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毒酒”夺四命
-“他(杨军)眼睛看不见了，嘴唇紫黑紫黑的，脖子上全是红点，手脚也发青……”
2002年3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三间房乡上马召村。
据华商报报道，村民郭福英打算新建一处房子，就邀来同村5个相好的哥们贺天仁、杨军、贺光荣、贺翻身、张锁来家里商议。郭福英吩咐妻子炒了几个下酒菜，自己去同村杜五秀家的小卖部买回来两瓶48度的“红高粱”白酒。当地没有斗酒习俗，只要高兴大家都是按自己的酒量愿意喝多少就喝多少，相互之间谁也不劝谁。
与此同时，上马召村白双牛家也摆了酒场子。白双牛是两天前(3月6日)从杜五秀家买的“红高粱”酒，两天来先后有6个人喝过这瓶酒，大家都是小抿一口就说酒味道不咋对就不喝了。这天，白的岳父裴猴胞来家做客，白喊来弟弟白三牛和弟媳妇裴宁凤作陪。
郭福英家，六人边饮边聊间，两瓶酒下肚后，郭福英觉得还不尽兴，就再次到小卖部买回一瓶“红高粱”。他哪里知道，就是这瓶酒喝得5人先是觉得身体不适，随后两人送命。
下午6时许，郭福英买回了第三瓶“红高粱”酒，因为大家正在兴头上，见酒来了当即就打开喝起来，只有张锁不胜酒力没再喝。贺天仁、杨军的酒量最大也最贪杯，贺光荣、贺翻身平时喝个半斤八两的绝对醉不了。那瓶酒喝了大约有三分之二，时间已到晚上9时，趁着酒兴，五人聊起了村里的闲事儿，不知不觉聊到12点，贺光荣先觉得头疼得受不了，他说：“其他人肯定也感觉不对，大家都经常在一起喝酒，内蒙古男人很坚强也最要面子，尤其是在酒场上，不胜酒力时可以离去但不能说主人的酒不好或者说头疼。”郭福英对记者说，如果当时有一个人说我买的酒不好，喝得人不舒服的话，或许就会引起大家的警觉，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惨剧。
杨军是在郭福英家喝第三瓶“红高粱”最多的一个。3月9日，他睡了整整一天。杨军的母亲田三女说，杨军在痛苦中曾断断续续说可能是酒有问题，为此田三女还责怪了儿子几句，因为开小卖部的杜五秀是杨军的岳父。据田三女的描述，杨军的症状显然比贺天仁要严重得多：“(9日)下午，他说眼睛看不见了，嘴唇紫黑紫黑的，脖子上全是红点儿，手脚也发青，谁能想到那是酒精中毒呀！”在杨军的病状愈来愈重的那段时间，全家人都守在他身边，直到10日凌晨，杨军的父亲才想到送杨军去医院，可这时已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在去医院的路上杨军气绝身亡。
3月9日，贺天仁同样睡了整整一天，妻子郭二女很理解丈夫：“正月里闲着也是闲着，男人们喜欢喝酒就让他喝去，总提醒他(贺天仁)少喝些，可一到酒场上就由不得他了。平时他就是喝得再多，也不至于睡个一整天不起床。我有些害怕，过一会就问问他感觉咋样了，还用毛巾反复给他擦洗脸、脚和身上。他脸红涨红涨的，脖子红得有些发紫，呼吸时紧时松，有一阵子喘起来他就使劲挠脖子、攥着拳头捶胸脯，有时还强打精神坐起来捂着胸费劲地深呼吸。”“谁能想到那酒有毒呀，他见我害怕得不得了，还一个劲地说没事儿、没事儿……”
杨军死在去医院的路上，家人也就没再送他去医院，直接拉杨军回家。当天一起喝酒的六人中除贺翻身去了包头外，其他几人闻讯都迅速赶到杨军家，伤心之余，大家都认为是喝酒太多的缘故，贺天仁是从床上爬起来去的杨军家。
仍然没人想到酒有问题。
3月10日上午，同样喝了从杜五秀家买来的“红高粱”酒的裴宁凤突然“酒劲”发作，先是上吐下泻，然后浑身乏力，心跳加速。家人迅速将她拉到乡卫生院救治。下午3时许，裴宁凤死亡。
裴宁凤的死亡让贺天仁的妻子很害怕。这时，贺天仁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没有力气。妻子郭二女对记者说，贺天仁身体很健壮，结婚几年来从没见丈夫感冒过。见丈夫很痛苦，她几次劝丈夫去医院都被拒绝了。3月11日一大早，在郭福英、贺光荣等人的劝说下，连说话都没力气的贺天仁被送到了土默特右旗人民医院，医生初步诊断为甲醇(工业酒精)中毒。这时，在包头的贺翻身听到消息也赶紧回到土默特右旗人民医院，他们从医生那里得知甲醇中毒的症状与自己的身体反应很相似后，这才知道自己也已中毒，贺光荣、贺翻身、郭福英三人没犹豫，立即乘车赶到包头市第四人民医院。
3月11日早8时，贺天仁死在医院。
-贺翻身对记者说，在包头市第四人民医院他们三个人的诊断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甲醇中毒”
3月19日，内蒙古土默特右旗。
事过10天，“毒酒”喝死人的消息已传得沸沸扬扬。19日早8时，在土默特右旗一家“筱面馆”，记者向老板要48度的“红高粱”酒，老板说，他店里倒是有，可不能确定是否有毒，不敢卖。老板介绍说，在土默特右旗一带，老百姓的早饭就是吃碗筱面，多数成年男子都会买上一二两“红高粱”酒小抿几口，一些老人每天喝个三四两酒是常事儿。
