还不能放人。
记者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进展，假扮前来赎人的家属，观察治保会中的动静。
治保会乃至整个一楼来来往往都是身着灰色制服的联防队员。被他们抓来的十几个人里，男女各半。一个白衣服的年轻女子大概是蹲累了，起身站了一下，被一个治安员厉声喝斥后又立即蹲了下去。10多分钟后，有两名女子站起来靠着窗户打电话，据推测是在跟家人或朋友联系来赎人。其中一个穿米色衣服的女子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与联防队员发生争执，一个联防队员挥起左手给了她重重一记耳光。被打的女子哭了，与一名联防队员拉扯起来；另一名联防队员拿来一卷胶带，两人一起冲上去，一人拉住女子的一支手臂，先将女子按倒在地，然后反剪她的双手，准备用胶带绑住她的手腕，其间遭到反抗，两名联防队员于是分别用膝盖压在该女子的身体上，一阵重拳之后，使那位女子失去反抗能力，然后手法娴熟的反绑住她的双手。联防队员似乎还不解气，又冲上去朝该女子的头部狠狠地踢了两脚。
记者看到，那名女子在之后的两个多小时里，双手一直被反绑着坐在地上，上身一直靠在她同伴身上，几欲昏厥。当记者佯装该女子的担保人向联防队员提出赎人的请求时，对方用一根30多厘米长的棒子指着记者的鼻子，恶狠狠地说：“不行！你给我走开！”记者退出去向先前被放出来的一个红衣女子打听如何才可“保人”的时候，一名联防队员对红衣女子怒喝道：“我操你妈的，你快给我滚，不要在这里胡说！”
记者再次观察联防队一中队办公室的情形时，发现这次被重点“惩戒”的对象又换成了一名男子。几名联防队员同样用胶带反绑住他的双手，还戏弄性地将一张报纸折叠后，蒙住他的面部，只留下鼻孔，然后在报纸上缠一圈胶带，把他扔到一个角落里。当事人说未成年少女也被拘禁每人300元交钱放人
下午6时左右，当记者再次返回该联防队一中队时，发现联防队员已给刚才那个被反绑住的女子松了绑，负责收钱的联防人员说：“交钱。”和她一起被抓的同伴交了600元钱，两人搀扶着走了出来，从交钱到放人不过几秒钟时间。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令记者感到诧异，上前询问时，刚才被治安队员打的女子一直捂着头，说：“我很痛，他们穿着皮鞋，踢我的头。”另一个说：“一开始，他们不放我们走，我就吞了一把钥匙。”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那些联防队员之所以没把人当成人来对待，关键一点是为了钱，在他们眼里，钱才是最重要的，而人实在是很下贱的，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的。他们的行为让我联想到以前的土匪，绑架了一些人，作为人质，然后勒令那些人的亲友拿着钱去赎人。那些土匪其实也是看重的钱，而没把人当回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那些联防队员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作为一个人，还是要把其他的人，当成人来对待的。不能把人当成畜牲来对待。这很重要。如果你没把别人当成人，那么别人也不会把你当成人。而更严重的后果是，别人还会把更多的人不当成人。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失去起码的平等与尊重，而会变得相互仇视与残杀。
联防队员是中国的公民。那些打工仔也是中国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他们是平等的。联防队员以执法的名义，随意拘谨、打骂打工仔，甚至强行给打工仔剃阴阳头，侮辱与伤害打工仔的人格与尊严，这就是公然侵犯中国公民的人权，站在“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立场上，他们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法律不制裁那些联防队员的恶行，那就是在默许与纵容他们的恶行。那么，类似的事件还会发生。
把人当成人，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概念。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人，就会永远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生活在对同类的防范与敌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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