在筱面馆附近一家商店，听说记者要买48度的“红高粱”，店老板很吃惊地看了看记者后说：“那酒有毒，你不知道？”记者问谁告诉他那酒有毒，店老板说开始他不相信大家的传言，就问街道工商所的一个熟人，那熟人说如果48度“红高粱”有毒，他们(工商部门)会通知各商店的。因为他的商店旁边有好几家筱面馆，大家都习惯喝48度的“红高粱”，他不愿意看到从自己商店出去的酒把人喝死，就让儿子亲自跑了一趟三间房乡。直到得到确切消息，他才赶紧从货架上把可疑“毒酒”撤掉。当记者询问他打算把撤下来的酒咋办时，老板诡秘地一笑说，等过了风头再卖。
19日下午，三间房乡上马召村。
忙完丈夫贺天仁的丧事，郭二女一下子消瘦了许多，邻居说她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郭二女家院子很大，4间平房和屋里整洁的摆设显示出他们家日子过得还算殷实，4岁的儿子手里拿了根葵花秆呆呆地看着记者进门。
郭二女仍然不能接受丈夫已死的现实：“好端端的怎么就给死了呢？”医院说是酒精中毒，派出所的人说是喝酒过量。可后来再问医生贺天仁是怎么死的时，医生却回答说，“有关部门”不让说，反正是喝酒过多致死的。工商所的人来那家小卖部没收可疑“红高粱”时，村民们小心翼翼地询问酒是否有毒，“工商所的人态度很横，说酒是否有毒得等到尸体检验结果出来后才能判断。”
3月20日，记者在上马召村杜五秀家的小卖部门前见到了已从包头市第四人民医院出院的贺翻身、郭福英、贺光荣等人，他们刚去乡里打听“尸检结果”回来，但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记者指了指小卖部很谨慎地问：“‘毒酒’就是从这儿买的？”贺翻身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跳过话题回答说，百分之百是工业酒精中毒，他(杜五秀)也不知道酒有问题。郭福英附和着说，杨军(死者之一)是他(杜五秀)的女婿。很显然，几个生性耿直的汉子并没有一股脑儿地把自己酒精中毒的怨气发泄到杜五秀身上。他们关心“尸检结果”只是想明白两个伙伴的死因，似乎并不在意自己遭遇的伤害，毕竟，与贺天仁和杨军相比，他们几个还算是幸运的。
贺翻身还对记者说，他们三个人在包头市第四人民医院的诊断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甲醇中毒”。
-警方初步判断，闹出人命的48度“红高粱”酒是用工业酒精兑水“酿”成的
杜五秀家的小卖部是一年前才开的，虽然店面不过十来平方米大，却是上马召村全村村民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主要采购地。小卖部进货渠道主要来自毛岱乡的“茂林批发总汇”，每次都是老板王茂林开车将所需的货物送来，这闹出人命的48度“红高粱”就是王茂林在2001年10月份送来的。杜五秀坦言小卖部没有工商营业执照，只有两个借来的许可证，一个是1997年10月土默特右旗卫生局发的“卫生许可证”、一个是烟草专卖局1999年3月9日发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王茂林的批发部在毛岱乡，里面日用百货差不多都有。附近群众告诉记者，几天前民警带走了王茂林，现在还没有放出来。王茂林批发部里的48度“红高粱”酒是从一个叫任建军的人那里进的货。记者在土默特右旗公安局了解到，王茂林、任建军两人已被刑事拘留，警方初步判断是任建军用工业酒精兑水造的“毒酒”。旗公安局赵副局长接受采访时很谨慎，他介绍说，究竟是甲醇中毒还是其它中毒，要等“生化报告”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公安局已经立案对此事件展开调查，案情尚不便透露。
土默特右旗工商、质监两部门对“毒酒”事件讳莫如深，不接受采访。记者遂多次通过熟悉当地方言的人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有人在电话中不耐烦地说，该抓的人都给抓了，没甚可说的。
记者从郭二女家的一份3月15日的报纸上发现，一篇题目为《土默特右旗演出惨祸喝白酒三死四伤》的文章里刊登了郭二女丈夫的照片，旁边配发了内蒙古工商局和消费者协会曾在2002年春节前对全区流通的商品监督抽查的结果，在抽查的198家经营场所的228批次商品中，检验合格的只有133种，平均合格率仅为58.3%。
-善良的百姓只怨自己：咱不喝酒，不就没事了吗！
贺翻身、郭福英他们出院时，医生一再警告他们还不到出院的时候，可他们还是执意办理了出院手续。郭福英说，医药费自己出，钱已花完了，2000多元的医药费几乎就是他们全家人全年的收入。记者问他有没有“讨个说法”的想法，郭福英很无奈地回答，讨个甚？咱不喝酒，不就没事了吗！
三间房乡68岁的农民杨富生告诉记者，他这辈子就只有喝酒这一个爱好。自从知道上马召村有人因喝酒丢了性命的事情后，他已经下决心把酒戒掉，再也不喝酒了。
在土默特右旗多天的采访中，记者目睹了某些执法人员“任凭你人命关天，我是例行公事”的职业冷漠。包括死者家属在内的所有受害者中，几乎都将“揪啤敝
